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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在系统分析了儒家知行观、民本观、和谐观、德治观、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重要思想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影响后，指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并被中国化，正是由于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思想和民族特性紧密结合，使其相互交融、发展，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仰。但是，也要认识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它本身不是一个儒学的理论体系。我们要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继承，吸收其中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品质，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 [关键词] 儒家知行观、民本观、和谐观、德治观、社会理想 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在中国革命、社会主义的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实践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产物。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构成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完整体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在这个丰富和发展的过程中，既总结和提升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实践智慧，凝结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探索，同时也揉合了许多中国传统文化的元素，其中也包括儒学的因素。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者向来十分重视继承和吸收优秀的传统文化。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毛泽东就指出：“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早在形成之时就对夏商周的文化遗产进行系统反思、清理和归纳，而且在发展过程中完成了对道、墨、名、法、阴阳等学说的综合吸收，经过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和宋明理学的理论整合与提升，儒学不仅成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而且深深地植根于中华民族的文化血液中。正是由于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特殊地位，使其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重要思想资源，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也包含着诸多儒学因素，呈现出马克思主义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本文仅就知行观、民本观、和谐观、德治观、社会理想等几个方面，谈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因素。 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知行观因素 认识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在中国哲学史中表现为知行关系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正确把握认识与实践的关系，提出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这一思想路线具有极其丰富的科学内涵，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其中所蕴含的儒学知行观的合理因素。 整体而言，儒学知行观强调知与行的协调一致。不少儒学先哲均保有以行为本、知行一致的思想旨趣，讲究“经世致用”，以达天下治平。诸如“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知明”则“行无过矣”，就在一定程度上肯定了行对于知的基础性作用，同时也强调了知对于行的指导作用。“知行常相须，如目无足不行，足无目不见”，“方其知之而未及行之，则知尚浅。既亲历其域，则知之益明，非前日意味。” 以目与足的相互依赖性，譬喻知与行的密切相关、互相促进，在一定程度上表述了知行不可分割的对立统一关系。这与马克思主义认识和实践辩证统一的思想有着相似之处。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儒学知行观予以批判性继承。比如，毛泽东同志于1937年所写下的光辉论著《实践论》，副标题就是“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再比如，“实事求是”是最早出现于《汉书》《河间献王德传》的一个词 ，明清实学思潮兴起后被重新提出，并得到系统阐发。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赋予“实事求是”以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解释，使之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简明概括，成为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基本精神的中国化表达形式。因此，邓小平同志指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 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民本观因素 民本思想是儒家理论的核心，是影响中国治国安邦大业达几千年之久的政治思想。儒学中民本思想的内容大致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重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 “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这些均是强调民众对于国家的重要。二是“亲民”。认为“民可近，不可下”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 ，“有社稷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 劝说统治者要亲近民众，不能远离民众，要时刻得到民众的支持。三是“惠民”。“民以食为天” ， “为政于天下者，在乎富之、善之”，“君子任职则思利民” 。只有富足百姓，争取民心，才能做到国泰民安。 中国传统民本思想强调的重民、亲民、惠民是围绕君主与臣民这一对关系展开的，实质是统治阶级的用民之道、御民之法、愚民之术。但民本思想反映出儒家学者和政治家在一定程度上对民众疾苦的体察和对民众力量的认知，包含着我国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有一定的历史进步性。中国共产党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中提出的“以人为本”即“人本”思想，强调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本质上是对人在社会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与作用的肯定，充分体现了尊重人、解放人、依靠人和为了人的价值取向，与用民、御民为目的的儒家民本思想有着本质的区别。同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儒学“民本”思想进行更新和改造，吸取了重民、亲民、惠民思想中的精华，抛弃其用民、御民、愚民的糟粕，是对中国儒家民本思想的批判性继承和发展。 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和谐观因素 和谐是中国儒学文化的核心思想之一。儒学和谐思想的基本内容，一是强调“天人合一，万物一体” 之“和”为最高境界，倡导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这就是儒家著名的“太和”理论。二是提出“和而不同”，“和则生物，同则不济”的思想观点。强调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 “和而不同”并非放弃原则，而是争而有道，其结果应当是双赢甚至多赢。三是特别强调“人和”的重要性，强调在“天、地、人”相互和谐中“人和”最为重要，并衍生出儒家“中庸”的价值观，要求“统筹兼顾、各得其所” 。 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吸收了中国儒学文化的和谐思想，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大战略思想。“和谐社会”理论强调社会的各个系统及人与自然要保持协调、和谐，这与儒学“天人合一”思想有某种契合之处；“和谐社会”理论强调，我们建设的不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差别的均质社会，而是一个多样统一、和谐共存的社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生动有序的社会。这个社会，既包含各方面不同利益，又能把错综复杂的利益关系处理妥当，形成一个活而不乱、和而有序的状态。