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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是寻求平衡的高手。我们渴望博采东西沉淀，纵擒古今精髓，以此来探索未来，但美好愿景不得不遭受现实了无休止的嘲讽。 所以，我们对国学“入股” 被期待的第三条道路 博大精深是中国人引以为自豪的词语，常用来形容五千多年历史形成的灿烂文化。博大精深即无法三言两语说清楚，言简而意义深远，内涵深广而含混，具有多重解释维度。一部《论语》，有人看出了圣人情怀，有人看出了王者之道，更流传出了“半部论语治天下”的佳话。至今，阐释《论语》的书籍依旧洋洋大观，汗牛充栋。 解释的人都认为自己悟得了夫子的真谛，但听众群里却总有不肯买账的人。于丹借助 孔子的时代生产力极端低下，奴隶制尚存余威，生发于那种社会背景下的认知体系是否能适应后来环境巨变了的中国？有人发出疑问。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观点完全淹没在铭记传统的洪流里。中国人喜欢引经据典是出了名的，用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爱掏老祖宗的衣兜。和西方比较起来，这种向后看的思维特色尤为突出。 清末康有为看到清王朝的老一套已经不行了，外有列强虎视眈眈，内有祸国蛀虫歌舞升平，腐朽的体制像枯树藤一样把整个中国缠绕得透不过气来。于是，康有为开始在广州开堂招徒，传播变法理念，并积极筹谋公车上书，企图下情上达，感动天子。有意思的是，康有为的变法依据还是来自被清王朝奉若文化神明的孔子。假托孔子提出改变科举取士 同样是变革的西方宗教改革，情况则大为不同。1517年10月31日，路德把他著名的《九十五条论纲》张贴在维腾贝格大学教堂的大门上，在该书中他深刻地批判了罗马教会的贪污腐化。除了将《九十五条论纲》送给美因茨市大主教一份外，路德还把它印刷出来，在该地区进行广泛散发。路德否定教皇和总教会会议的权威，坚持只接受《圣经》和公理的指导，路德对教会的批判完全建立在社会现实的基础上，从未假手先贤之说。 中国人为什么喜欢向后看，为什么在表达自己观点时喜欢借助他人的力量？这跟中国人崇尚融合，形成文字表达时务必形成体系的习惯和压制个性的传统不无关系。 双面融合 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后人又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取其所长、补己所短”的说法，一直以来，人们都非常重视吸收他人的优点为自己所用。尤其是被历史实践所证明了的经典著作，更被奉为言论的圭臬。不但学术研究者在论证时要运用经典，就是普通人说话也喜欢融合古今，旁征博引，好像只有这样才能更有力地阐述自己的观点，说服他人。 融合能打破一己之私，开阔眼界。鲁迅说的“我们要运用脑髓，放出眼光，自己来拿”大概就是这个观点。但是鲁迅也强调“拿来主义”的做派不是不思考无选择地拿和运用：“他占有，挑选。看见鱼翅，并不就抛在路上以显其平民化，只要有养料，也和朋友们像萝卜白菜一样地吃掉，只不用它来宴大宾；看见鸦片，也不当众摔在茅厕里，以见其彻底革命，只送到药房里去，以供治病之用，却不弄出售存膏，售完即止的玄虚。只有烟枪和烟灯，虽然形式和印度，波斯，阿拉伯的烟具都不同，确可以算是一种国粹，倘使背着周游世界，一定会有人看，但我想，除了送一点进博物馆之外，其余的是大可以毁掉的了。还有一群姨太太，也大以请她们各自走散为是，要不然，拿来主义怕未免有些危机。” 然后，可惜的是，生活中许多人在拿来别人的理论时并没有结合现实进行选择。更为恶劣地是，还有些人挂羊头卖 压抑创新的体系观 注重整体性是中国人思维的重要特点。中国人善于采用整体的、全息的、系统的方法，而不是局部的、解剖的、分析的方法。如 中国人爱讲门派，每个门派有一定之规。“不以规矩，不成方圆”，大的体系提出后，后面的人就只能在这个体系内进行研究。和西方从问题开始的出发点不同，中国传统学术务必形成体系，由天道而人的本性，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体系的好处在于严谨有序，一篇学术著作看下来，关于这个方面有多少人做过研究，有哪些研究成果一目了然。但是，体系的严谨在扼杀创新的活力。基于问题出发的研究更愿意把目光投注在别人从未涉足的领域，更乐于采用新的方法和工具；基于体系出发的研究则容易进入重炒前人冷饭的境地，尽管不同程度加入了新的内容，但是很难提出独树一帜的观点。只有少数卓越的人才能有所突破，这就是为什么多年来论述论语的书层出不穷，但大部分都是在细枝末节上敲敲打打，能够在孔子的基础上，形成自己理论的少之又少。 