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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纪是中国和平崛起的世纪。伴随着中国经济、政治的复兴，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一股强劲的"儒学复兴"运动。全国人大通过决议，将清明、端午、中秋等传统节日定为国家法定假日；在中小学教材中，传统文化的内容开始占有越来越大的比重，一些地区的中小学中，还开展了国学经典诵读活动；教育部决定，将中国对外的汉语教学中心，一律改成"孔子学院"，到目前为止，已经有二百多所"孔子学院"分布在世界各地，向全世界人民传播中国文化；2008年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孔子的三千弟子齐声朗诵"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将儒学热推向了高潮。那么，在中国人民梦寐以求的现代化逐渐实现之日，为什么会反而出现一种以传统文化为主要内容的儒学复兴运动呢？儒学复兴会不会对当代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和民主化进程造成负面的影响呢？这一系列问题都需要我们进行儒学研究的学者给予回答，这样才能保证儒学复兴运动健康、顺利发展。 一、儒学复兴引起的"忧虑" 从上个世纪90年代逐渐展开的儒学复兴运动，在思想界引起了一些"忧虑"。"忧虑"首先来自于传统的"马哲"阵营，习惯于意识形态一元化时代的思想家，对于突然将曾经的评判对象变成共处的伙伴十分不习惯，于是不能以传统国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不能将儒学意识形态化，与马克思主义对立只能死路一条之类的指责不一而足。这类的忧虑集中到一点，就是担心儒学会冲击了马克思主义的"主导"地位。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方克立先生认为："用这样的观点来看今日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我认为将其定位为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的关系是符合实际的。不是把儒学看成是完全消极过时的负面意识，而是把它的积极内容转化为支援意识，这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有利的。"（《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三点看法》，《红旗文稿》2009年第1期）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是"主导意识形态"，而儒学则是"支援意识"，两者之间的关系是主导与服从的关系。另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许全兴教授指出："要区分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复兴'与作为学术流派的'儒学复兴'，前者决无可能，后者则有可能和需要。"（《"儒学复兴"之管见》）他在文章中具体解释说，儒学不能成为社会意识形态，只能成为一种学术流派。在当前形势下，不许儒学意识形态化是马哲阵营的一种"共识"。 另一种"忧虑"来自那些积极推进中国民主化进程的"西学"阵营，长期与"德先生"和"赛先生"为友，使他们对两千多年专制制度及其思想甚为抵触，担心儒学的复兴将会引起封建主义思想的回潮，传统的德治主义观念将会影响国家民主化进程，干扰了依法治国。形成于自然经济时代的儒学，可能会影响青少年对科学知识的尊重，妨碍国人对科学知识的热衷，使中国又回到"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时代。黎明先生是这方面的极端主义者，他说："中国孔儒，是中国人同样经过了两千多年的折腾才最终留下来的一堆具有完整体系的政治教条，可以说是中国文化中最集中的传统'毒瘤'，正是因为有了它，后来的中国人基本上与人类文化和文明的'真理、真实、真诚'的逻辑的主旋律完全绝了缘，从此，中国人不仅创造不了真正的科学，而且根本就不懂得什么才是人类的真知识、真道德、真伦理。"（《"活路"与"死路"--西方哲学与中国"孔儒"》）按照他的看法，儒学只是过时的政治教条，其中没有任何科学真理的成分，只能把人引向愚昧。他又说："我们完全可以这样来设想，如果西方文化从来甚至永远都不与中国人接触的话，将会如何？那么中国人就将永远地都只会惟一坚持孔子及其儒家的'文化'传统到自己的死亡……中国人就将永远都不会知道什么是真正的人人平等、言论自由、思想自由、学术自由、新闻自由、政治参与的自由、人权、宪章、宪政、法治、民主、自由、科学，普世价值，等等等等。"（《为什么中国人必须下大决心铲除儒家传统？》）儒家文化将永远停滞在古代社会，其中没有任何民主、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中国人如果想获得这些"普世价值"，只能乞灵于西方。 对于上述指责，我们不能只能仅仅看成是无端的挑剔，当职业从事儒学研究的学者尚无法对什么是"精华"、什么是"糟粕"给出一个比较一致的结论时，上述忧虑并非完全无益。