这与儒家学说中“和而不同”的思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和谐社会”理论，强调要坚持统筹兼顾，正确认识和妥善处理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各种关系，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统筹中央和地方关系、统筹个人利益和集体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充分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这也充分吸收“中庸思想”的智慧。“和谐世界”理念的提出也彰显了儒学文化自身具有非侵略性的传统，即国家之间、民族之间要以团结互助、友好相处为最高境界。“和谐世界”理念不仅符合儒学文化的一贯传统，更是当今世界发展潮流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与愿望，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鲜明亮点。 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儒学德治观因素 德治是儒学政治思想的一项重要内容，千百年来，影响深远。儒学中德治思想的内容可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强调德治的重要性，重视道德教育。孔子认为：“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 。意即统治者若能把德作为治国的基本理念和原则，国家的秩序就会像天上的星体那样有序和谐。二是德、法相济，以德为先。“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强调用道德去教化百姓，用刑罚来制约百姓，使百姓不但有“羞耻之心”，还能从内心构筑起抵御一切诱惑的坚固防线。三是强调执政者的率先垂范。“政者，正也。子率以正，孰敢不正？” 。“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要求国家的所有官吏及一切行政人员作一个“有道德”的人，并以身作则，改善社会风气。 儒学的德治思想，从本质上来讲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其目的是维护封建统治。但儒学的德治思想也有积极的成分，比如重视对执政者道德的要求，重视德育等。中国共产党人批判地继承了儒学德治思想，逐步形成了中国特色的“德治”思想，使之成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是高度重视道德建设。毛泽东同志在1957年制定的教育方针中，就明确把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劳动者作为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四有”新人的任务。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治国方略，中央颁布了《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推动全民道德建设。胡锦涛同志提出要大力弘扬以“八荣八耻”为主要内容的社会主义荣辱观，提高全民族思想道德水平。我们党十分重视执政者的道德建设，强调选拔使用干部必须德才兼备，以德为先。这些都闪烁着儒家“为政以德”思想的光辉。 五、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的儒学社会理想因素 早在两千多年前，中华民族的先哲们就开始描绘大同、小康的理想社会蓝图。《礼记》中记述的孔子的社会理想：“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能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小康”一词，最早出自《诗经》 “民亦劳止，汔可小康。” 儒家把比“大同”思想较低级的一种社会称作小康。《礼记》中记述孔子的说法：“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货力为已；大人世及以为礼，城郭沟池以为固，礼义以为纪，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妇，以设制度，以立田里。”“是谓‘小康’。” 这是指一个老有所养，黎民生活富足的社会。不论是大同还是小康，都是古代先贤对人类理想社会的憧憬，在两千年后的今天看来，它仍然是人类关于美好社会所写下的最优美、最动人的文字之一。它作为一种社会理想，有着广泛的社会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底蕴。 儒家的社会理想，对后世影响很大。清朝末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提出，人类社会是一个从“乱世”到“升平”再到“太平”不断更新、发展、进化的历史过程。其中，“升平者，小康也”；“太平者，大同也”。康有为的小康社会思想既吸取了古代儒家的社会历史理想，又融入了资产阶级天赋人权与平等的政治观念，还结合了空想社会主义等东西方理论的内容。他还提出了一系列的社会改造方案。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这种“社会理想”只是空想社会主义，是不可能实现的。毛泽东就指出：“康有为写了《大同书》，他没有也不可能找到一条到达大同的路。” 实践证明，只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才是科学社会主义，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能带领中国人民走向小康、大同的理想社会的道路，即“经过人民共和国到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到达阶级的消灭和世界的大同” 。 在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党的几代领导人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进行了建设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实践与探索。毛泽东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虽然没有谈到小康，但他赋予“大同”以全新的内涵，即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共产主义社会。为尽快实现中国的富强，他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不仅提出了小康目标，而且还赋予它新的时代内涵。邓小平明确提出了“三步走”实现中国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其中的“第二步”就是实现小康社会。这个小康社会，既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儒家所设计的小康社会，也不同于康有为所设计的小康社会，是一个以公有制经济为主体、共同富裕为目标，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继承并发展了邓小平小康社会的思想，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胡锦涛为核心的新的领导集体，根据新的形势、新的背景和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一步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任务。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实践不仅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的科学设想，而且弘扬了中华传统儒学文化的理想追求和价值取向，积淀了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彰显了儒学思想的理论精华，是传统儒学和现代文明的结晶。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传播、生根、发展并被中国化，正是由于深谙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民族历史文化、优秀传统思想和民族特性紧密结合，使其相互交融、发展，从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赢得了中国人民的衷心拥护和信仰。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的实际和中国的实践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进行理论创新，但是这种创新不是历史虚无主义，不是抛弃传统。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大力推进理论创新，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鲜明的实践特色、民族特色、时代特色。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宣传普及活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但是，同时我们也清楚地看到，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以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为基础的创新理论体系，不能把它归结为儒学理论，或者看成各种儒学因素的集合。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最新发展，它本身不是一个儒学的理论体系。我们要杜绝不加分析不加区别地对以儒学为代表的传统文化的盲目崇拜，以科学辩证的态度对儒学进行批判性继承，真正吸收儒学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优秀品质，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视角作出新的诠释，并赋予马克思主义以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通俗易懂的民族形式，更好地促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大众化。（作者单位：中国浦东干部学院 本文选自“马克思主义与儒学高层论坛”论文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