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内容提要】本文在分析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背景基础上，具体探讨了中华和谐文化传统的思想资源及现代意义，并就面对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发展战略略陈管见。笔者认为，儒家倡导“仁和”为核心的仁爱和谐观，道家崇尚“天和”为特色的自然和谐观，佛教推崇“心和”为境界的和平和谐观。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起了积极历史作用，在当代社会实践中，应当深入发掘和充实和谐文化思想，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摆正和处理好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竞争机制与社会和谐、少数与多数、道义与功利、道德与法制等诸多关系，从而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提供战略性的软实力。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中华和谐文化，多元和谐文化观 【作者简介】吴光，1944年10月生。现任浙江省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浙江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兼任国际儒联理事暨学术委员、浙江省儒学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华文化研究集刊》主编、《儒学天地》主编等职。著有《黄老之学通论》、《儒家哲学片论——东方道德人文主义之研究》、《儒道论述》、《黄宗羲传》等学术专著，并发表了学术论文200余篇。 一、中国和平崛起的时代背景 1、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发展趋势 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后，世界上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其中对当今世界影响最大的有三大事件：一是中国实现改革开放国策，建立市场经济体制，从此结束封闭、走向世界，出现了中华文化复兴、中国和平崛起的大趋势；二是世界两大阵营的冷战随着前苏联帝国的崩溃而结束，尽管并不太平，但世界整体而言处在和平发展新阶段；三是科学技术得到迅猛发展，全球进入了电子化、信息化的高科技时代，这日新月异地改变着人们的交流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 毋庸置疑的是，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了全球化的新时代。在全球化大潮中，出现了经济全球化、社会现代化、文化多元化、价值观念趋同化的历史进程。随着市场经济普遍建立，各国社会现代化的进程势不可挡。可以说，在当今世界，即便是最落后的国家和地区，也都被卷进了现代化、全球化的浪潮而无一“幸免”。在现代化、全球化的大趋势下，东西方文化关系也发生着质的变化，出现了多元文化互相沟通交流、从对立冲突走向和谐兼容的新趋势。而在价值观方面，一些原本属于西方或东方的价值观念，正在跨越政治文化的国界而日益为全人类所普遍认同、接受。例如原本植根于西方文化的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等价值观念，现在已不再是西方的“专利”而被全人类所认同。而根植于中国儒家文化的仁爱、和谐、诚信、中庸等价值观念，也是经过数千年文化变迁和社会实践而被证明是有利于人类生存发展及社会进步的精神财富，因而也具有普世性和永久性的价值。在当代中国，伴随着现代化建设的成功进展，使中国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到本世纪的“和平崛起”，以儒家文化为主体的中华传统文化及其核心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出它的普世性价值，日益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重视，并为现代人类所接纳。 2、现代社会的精神疾病呼唤精神良药 现代社会一方面享受着现代科技文明，另一方面则产生了许多弊病。如生态失衡、环境污染、资源浪费、怪病流行等等，成为困扰各国现代化进程的大问题；物质生活富裕的另一面是享乐主义、人欲横流；市场竞争的另一面则是拜金主义泛滥、人际关系冷漠紧张以及人性的扭曲和沉沦；崇尚自由、民主、人权的另一面是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的膨胀；强调法制的另一面是形式主义的泛滥，及对道德教育和人格修养的忽视与排斥。这些问题不仅在西方普遍存在，而且在东方、在中国普遍存在。对于这这种问题，人们正在寻找纠偏补弊的制度良方与精神良药。 这些弊病如何解决？靠科学？靠法制？也许能部分解决或缓解，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俗话说“心病还需心药医”，精神层面的东西还是需要精神的处方。而儒学价值观所固有的仁爱、人本、和谐、诚信、节俭、中道、团队精神等等传统美德，正是现代社会所需要的精神良药。 3、中国和平崛起考验人类智慧 伴随着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 当今中国大大增强了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世界大多数国家表示肯定、欢迎中国的和平崛起，同时也在分享着中国经济发展的丰硕成果。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和综合国力的不断增强也引起某些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忧虑，他们担心中国的崛起会打破世界力量对比的既有格局，担心一个强大的中国会谋求政治的、经济的霸权，国际上的右翼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大肆散布“中国威胁论”和“文明冲突论”，企图遏制甚至分裂中国，图谋阻挡中国国力的增强及其国际影响的扩大。 