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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张立文先生主编的《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 人类延续发展到今天，不得不面临生态危机的严重考验，无论何种制度、何种文化，面对世界性的资源枯竭、气候变暖、水生态环境的恶化、沙漠化严重、物种大灭绝、食品安全等问题，其共同治理的心愿无有二致。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可以看作是我国对生态问题意识和生态文明期许的集中表达。我们不禁要问，造成这样的环境恶果，是谁之过？一般认为，现代科技的发展、工业文明的兴起、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扩张，加之人类征服自然的无限的宰制欲，共同导致了我们今天面临的环境危机和生态问题。然从根本上讲，这些原因只是西方文化崇尚智性、主张征服的二元对立思维模的具体表现，生态危机根本实质是作为主导文明的西方文化的危机。因此，要改变现状，除却具体的措施外，更应从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上对其进行补偏救弊，即应回望曾经被弃如敝履的中华文明，从那里获得思想资源和灵感启示，使其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崇仁爱、重生命、归和谐的价值观与西方文明自觉调试与结合起来，以使文明朝着更为健康的方向发展。 面对生态危机，儒学不失时机地发出了自己的声音。近由张立文先生主编、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的《天人之辨——儒学与生态文明》，可看作是儒学对生态问题应对的掠影。本书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和韩国高等教育财团联合主办的“国际儒学论坛•儒学与生态文明”大会论文中精选出33篇集结而成。它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不同经典出发对儒学深蕴的生态智慧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展现了儒学的独特魅力与现实潜力。下面仅就所见略谈一些粗浅的体会。 一、“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 在中国古代哲学的视域中，“善言天者必有验于人”，言“天道”必关乎“人道”，言“人道”必追溯“天道”，天人一体、相通不二，虽也有主张“天人相分”的观点，但终没有成为主流。在中国古人看来，天地并非是一个冰冷的客观存在物和纯粹的客观认知对象，而是孕育出万物包括人在内的一个大生命体。天地是万物之源、人生之本，它以生物为心，有其内在的价值；人作为天地氤氲出来的万物之灵，赞助天地之化育，帮助天地实现其内在价值。这是天人之所以合一的深层依据。由于天地是温情脉脉的人文本体，因此人通过体会天地之心，油然而生发出一种敬畏、感恩、仁爱的情感。如王阳明所说：“见孺子入井必有恻隐之心，见动物觳觫哀鸣必有不忍之心，见草木摧折必有怜悯之心，见瓦石毁坏必有顾惜之心。”这种“万物一体之仁”，是因万物与人一样本是同根共源，皆为天地所生，是一大的生命共同体。 该书中有诸多学者都从“天人合一”的角度阐发了其对现代生态文明的意义。张立文先生总结了传统文化中“天人合一”、“敬畏尊重”、“仁民爱物”、“中和并育”、“尊重自然”等智慧，以为今天的生态危机提供参考和借鉴。单纯教授认为，在中华传统文化中“天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造物主与受造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人类与其祖先之间的亲缘关系，即是生命共同体的关系，而不是生产的设计者与其所设计的产品之间的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人的信仰客体既是天又是人。余治平研究员认为，中国古代“与天地合德”的观念应该获得全新的阐释，一方面，人与自然处于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之中，人只能够在自然的大生态中呈现自身。另一方面，人与它的世界中的每一个物都是统一而不二的，每一个物都贯穿着我的灵魂，成为我的一个有机的组成部分。于是，人生现实生活中，一切事、一切物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件小事、每一个俗物都是属于我的存在，都体现着与我的关系，因而就都现实地构成了我的小生态。因此，“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第一大命题，也是中国哲学的重要传统，数千年来，它非常真实地塑造者中国人思维与文化的精神基础。无论诸家对天的理解如何相异，但他们的结论却是惊人的一致，即确立一种仁慈、宽厚、关爱、博大、公正、平等的情怀而对待自然。罗本琦教授与方国根编审认为“天人合一”思想之所以成为贯穿于中国思想史和哲学史的主线，就在于它提供了一种和合思维方式。这种和合思维方式在承认“天”与“人”的差分、区别、矛盾的前提下，更加重视和强调天、地、人三才之间的协调、平衡、和谐、统一的人文精神与价值取向，表达了中国传统哲学以“生生之谓易”、“与万物为一体”的思想理念和理想信念。韩星、武才娃等学者也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天人合一”理念对现代生态文明的启示。 二、“天地之大德曰生”的大生命观 如上所言，儒学对宇宙的仰俯观察是人情化的，既不是冷眼旁观，也不是盲目信仰，而是理性中饱含道德色彩，温情里又透显着理性的冷静。在他们的视野里，认识“天地之德”远比认识天地的自然规律更为重要。《易传》有言：“天地之大德曰生”、“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宋明理学家每每要人观“天地生生之意”，认为“天地以生物为心”。天地大化流行中最为磅礴充盈的就是生生之意，这是儒者仰观天文、俯察地理，对天地之德的最重要的体察。“生”包括生出的原发性、生养中人的参与性以及生长过程的变化、更新等生命性意义的展现。 学者们从不同方面阐发了儒学的这一主旨。向世陵教授认为，《周易》所阐述的“屈信相感而利生焉”和“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等观点，是儒家生态世界观坚持的最基本的立场。生态问题说到底就是一个与生命系统关联的平衡和补偿的问题，不论是天道还是人道，人类还是自然，它们的恒生和常在都是建立在气化生死相互否定又互为补偿的平衡机制基础上的，这可以说是天地间最大的生态。