增长中的自我意识 言必称前人是一种缺乏自我意识的体现。压制个体，缺乏自我意识在华裔学者孙隆基那里受到了强烈批判。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是“身”和“心”构成的“良知系统”。身是身体，肉体，臭皮囊，总而言之是行而下；心是仁，二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人的社会属性，是中国文化对于人的定义，具体则体现为对他人“身”的关心、体贴、照料之情。正因为“身”依靠他人、集体、社群来照料，所以中国人不会有真正的自我意识，脱离了自己所属的社群，就会丧失控制自己“身”的能力，随地吐痰、乱扔垃圾、破坏环境。西方人非常注重培养 没有独立性就不会有自己的个性，更不可能有什么创造性。一个人云亦云、唯书唯上的人，只能是一个平庸之辈。这种意识如果成了一个民族的普遍心理，又不去改变它，这个民族将与现代化无缘。 自我意识重要意义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开始成为共识，社会开始允许个人张扬自我。物质的丰富和精神的多元也使年轻一代的自我意识加速萌发。从“我的地盘听我的”，到“秀出真自己”的选秀风席卷内地，个性主义无论在思潮还是行动上都得到了史无前例的发挥。而自我意识的增强使国学和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 国学如何“入股”管理，是目前学术界与企业界十分关注的焦点之一。对于这一话题，反对者认为这是一种“肤浅而可笑的现象”，而赞成者则认为国学“入股”管理不仅是 那么，国学如何“入股”管理呢？我认为要回答这一课题，必须从思想上解决四个理论问题。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体系 中国管理哲学源于社会管理实践。百余年的中国企业管理有 国学“入股”管理，要求它必须准确地把握时代精神。中国古代管理哲学，有无现代价值，是以它能否从哲学高度回答当代中国和世界管理界和企业界提出的各种重要社会问题作为衡量标准的。国学“入股”管理，必须要有强烈的反映时代精神的“问题意识”。诸如：①从改造企业员工积淀已久的 坚持会通中西原则 构建中国现代管理思想体系时，一方面强调继承和弘扬中国传统的管理之道，另一方面也提倡努力学习西方的各种科学的管理方法。西方的管理思想和管理制度除了它的民族性之外，还有其相通性、普世性的地方，即适应于一切民族和国家管理的共同原则和普遍规律。这是人类文明的共同 坚持“洋为中用”原则的同时，应反对以西方某种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固有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把中国管理哲学变成西方管理学的附庸和注解。两千多年前《晏子春秋》作者指出：“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晏子春秋。内篇杂下第十》）西方的社会政治制度、传统文化背景以及人的心理素质和价值观念不同于中国，离开中国国情、民情，照搬西方科学管理，不会在中国土地上扎根、开花、结果。 中西方对“什么是 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崇尚人文精神、伦理道德和中庸 诸子百家的管理思想尽管不同，但它们对管理的本质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认为管理学是一门“以人为本”的“正己正人之学”，或者说是一门“以人为本”的“修己治人之学”。强调管理是始于“正己”（或“修己”）而终于“正人”（或“治人”）的过程。在《论语。颜渊》篇中，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率）以正，孰敢不正。‘“这里所谓”正“，即”正人“，包括”正己“与”正人。“所谓”正己“（或”修己“），即是修身之义，就是强调管理者必须通过道德修养， 坚持中国民族性 基于中国人对管理本质的特殊理解，在构建中国管理哲学 所谓人性假设，东西方的解读也有差别。西方文化中性恶论占主导，西方人构建管理学的主要原则就是通过建立完整的法治体制和控制机制，“使坏人无法干坏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主导地位的是儒家的性善论，即认为人不同于动物，生而具有“仁义礼智”的善性。