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學的普遍性 儒學是中國人立身處世的學問,也是中華民族不死的精神支柱。在歷史上,它起於中國,但決非只為中國人所有。因為它立足於生命,主張人當先了解自己,知道自己在家庭和社會中的位置,然後修養自己、充實自己,通過具體的實踐,努力完成自己的本分。在這個過程中,隨著自己的成長與成熟,便可擔當歷史運命,回應時代挑戰,確立軌範,創造新思,以守護傳統及一切有價值的文化。胸襟廣濶,思想深遠,上通於古,下貫於今,這就是所謂「內聖外王」與「天人合一」;其實就是把為己之學、修身之學、立德之學、明道之學與通經致用之學、為政之道、處事之道、教化之道,合而為一。此中所展示的,並非理論與應用的關係,而是生命的成長、氣質之變化、能力之提升、心量之擴濶、與對客觀世界所反映的價值之洞察,知其糾結,有化解之力;推動歷史,走向理想,以完成自己的使命與人生意義。由內而外,亦由外而復歸於內。關鍵在自己的領悟:是甚麼人,就會做甚麼事。這個道理,凡有生命者莫不知而喜之,樂而行之,所以有其普遍性。 二、歷史的遺憾 可惜這種強調通過個人成長、內外互動以達至內聖外王(亦含天人合一)之學,自先秦儒家提出之後,在歷史上一直未能得到很好的體現,反而不斷在兩端擺動,造成矛盾和斷裂。漢武帝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似乎使儒學之外王事業達於頂峰,但由於缺乏踐履者之內聖工夫之支持,變成與政治利益、現實利益結合,神魔不分。如一經之疏,多至百萬言,班固即評為「利祿之路然也」。結果儒家之經典愈流行,愈走向形式化,脫離生命,雖稱為經學,其實只是一外殼。有見及此,宋明儒學就要把這一方向扭轉,直承孟子,「先立乎其大者」,點明心性,以為外王事業立根;並建立道統,以得心性之傳者為正。「性即理」不如「心即理」,朱陸之爭以王陽明之致良知之教結束。這無疑是一大翻轉,但外王方面,則乏善足陳,儘管培養出一大批士君子以其人格對抗腐敗之朝政,但無補於宋明之亡。 三、宋儒之道統與儒者的命運 是內聖不足,還是外王太難?直到近一百年,新儒家起,歷史又再回到春秋、宋明的老路,面臨異族之挑戰。在春秋時代,漢民族所面對的是夷狄,孔子要守護周文,曾一度讚許推行「尊王攘夷」政策的管仲。這並非出於民族主義,而是兩種文化的差距:中國較為先進,自然不能以夷變夏。及至宋明,外患更為深重,除了北方的遼、金、蒙古之外,更有從印度而來的佛教。形勢險峻,所以宋初胡安定、孫明復、石介等人,皆重《春秋》,以立王道,兼斥佛老。但王道畢竟不是通過概念來建立的,沒有這種能力和內涵的人,墨守《春秋》的王制有甚麼用?其後宋儒建立道統,就是要在政統之外,另立文化綱紀,以為知識分子的精神家園,並對抗現實政治。這可說是藉道統來支撐人道,讀聖賢書,就是要挺立人格;但卻形成儒者先天的悲劇性格:在現實的壓逼之下,踽踽獨行,令人淒酸。 四、早期新儒家的努力和挫折 近一百年來的新儒家,從大端來說,就是繼承了宋明這一個讀書人的傳統。儘管最早的梁漱溟的文化哲學並沒有明確歸屬到超越而內在的心性,只說生命意欲,但卻有一股強烈的時代意識與對中國文化的愛護之情,並且身體力行,所以被艾愷(G. Alitto)評為「最後的一個儒家」。他對西方的都市文化深惡痛絕,主張革命要從鄉村建設開始。但由於缺乏社會基礎,他想像中的社會格局已經失去,他的教育事業不能不從歷史中退出。繼梁漱溟而起的馮友蘭、熊十力,前者借重西方的邏輯思維、實在概念,重建中國的形上學,雖能自圓其說但卻抽空了中國哲學的生命實感,只餘下一個架子,所以遭受到後者「把本體作共相」的批評。熊十力認為:「萬物本原與吾人真性本非有二」,把傳統的天人合一歸結到本心、性智,以此為無盡寶藏,然後重建人之自尊與自信,對應西方之科學主義、懷疑主義、心理主義與非理性主義,打通天人之隔,立萬有之基,這可說是一種繼宋儒心性之學而重建本體的工作,而且不須借重西方資源。 但是,歷史不可能後退。近一百年來中國知識分子念茲在茲的,其實是在西方文化的強勢壓力下,如何存亡繼續?這一方面是民族的,一方面是文化的。