余治平研究员深掘古代“生生”哲学的意蕴，认为是“生”，让我们存在，并且真实确凿；是“生”，让世界活脱脱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同样，也还是“生”，让万物是其所是，成为它最本己的自身。这是借助了现代哲学的思维方法以阐发“生”之深蕴，“生”成为贯穿天人的一个动态的、创造性的本体。王国良教授认为，理学家把本来标志人的伦理性、精神性品格的仁的范畴与大易的生生易道结合，把仁提升为本体范畴。这样，仁既概括了自然界与人的无穷发展过程的统一，又是二者实质的提炼，即把自然界的生理与人的性理结合起来，以生生不息之仁实现天人合一。 三、仁民爱物的价值观 儒学根据天人合一的整体思维模式，推天道以明人事，天有生物之心，人便有仁民爱物之义。只有对人类的爱，对万物的爱，才能使万物各遂其生，各畅其性，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才能达到和谐的状态。这是儒学的根本立场。学者们也都注意到了儒学的这一核心价值观，从不同方面进行了肯认和阐述。张立文先生在综合了儒学文献的基础上说，实现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和合生态理念，必须对自然生态具有仁爱之心。爱惜生态、仁爱生态，才能实现保护自然生态。林存光教授认为，作为人类理性的代表或人类卓越心智的象征，圣人仁心仁德的朗现向我们昭示了一条至关重要的生态学原理，我们人类必须本着天地之道来维护自身的生存，必须以至诚之心充分发挥自己的人类本性，乃至充分发挥万物的本性以赞助天地化育万物而与天地相参。徐仪明教授认为，“仁”是儒家传统道德观念的核心范畴，它既是道德情感又是道德理性，从孔孟到程朱都给予其极高的思想地位。而阳明进一步对这一观念进行了理论升华，将其扩展到遍布宇宙，无处不在，提升为造化万物、生生不息的天理，其中所具有的生态学意义是十分丰富的。 但是，我们同时应注意到，与其他各家相比，儒家所推崇的仁爱具有自身的层次和原则，这一层次和原则便是“爱有差等”。因此，儒者既不同意杨朱“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的极端利己主义，也不同意墨家“兼爱”的原则，而认为应当爱有亲疏，施由亲始。并认为这样的仁爱才是真实的、开放的“有本”之学，情感也才不至于流入肤浅和虚伪。人物处在有差别的价值序列之中，这种主张，有没有可能导致人类中心主义？生态危机不正是把自然界、万物作为满足人类欲望对象的人类中心主义造成的吗？学者们从不同方面对这一原则进行了澄清和解释。林存光教授认为，按照儒家的理念，正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才对万物负有责任；正因为我们是“万物之灵”，所以我们在取象效法“天地之道”来满足和提升人类自身生活需求的同时，必须担负其参赞天地、化育万物的神圣职责。余卫国教授认为，儒家生态伦理学思想既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也不是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人文主义的。它不同意把人类当作万物的尺度的人类中心主义，也不同意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爱的共同体”，主张万物平等。儒家的生态伦理观是以“仁”为核心，以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强调人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动态平衡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注重人文关怀、道德自觉和人文教化，富于道德理性和实践精神。这些解答和解释都是有益的，但不一定是确定不移之论。儒学的仁民爱物精神与爱有差等原则二者之间是如何协调起来的？二者之间的张力的平衡是否已经堵住了人类中心主义的去路，或者说它就是一种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主张？我们还可以做进一步思考。 四、“并育而不相害”的和谐观 对于生态文明而言，“和”的概念是必需的，而且也是最为本质的，它是我们追求的理想状态。生态文明就像人们通常所知道的那样，不仅包括人与自然的和谐，还应包括万物内部以及万物之间的和谐。关于“和”，儒学素有精深的思考，《国语》倡导“同则不济，和实生物”，《论语》讲“和而不同”，《中庸》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宋明理学家讲“理一分殊”等。这是儒学一以贯之的精神。和既是对个体生命的肯认，也是对他者的尊重，是一种主张多样性共存、共荣、共进的关系描述和生命境界。“和”用传统文化的话语讲就是“各正性命”，即每一个个体都有其尽己之性以至于命的权利，也都有自己所受于天的职分，之间相互协调、补充、共进，便是宇宙的大和谐。学者们也都从不同侧面对这一精神进行了强调和阐发。林乐昌教授从张载的哲学入手，认为张载的“太和”之道强调宇宙自然本身是一个有秩序的、不断变化的持续过程。这一道理昭示人们，人类及其活动必须尊重自然秩序，使人类社会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也变得越来越有序，越来越友好。因此，应当首先转变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从“斗争”、“征服”自然的心态，逐渐转变为以自然万物为伙伴、为朋友的心态。同时，以“太和”之道的思考方式化解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冲突，积极谋求人类与自然的相互补充、相互和谐，从而使人类居住的自然环境不断趋近于平衡的境地。李勇强博士认为，“和”字，当是天、地、人关系最完美的描述。并对董仲舒的思想进行了深刻分析，认为在董仲舒的理想化治理模式下，不仅要求“民和”，还希望“德润草木，泽流四海”，实现“万物之美”，人和天地万物都各得其所、各畅其性，呈现天地人和的理想境界。天地生人，以和而生；人于天地，以和为本；天地人和，各得其正。冯琳博士从王船山的哲学入手，认为基于“太和”观念，王船山认为宇宙万物的和谐统一是先定的、动态的、平衡的，宇宙万物具有动态的原生态的和谐模式。王船山提出的以仁爱之心礼待自然、尊重自然规律的生态实践观，对我们解决现时代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和生态危机提供了可以借鉴的宝贵资源。 学者们注重从传统儒学中汲取营养以应对当下的生态问题，这既是儒学入世精神的承续，也体现了当代学者的担当。他们所提出的观念的、理论的、具体的文化方案和解决措施，未必就是有效的，但他们对当下主流文明的反思，不仅对当下的生态问题，也对挺立民族文化主体精神多有裨益。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