在这样一个国际形势大背景下，中国怎么办？如何确保自身的和平发展？如何正确处理与世界各国、各民族、各种文化的关系？世界怎么办？如何以正常心态迎接中国这个政治、经济、文化的巨人？如何使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双赢的结局？这是在全球化时代摆在中国和世界面前的一道难题。能否和平文明地破解这道难题以使各方获益，将不仅是对中国人、也是对全人类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二、正确认识中华和谐文化的本质特点 中国的和平崛起是以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的。而所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包含着三大内容：一是具有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二是体现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三是符合中国的国情。因此，要了解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以及中国崛起的性质，就必须了解与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特色。 1、儒、佛、道三家的“和谐观” 在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中，有着非常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儒、佛、道三教都提倡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以及全社会、全世界的和谐。[1] 儒家的和谐思想包括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讲人与自然、人与宇宙万物的整体性和谐。其典型的范畴与命题即“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第二层次是讲人与社会、人与人的群体和谐。《尚书·尧典》所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的思想，宣扬的是邦国之间、族群之间的和谐局面，而《周易·乾卦·彖辞》所说的“保合大和……万国咸宁”，即以保持“太和”为群体和谐的境界。而在群体内部，儒家提出了以“君臣义，父子亲，夫妇别，长幼序，朋友信”为处理人际关系的伦理原则（即“五伦”），实际上是提倡协调人际关系的伦理和谐。第三层次是讲个体的身心和谐。孔子所谓“克己复礼为仁”、“为仁由己”、“修己以敬”等等教导，都是要求人们通过道德修养达到身心和谐， 道家文化传统中也有丰富的和谐思想资源。如果说儒家的和谐价值观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仁爱和谐”观的话，那么道家的和谐价值观可以说是一种崇尚自然无为的“自然和谐”观。《老子》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第二十五章），是说人道的法则效法天地运行之道，天地之道的法则是自然而然的，所以人道也是自然而然的。又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中气以为和”（第四十二章），这个“道”是世界本原。“一”指“宇宙”，宇宙由道而生；“二”指阴、阳二气，二气生于天地；“三”指阴阴二气相互作用产生的“和气”，和气化生万物。这正说明道家的和谐观是崇尚自然的“自然和谐”观。庄子继承和充实了老子的“自然和谐”观，提出了“天和”、“人和”、“至乐”等概念（见《庄子》的《天道》、《天运》诸篇）。他所谓“天和”，是指“顺之以天理，应之以自然”，所谓“人和”，是指保持人际关系和谐，从而达到“调理四时，太和万物”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自然和谐的“太和”境界。而道家后起之秀——秦汉之际黄老道家的“和谐”观，较之老庄更加积极有为。黄老道家一方面继承老学“阴阳和而生万物”的宇宙生成论，另一方面主张待时而动、应时而作，如《黄老帛书·十六经》认为“作争者凶，不争亦毋以成功”，主张“静作得时”，《淮南子·主术训》主张“进退有时，动静循理”、“上因天时，下尽地财，中用人力……应时修备，富国利民”。这种“待时而动、应时而作”的动静观，为道家的“自然和谐”观添加了“积极有为”的因素。 佛教在本质上是一种陶冶心性、倡导众生平等的和平主义宗教，尤其是中国化的佛教，更是吸收了儒家仁爱和谐与道家自然和谐的思想资源，形成了一套既治心又救世的和平和谐理论。在传统佛教的规仪中有所谓“六和敬”，其内容为：身和同住，语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利和同均，见和同解。这个“六和敬”，既可以视为教内保持和谐境界的清规戒律，也可以视为佛教徒处世接物的人生态度，而其核心的价值观念是“和”。当代佛教界又提出了“新六和”理念，即“人心和善、家庭和乐、人际和顺、社会和睦、文明和谐、世界和平”[2]。这个“新六和”理念，正是当代佛教价值观的生动表述，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同样是“和”。该论坛组织者和参与者所一再重申和坚持的思想主旨是：“世界和谐，人人有责；和谐世界，从心开始”[3]，这体现了中国佛教的济世爱民情怀。 概而言之，儒家的和谐观是“仁和”观，道家的和谐观是“天和”观，佛家的和谐观是“心和”观。 2、中华和谐文化的根本特点：和而不同 我们从上述儒佛道和谐思想资源中可以总结出中华和谐文化的如下特点：第一是道德理性，即强调道德对于人生与社会的指导性意义，强调个人自觉的道德修养对于成就完美人格（儒 三、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思想内涵与实践方向 1、弘扬和谐文化的现代意义 绵延数千年的中华和谐文化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曾经起了十分重要的历史作用。