所以，中国注重管理人格的塑造、价值 所谓管理主体，主要是指在人性假定的基础上，通过“自我管理”来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不管是儒家的智、仁、勇“三达德”的君子人格，道家的“上善若水”的圣人人格，还是兵家的“智、信、仁、勇、严”为将五德的理想人格等，皆属于这一范围。 所谓立身行事，是指在塑造管理主体的理想人格的基础上如何“做事”、如何“管事”，也就是如何在做事中努力 所谓管理手段，在诸子百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四家，即道家（包括黄老学派）、儒家、兵家和法家。中国管理哲学虽然强调“正己”（或“修己”）的“自我管理”，但是从来也不忽视对“正人”（或“治人”）管理手段的探讨。人的行为分为“有为之为”和“无为之为。”所以，中国管理哲学有两种基本模式和多种管理手段。两种基本模式：一是“有为而治”的模式，二是“无为而治”的模式。在“有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有为”内涵的不同解读，又可分为三种主要管理手段：一是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主张“为政以德”的柔性管理；以韩非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主张“循法而治”的刚性管理；以孙武为代表的兵家学派，主张“以智治军”的智慧性管理。在“无为而治”模式中，由于对“无为”的不同诠释，又可分为四种不同管理手段：一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式的“道法 所谓 老子在《道德经》十七章云：“太上，不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道家既不主张“循法而治”，使民“畏之”，也不主张“为政以德”、“视卒如爱子”，使民“亲而誉之”，而是以道治国，主张不干涉、迫害民众，使他们按照 只有在管理实践的基础上，走“综合创新”之路，把东方与西方、“有为”与“无为”、“柔性”与“刚性”、理论与实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构建出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哲学思想体系。如果只是简单地按照西方管理模式来剪裁中国管理哲学，那就势必会将中国丰富多彩的管理模式和内容加以“窄化”，将它变成苍白乏味的教条，。 坚持扬弃原则 中国古代管理理哲学，产生于农耕文明基础之上，具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不完全适用于现代企业管理。我们应根据“古为今用”的原则，立足当代企业和现代管理，批判地从国学中汲取中国古代的管理之道，把“古”与“今”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熔铸古今”的现代管理。 在构建方法上，必须学会正确运用“经典现代诠释法”。所谓“经典现代诠释法”，就是构建中国管理哲学，应站在时代精神的高度，从推动中国社会和 但是，在现已出版的有关中国式管理的论著中，有几种做法和倾向是值得我们注意的。有人把构建中国管理哲学视为一种“戏说”，根本没有读懂中国哲学原典，就望文生义，曲解古人；有的人不是在掌握大量资料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去构建中国管理哲学体系，而是简单地将中国古代哲学家的警句名言加上现代案例去拼凑所谓的中国管理哲学；有人违背历史唯物主义，或用现代观点简单地否定古人，或无限拔高古人将现代成果说成“古己有之”；还有各式各样的“水煮”和所谓“学术快男、超女”的短平快作品，等等。只有从理论和实践上抛弃这些简单化的做法，我们才有可能在深入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逐步构建中国管理哲学思想体系，从而为世界管理学做出我们应有的历史贡献。 国学输给大力丸 早些年有段时间（估计那时候“超女好男”们还在啜奶嘴）， 从此谢绝任何有奖问答节目，并且对国人省略前提的能耐彻底心悦诚服，直到这次被编辑抓差，来对国学用于管理的缺陷发一通谬论。事先声明：在国学的概念尚且模糊的前提下，要想真正讨论国学在现代管理当中的运用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梦见的。以下的谬论仅仅效仿当今电视主流，聊充娱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