笔者当然也没有能力超越群雄，当下就对如此复杂的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但是只想借此机会，就儒学在当代社会不能干什么和能干什么发表一家之言以就正于方家。 二、儒学不应当成为政治意识形态 意识形态是一个可以从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等多学科的角度诠释的概念。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强调意识形态是对经济基础的反映，并具有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性质。政治学家则更进一步，从政治体系的角度看待意识形态，"它把意识形态当作一种具有行动取向的信念体系，一种指导和激发政治行为的综合的思想观念。" 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具有明确的指向性的，可以直接指导政治行为的思想观念，可以激发本民族、阶级、阶层、集团所有成员的意志，使他们为着某种共同的目标而努力。在整个社会意识形态体系中，政治意识形态处于绝对主导的地位。其他类型的意识形态，如哲学、宗教、伦理、文艺等等，都必须接受它的指导和调节。因为政治意识形态是政治利益最直接的表现者，受到政治权力的直接控制。不同时代的政治权力掌握者，都努力运用自己手中的政治意识形态，通过家庭、学校、传媒、社团、政治符号对全社会的公众进行教化，从而实现"政治社会化"。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就是社会个体成员接受政治合法性信念，形成政治文化的过程。 政治权力合法性是政治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英国著名政治学家迈克尔·罗斯金等人认为，一个权力要想维持下去，就必须在社会上获得"合法性"，他在《政治科学》一书中指出："合法性是政治科学中最重要的观念之一。它最初含义是指国王有权即位是由于他们的'合法'出身。中世纪以来，合法性的意思增加了，它不再只是指'统治的合法权利'，而且指'统治的心理权利'。现在的合法性意指人们内心的一种态度，这种态度认为政府是合法的和公正的。" 当然，任何政治权力的建立，首先要有一定的暴力基础，但是仅仅依靠暴力维持的政权是难以持久的，因此它必然会运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在人民心目中树立自己权力的合法性依据。美国当代政治学家莱斯利·里普森认为："面对权力，公民们还有支持或者反对的选择，面对权威，服从则是每个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抵制权力是合法的，抵制权威则是不合法的。如果说权力是赤裸裸的，那么权威就是穿上了合法性外衣的权力。" 在古代中国，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就成为历代王朝的合法性基础，也就是说，成为古代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直至清王朝的灭亡。由于儒学的这种特殊作用，使儒学形成了特殊的传播方式，即紧紧地依托于政治权力机构，利用权力作为学术发展的动力。在当代国学复兴，儒学重新获得了合法身份的时候，一些急于恢复中国传统文化的学者，很自然地也想到了简单地照搬古代的经验，仍然在国家的特殊政策下发展。所以恢复儒学"国教"地位，使儒学成为当代政权合法性基础之说，使一些激进的"新儒家"学者，具有了"儒教原教旨主义"的色彩。笔者认为：儒学重新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在当代中国不仅不可行，而且也不利于儒学自身的发展。 从不可行的角度看，当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由共产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社会的惟一合法性基础。所以儒家原教旨主义者一出笼，立即遭到了马克思主义者们的迎头痛击，指出儒家文化只能成为现代化建设事业可资利用的文化资源，但是绝不能允许儒学意识形态化。所谓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是指不许儒学染指政治权力合法性依据的地位。其实这里所说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一说并不确切，因为儒家无论作用政治、哲学、宗教、伦理、文学中任何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的语境中，都属于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决定人类社会发展的是两对基本矛盾：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考察这些变革时，必须时刻把下面两者区别开来：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种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 显然意识形态包括多方面的内容，儒学无论作为哲学、宗教、伦理、艺术中的哪一种，都应当包含在意识形态范畴之中，说防止儒学意识形态化，实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原理。