先秦儒家已經揭示:唯有文化不死,民族方可不亡,所以必須開出外王,以來遠人。埋首經典,如王船山,即使提煉出真知灼見,還是要改革現實,即所謂乾坤並建。王船山不滿於宋明儒的空疏,不欲再談心性,但閉門讀書,除了傳統資源之外,還有甚麼辦法?不能走出傳統格局,他的著述,便只能藏諸名山;一點孤懷,只能獨明。由此說到熊十力,他的智慧再高,但他面對的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夷狄,而是完全異質的西方文化,挾船堅砲利而來,全世界都承受其壓力,不釜底抽薪,是無法對抗的。這不是單用傳統的思維,講體用不二就能去除。 五、舊格局必須打破 這個壓力是甚麼呢?就是西方文化不但有一套器用、技術、社會組織、政制,還有他們的價值觀、精神嚮往。簡言之,除了科學、民主之外,還有人權、自由、宗教與哲學;單講心性之體,是很難與西方溝通對話的。何況我們在現實上失敗,被人視為落後,國家正面臨被西方列強瓜分的危險。在這個時候談心性,是不切實際的,很容易重蹈晚明的覆轍。外王的局面不錯是由內聖開出,但必須打破原來的格局或符號結構,以釋放生命力。這就是新中國革命的興起,以新文化、新觀念武裝的民族主義登場。對中國來說,這是翻天覆地的變化,完全顛覆了歷史的符號。 六、五八年發表的《中國文化宣言》 新儒家堅守孔孟之傳,當然不能接受這場變化。他們深知:救亡當是文化上的救亡,而非只是民族的解放;若離開我們的道統,我們的生命立足於何方?這是存在的惶惑,也是歷史的悲情。這只有把我們的文化,提升到一個國際水平,與西方對話,以顯示我們的特色、高度和深度,才能贏得西方的尊敬。所以,在一九五八年,新儒家的代表人物: 由於新儒家發表這篇宣言時,他們正從現實上退出,生活非常艱難,精神上亦非常孤獨,但卻顯示了他們的自信。如孔子在陳絕糧,弦歌不輟。這證明真正的智慧是產生於憂患的,唯有經歷大痛,才有真知灼見。 七、新儒家的貢獻與現實局限 自此之後,新儒家各自努力,埋首著作。但都不約而同,取徑西方或容攝西方。但目的都是接上孔子,接上宋儒,而非改造。如牟先生,借用康德《純粹理性批判》中現象與物自身之區分來表述他的兩重存有論,但又賦予了新的內涵,使之不相對立;又以「智的直覺」來表達此本體之用,又借用佛教《起信》、《唯識》之義,一心開二門,非常圓融,即活動即存有。經此改造,儒家之內聖之學達於頂峰,可以說是向知識儒學、系統儒學進發,足資學者研究,但外王則始終無辦法。因為在現代社會從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工作,都已經專業化,不可能通過「良知之自我坎陷」就能開出。這只能從一切外王工作須要有一超越的道德精神為根上說,但這卻不一定是「坎陷」。比較起來, 這就是新儒家的寂寞與悲哀。儘管他們已傾注全部心力,作出輝煌貢獻,但走不出宋明以來的儒者格局,即只能在心性領域上下工夫。儘管在觀念上有突破,建成體系,但在行動領域上卻日益退守。因為社會結構已變,在西方的專業化、理性化、世俗化的催動下,人人向功利價值狂奔。儒家的良知,已經隱沒;縱有傳統意義上的儒者,如 不過,新儒家的貢獻畢竟是巨大的。唐牟之外,其實還有許多人分別在其位置上有所付出,如錢穆、 八、百年儒學的檢討 如今,中國文化該往何處去?經歷了百年國運、百年國史,儒家的角色已大有變化:早四十年是中西文化對峙、論戰、比附、與尋求建立自己模式的階段,儒家不甘被醜化、被詆毀,及被逼要承擔使中國落後、倒退之罪名,於是起而抗爭。這最初可以以梁漱溟、 這個「根」是甚麼呢?用 九、知識儒學不能解決現實問題 按理,重建道德規範,重建健康的人格,十分重要。政府和民間都意識到問題嚴重,十多年前已提出要加強素質教育,以挽救日益沉淪的社會。問題是苦無方法,傳統的道德教育已被推翻,新的概念還未進入人心,如何發揮作用呢?何況受到西方自由主義與理性主義的影響,現代人都不喜歡接受別人的價值觀念和意識形態,都要求獨立思考,實際上是自我中心,大家都很難溝通。西方社會所發生的精神孤獨問題,在中國已完全出現。