它有利于统治阶级赢得民心、稳定社会、巩固政权，有利于发展经济、繁荣文化，有利于促进多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与互补。西汉的“文景之治”，唐初的“贞观之治”，明初的“洪武之治”，都是在天下大乱之后统治者采取“以民为本，以和为贵”的民本德治政策所收到的政治成效。 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弘扬和谐文化、树立和谐价值观更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第一，是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需要。中国从上世纪七十年代至今，发生了两次战略转型:一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转型；二是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开始的和平崛起、贯彻科学发展观的战略转型。在这两个战略转型中，存在着错综复杂的矛盾冲突与利益调整，也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的因素。例如，农民收入偏低负担过重的问题，城市失业率偏高、下岗职工生活困难的问题，环境严重污染危害人民健康、贻害子孙的问题，少数党政干部贪污腐败、滥用职权或麻木不仁问题，某些政府机构与国有企事业单位严重铺张浪费、挥霍国家财富问题，等等，都隐藏着不和谐、不安定的因素，需要认真对待、妥善解决。正因为有诸多不和谐因素的存在，我们就更需要大力弘扬和谐文化、树立和谐价值观，以促进社会和谐、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宏伟目标。 第二，是台海两岸人民实现“一国两制、和平统一、平等协商、互利双赢”的需要。上世纪九十年代香港、澳门结束殖民地历史而回归祖国的事件，在国人和全世界面前树立了实行“一国两制”战略决策的成功典范。在本世纪，台海两岸人民面临着彻底结束内战、实现祖国完全统一的战略任务。要实现这一战略任务，两岸人民与两岸当政者应当本着“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多元和谐精神来化解各种分歧，以开创“互利双赢”的和谐共荣新局面。应当承认，中华和谐文化是台海两岸人民共同拥有的精神财富，通过对和谐文化传统的弘扬与传承，能使两岸人民理性了解“和为贵”、“和而不同”的大道理，明白台海两岸“和则两利，分则两伤”的利害关系。可以预见，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及其价值观，将在推进祖国和平统一事业中日益显示其思想的威力。 第三，是扩大国际合作、维护世界和平的需要。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经济、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在经济增长速度上在全世界都处于领先地位，近十多年来，中国经济一直以接近或超过10％的速度在高速增长。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不仅成了亚洲经济增长的火车头，而且成了全球经济增长的发动机，这大大增强了中国的综合国力，改善了中国的国际形象，也扩大了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无庸讳言，中国已经处在“和平崛起”的历史进程之中。对此，世界大多数国家是持肯定、欢迎态度的，但也有些持偏见的国家表示忧虑，国际上的反华势力或西方文明中心主义者趁机散布“中国威胁论”，企图遏制、分裂中国。国内也有一些“国粹主义”者被中国的发展冲昏头脑，在那里鼓吹“中国世纪论”或“中国文化世纪论”，认为21世纪将是西方文化全面衰落、中国文化或东方文化“占统治地位的世纪”。这种“中国世纪论”表面上似乎鼓舞人心，但实际上只是一厢情愿的空想，其思维方式还停留在冷战时期一方压倒另一方、一方统治另一方的斗争哲学模式上，实质上是在文化理论上授人以柄，很容易被人利用来作为“文明冲突论”和“中国威胁论”张目的“证据”，且与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及当前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的战略思维格格不入。这更加凸现出在全球化的时代潮流中弘扬和谐文化、普及和谐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如果理性、客观地分析当前世界文化发展的走势，我们就应当承认，西方文化在21世纪的多元文化格局中，尽管不可能再像二十世纪那样强势，但也并没有出现所谓“全面衰落”的迹象，且不说由西方发达国家工业化所带动的科技文明正在日新月异地造福于人类，单就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为核心理念的价值观正日益显示其普世性而成为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这一点而言，也可以证明西方文明在现代世界中没有也不至于全面衰落，而东方文化尽管正伴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的经济崛起而走向全面复兴，但以中华儒家文化和印度佛教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和谐、和平的文化，即便在21世纪取得与西方文化平等对话的地位，但决不会去谋求压倒西方、统治世界的文化霸权。因此，我们在建设和谐世界新秩序中，既要摈弃西方文明中心论，也要拒绝东方文明中心论，应该坚持多元文化兼容互补、和谐相处的文化和谐主义，用多元和谐文化观去化解“文明冲突论”及“中国威胁论”的误导。 