其实这些作者想要表达的观念是：不允许儒学成为国家的政治意识形态。作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依据，各种意识形态都有论证的作用，但是最主要的功能，还是由政治意识形态发挥的。古今中外的各种政权，其政治意识形态都是惟一的，但是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也允许其他各种意识形态存在。中国古代儒家取得了"独尊"的地位，但是法家、道家、兵家、佛教、道教……等等意识形态的元素仍然存在。而当代实行思想自由政策的西方国家，也毫不犹豫地宣布，其政治意识形态形态只有一种。正如亨廷顿所说："人们常说美国人的特点就是笃信'美国观念'所体现的自由、平等、民主、个人主义、人权、法治和私有财产制这样一些政治原则，由这样的信念团结在一起。……理查德·霍夫斯塔说得最简明扼要：'我们国民幸运，没有几种意识形态，而只有一种。'" 所以有中国学者认为："在任何国家，作为政权合法性依据的官方意识形态只有一种，这里探讨的主要是作为政治统治工具的官方意识形态。" 因此，在政治意识形态之外存在着其他各种哲学、宗教、伦理、文学的意识形态是必然的。 从儒学自身发展的角度看，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并非一种学说发展的幸事。古代儒学取得了令其他学说忌妒的"独尊"地位，但是恰恰是这种地位也在很大程度上窒息了儒学自身的发展。除了统治阶级利用的特殊原因，就一般政治意识形态的本质属性而言，作为政权合法性的依据，要求其政治意识形态必然是稳定的、相对便于操作的，这样才会出现董仲舒所希望的"上有所持"，"下知所守"，"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书·董仲舒传》)但是儒学也因此付出了代价，国教的特殊地位和儒者国民最高阶层的身份，使得汉代以后的儒学失去了先秦儒学的变革、抗争精神，失去了很多自我否定、创新的机会。到了中国帝制社会后期，"科举制"、"八股文"、"四书五经"成了桎梏人们思想的工具，所以谭嗣同才喊出"焚诗书以愚黔首，不如即诗书以愚黔首"。此时似乎除了"打到孔家店"，已经几乎没有思想变革之途。 从发展中国家的历史经验看，原教旨主义的路径也不是现代化的可通途。在中国进行现代化的艰苦摸索同时，中东的伊斯兰国家，南亚的印度也在进行同样的实验。20世纪60年代以后，这些国家同样遇到了现代化的瓶颈，在强烈的传统宗教影响下，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和印度教原教旨主义甚嚣尘上。但是历史的经验证明，尽管是出自轴心时代的古老文明，但是原封不动的照搬照抄，与盲目模仿西方的经验一样不可行。印度、中东国家现代化进程的严重挫折，已经昭示后人原教旨主义的道路不可行。 儒学毕竟诞生于2500多年以前，又经过了2000多年帝制社会思想家的反复注释，今天已经很难确定哪些是孔子的"原旨"，哪些是后人的添加。既使全是圣人的原典，直接用来指导21世纪的现代化建设实践，也难免缘木求鱼，南辕北辙。从这种意义上讲，某些崇尚"西学"专家的忧虑并非全是无的放矢，保持对原教旨主义的一定张力也是必要的。 三、儒学应当成为国民文化的终极价值 根据维基百科："在社会研究中，政治意识形态是一组用来解释社会应当如何运作的观念与原则，并且提供了某些社会秩序的蓝图。政治意识形态大量关注如何划分权力，以及这些权力应该被运用在哪些目的上。"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职能是对政治权力的合法性进行论证，直接规定调节各社会利益集团关系的原则，对于社会其他意识形态也有指导作用。但是政治意识形态不需要，也不能够承载其他意识形态的功能，否则就不需要哲学、宗教、伦理、文学等等其他意识形态了。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所谓精神家园，笔者以为就是终极价值，除此之外难以作其他解释。什么是终极价值？一般认为就是一个文化体系中最高的、最后的、不证自明的思想依据。例如基督教中的"原罪"和"救赎"，伊斯兰教中的"认主独一"等等。中华文化以儒家为例，"刚健有为"的奋斗精神，"厚德载物"的宽容品格，"仁爱和平"的民族性格，"以人为本"的入世倾向，"以和为贵"的群体和谐意识，"以礼为序"的差等观念，"经世致用"实践精神，"民贵君轻"的人本意识，"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等，都是中国文化的终极价值。当代中国出现的国学热、儒学热，就是广大群众在经济复兴的同时，努力追寻终极价值理想，解决"我们是谁？"的文化认同运动。 历史上曾经一些迷信权力的狂人，也曾试图利用权力创造一种终极价值，如秦始皇和李斯搞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但实践证明只能是短命的。在当代"科学独断论"的影响下，也有人试图用科学的方法为文化体系提供终极价值，但是科学的本性是实证的，价值的本性的是超越的，用科学方法证明出来的终极价值，总是很快就在实践面前露出了马脚。