正如韋伯所指出:當代的資本主義社會是一個解咒的時代,沒有了頭上的價值光環,人人都以工具理性相交。這樣的社會當然走向虛無。 這時候即使引入四十年前第二代新儒家的思想也沒有用,因為他們著眼於形上體系的建立,已退出社會。儒學的理性化、系統化雖然十分高妙,但就是不能通向現實。為了迎入西方價值,新儒家可以把科學、民主看成新外王(此義,徐復觀特加強調)。但是,兩個完全異質、不同脈絡的文化究竟如何調協?良知如何直通西方的自由、民主?恐怕不是在觀念上撥轉那麼簡單。橘逾淮則枳,東方民族真要學到西方價值,恐怕還有一段旅途要走。簡單來說,新儒家的知識系統不能解決現實社會問題,尤其是虛無。 十、歷史給予中國文化再生的機會 依《易經》說法,一切變化都要看「時」,所謂「天下隨時」,君子「待時而動」;時不至,雖孔子亦無辦法。中國講身心性命之學數千年,內聖之學登逢造極,就是外王不理想。這也許是中國文化之優點,但反過來也是中國文化的缺點。西方的器用之學很有成就,科技已成為創造現實價值的武器,其地位已上升至為現代人所膜拜的神,但就是無法平伏現代人的心。這兩支文化如能互補,也許正是未來人類的理想之路。但一百多年來,這兩支文化都不能平心靜氣的理解對方,反而爭強鬥勝,結果兩敗俱傷。中國吃虧於前,西方如今亦亢龍有悔:其社會質素已經變壞,教育只講知識:青少年吸毒成風,行為放蕩,縱有民主亦無補於事,因為前路茫茫。去年發生的金融海嘯,更足以說明這種放任的自由主義經濟只有闖禍,不可能自我約制,更不要說在許多方面已經積重難返。美國若還想主導世界,那是痴人說夢。從「天下隨時」之角度看,中國再生的機會到了。 十一、儒學復位:向生命回歸 但再生不是為了爭霸,而是證明我們的文化有其真知灼見:從一開始就是要塑造一個有道德、有文化、有修養的社會,以改變人的原始野蠻和野心,這才是真正的文明,而不是享樂和佔有。這是生命儒學,扣緊生活、人倫和文化而言,由此所開出的外王社會和現代西方的便很不同,不會有能源危機、生態危機、社會價值危機和生命危機。問題是如何把這種「外王」開出來?這就須要教育:人性教育;亦即孔子所做的開發性情的教育、變化氣質的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化民成俗,讓美好的價值不是停留於概念,而是深入生命,幫助每一個人 我們認為:這就是我們當代儒者該做的事。這是生命教育,生命成長的教育,而不是知識化或系統化了的心性之學、本體之學。固然,心性之學可以成為教育行動的超越的前提,但不能如此簡單地由形上概念直貫到人生,不能將兩者的關係視為「體用不二」的分析語句。能反省自己、提升自己,或對應別人、教化別人、有具體成果,才是真正的生命儒學。此中關鍵,不是先鋪陳理論,先作理性化、系統化的表述,那是專業學者,或哲學家之所為,不可能深入社會。社會已病,我們更需要的是能進行生命教育的老師。由於儒家對生命成長有正確的、健康的價值觀念,而且明白這些價值由何而出?不會顛倒錯認,更不會附勢趨炎,所以很值得我們推廣。張載說: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正是要幫助後來的人認識自己,找到自己的方向。生命不可錯認,生命的價值尤須珍惜。我們幸而生而為人,便要知道做人的莊嚴使命。 我們認為:這才是新一代儒者的外王事業。改造社會,不能只看政治改革、經濟改革。正如孔子所指出:問題不在制度,而在人心。「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從根上起教,才是真正的萬世之基。空言理論,只有相諍;捨近圖遠,只有顛倒。 茲乘「百年儒學」會議之便,把我們的意見寫出,向大家請教。五十年前,有新儒家的〈中國文化宣言〉,當時是為中國文化爭一席之地;今天已經不須爭,反而須要的是實踐。直承孔子,作生命成長的教育;走出學院,走出西方的專業化思維,由基礎做起,由社會人際關係做起。以生命感受生命,以性情呼喚性情,外王才不會空說。只有社會上有了更多性情健康的人,一切負面現象的消除才有希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