所以终极价值的来源，目前看尚无出马克斯·韦伯所说"先知神启型"和"道德楷模型"两大类型。西方国家走的是"先知神启型"的道路，康德用严谨周密的哲学理论证明，人的思维不能用于"自在之物"，故道德伦理只能用实践理性来解决，也就是信仰上帝。 在康德以后，西方文化体系中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走上了二元化的道路。尽管科学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基督教信仰仍然是全部文化体系的终极价值。中国经历了春秋战国的思想巨变，再想恢复传统神灵的神圣性已经不可能，中国人沿着孔子、孟子的思想轨迹走上了"道德楷模型"卡里斯玛模式，具体表现就是中国古代社会长期流行的"圣贤崇拜"。《礼记·祭法》："夫圣王之制祭祀也：法施于民则祀之，以死勤事则祀之，以劳定国则祀之，能御大菑则祀之，能捍大患则祀之……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这实际上是对古代宗教中圣贤崇拜的理性化解释，那些被世代祭祀的圣贤，如神农、燧人、有巢、社稷、烈山、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等，都是因为他们有功于族人，所以世代香火不绝。后代祭祀他们，并非因为他们是何方的神圣，而由于他们是本民族的英雄。这些圣贤的英雄业绩，其实正是整个民族长期实践的结晶，虽然不是出于某某神祇的启示，但是具有与先知预言一样神圣的效力。孔子、老子等先哲在轴心时代写出的经典经过了几千年的历史检验，已经变成了不证自明的公理，可以成为全体国民日常生活的精神指南。 一个民族、一个社会必须根据时代的发展和社会的变迁，不断修正自己的前进轨迹，变革社会制度。但是一个民族、一个社会无论如何变化，总会有一些基本的东西不能变，或者说不会变，这样才能保持其特有的民族性，稳定社会。西方国家在文艺复兴时代，对黑暗的中世纪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基督教受到的冲击绝不亚于儒家文化。但是基督教并没有因此消亡，除了少数思想家走上了无神论的道路，大多数思想家则是走向改造基督教，重新诠释基督教的道路。欧美主要发达国家，都走上指导国家政治生活的政治意识形态与指导公民道德生活的终极价值分途的道路。在启蒙运动中激烈批判基督教的思想家卢梭，朦胧地提出了一个大胆设想--建立"公民宗教"（Civil Religion）。他说："每个公民都应该有一个宗教，他信仰的那种宗教能够使他们热爱自己的责任，这却对国家关系重要大。" 在他看来，没有宗教信仰的人，就是一个没有道德的人，一个不遵守法律的人，也就是一个无恶不作的人。所以公民都应当信仰宗教。但是这个宗教不是中世纪那种排他性的基督教，而是经过宣言重建的"公民宗教"，"公民宗教教条应该简单，条款不多，词句精确，也不必注释。全能的、智慧的、仁慈的、先知而又圣明的神明之存在，未来生命，正直者幸福，坏人遭惩罚，社会契约与法律的神圣性，--这些都是正面的教条。反面的教条我只把它限于一条，那就是不宽容。它是属于我们所已经否定过的宗教崇拜的范围之内。" 经过教外启蒙思想家和教内宗教改革家双向努力，"公民宗教"的实践在欧美大多数国家已经基本实现。一方面国家制定宪法规定了政教分离的原则，防止任何宗教再度获得国教的特殊地位，另一方面基督教作为整个欧美政治文化的底色，成为政治权力合法性的文化符号，道德理论的终极依据，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起到了稳定价值、和谐群体、消解矛盾、提供理想的作用。 当代中国正处于急剧转型、高速发展的时期，我们国家用30年的时间走过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历程。但是不可否认，在高速的发展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严重的社会问题，其中社会两极分化、惟利是图、环境污染、资源浪费等等问题是任何国家现代化过程中都难以完全避免的；而价值紊乱、诚信缺失、心态冷漠、人伦失范等等问题，则是传统文化断裂，社会转型急剧所造成的中国特有问题。儒学的复兴恰恰是对症下药的一剂良方，1948年，德国历史学家雅斯贝斯揭示了"轴心时代"这样一种文化现象。他指出：在经历了史前文明和古代文明以后，在大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的时间内，在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些最不平常的历史事件，以后"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 无论在社会生活还是在个人精神生活层面，经过现代意义诠释的，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可以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文化资源，使我们重建起建设现代化社会的终极价值，稳定社会，平衡精神、和谐家庭、消弭矛盾，这是儒学可能也应当发挥的社会作用。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国际儒联普及工作委员会主任 张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