2、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思想内涵与实践方向 笔者认为，中国在以大国姿态走向世界并面对全球化的时代潮流时，当务之急是要提出一项与时俱进、适合全球化时代需要的文化发展战略，并在实践中摆正和处理好与文化发展战略相关的若干关系。 在文化发展战略上，我们应当承认，过去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战略方针在繁荣文艺事业、发展社会主义新文化方面曾经起了积极的历史作用，但由于左倾思潮和斗争哲学的干扰，这个“双百双用”方针并没有得到彻底的贯彻。在经历文革之后拨乱反正、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启蒙与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以后，中国的社会面貌与人们的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极大变化，因而，在阶级斗争年代里提出的“双百双用”方针已经不能完全满足新时代文化发展的战略需要，很有必要提出一个与时俱进的新文化战略。我认为，这个新文化战略的根本点，就在于坚持“一元主导，多元辅补；会通古今，兼融中西”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所谓“一元主导，多元辅补”，就是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主导地位，同时承认中国传统文化与包括现代西方文化在内的各种外来文化多元性存在的正面价值，吸取多元文化的精华，发挥其对主流文化的辅助补充作用，以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所谓“会通古今，兼融中西”，就是既要理性地面对传统，又要理智地面对西方，深入发掘、融会贯通古今中外一切优秀文化的有益知识及其人文精神，达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处与兼融互摄，以创建富有时代精神的社会主义新文化，为建设和谐社会、和谐世界而提供高品位的文化服务。 在树立多元和谐文化观的实践中，我们应当谦卑地认识到，中华文化传统尽管有种种的优长与永恒的价值，但也有诸多的局限与缺失，例如竞争精神不足、功利意识淡薄、法治传统缺乏、制度建设忽略等，因此必须学习、借鉴和融摄其他异质文化的积极因素。所谓“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正是一句千古不朽的金玉良言。我认为，为克服传统和谐文化的理论局限，很有必要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摆正和处理好以下几个关系： 一是主流文化与非主流文化的关系。其实无论是哪个国家、何种社会，在一个时期中总是有一种主流文化思想起主导作用的，同时又存在其他非主流文化。我们在建设和谐社会、处理多元文化关系时，应当树立“一元主导，多元辅补”的多元和谐文化观，摈弃各种文化独断主义和文化专制主义。 二是竞争机制与社会和谐的关系。竞争与和谐，是一个辩证关系，也都是社会发展所必须。竞争如同发动机，是社会发展的动力所在；和谐如同润滑剂，是保持社会机器正常运转的调节器。竞争与和谐对社会发展而言都是不可或缺的。在中华和谐文化的思想资源中，虽然不乏“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之类的积极进取精神，但却缺乏强有力的竞争思想。因此，我们必须大胆引进在西方行之有效的社会竞争机制，而辅之以社会和谐的协商机制，以使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立在富有活力的良性竞争制度之上。 三是少数与多数的关系。专制社会的政治关系是“朕即国家”、“以兆民万姓奉一人”，实际上是多数服从少数、少数服从一人的关系，而民主社会的政治关系则是少数服从多数、多数尊重少数的关系。在中华文化传统中，往往是有民主思想而缺乏实现民主的手段与制度，即便有了民主制度却又缺乏坚持民主的意识与习惯。因此，要真正建设一个具有现代文明的和谐社会，就必须从民主的思想启蒙和民主的制度建设上下功夫，推行民主选举、民主协商、民意监督相结合的政治制度。 四是道义与功利的关系。义利关系是辩证关系，必须兼顾。中国改革开放前，存在相当严重的“重义轻利”倾向，而推行市场经济以后，则又产生了见利忘义、“一切向钱看”的倾向。我们应当正确处理义利关系，做到正义谋利、义利兼顾。 五是道德与法制的关系。“德治”与“法治”并非水火不容，而是相辅相成的。德与法的关系，是一种体用关系，是“以德为本，以法为用”的关系。“法”源于德而规范公共之德，“德”遵循法而高于现行之法，并指导着“立法”方向，所以德为本，法为用。但讲“德本法用”，并不意味着“德治比法治更重要”。就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地位而言，两者是同等重要，不可偏废的。《孟子·离娄上》说：“徒善不足以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已经触及到了“德”与“法”的辩证关系。在和谐社会建设中，我们既应该重视道德教育的说服力，也应该重视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健全。 孔子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在这个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地球村里，国家之间的和平共处、民族之间的友好相处、人际关系的和谐相处已经显得日益重要，所以建立多元和谐文化观就显得尤其必要了。如果能够处理好上述关系，我们就能为建设和谐世界的远大目标提供具有战略意义的软实力。一个和而不同、多元和谐的世界就有可能成为现实而非美好的梦想。让我们在多元和谐文化观的指引下，以和谐代替冲突，以民主代替专制，以仁爱代替冷漠，以法治澄清混乱，以科学破除迷信吧！ 附注：本文发表于上海《探索与争鸣》2008年第8期 [1] 对于中华和谐文化传统，学界有“和文化”、“和谐文化”、“和合文化”等多种概括。笔者认为，“和合”概念虽然古已有之，且在政治策略和民俗文化中颇有影响，但既不能等同、也不能取代儒家的“中和”、“协和”、“和而不同”概念。儒家和谐文化所强调的，是“执两用中”的“和”，是以承认不同（相异）为前提而崇尚协调的“和”，而非消解多元特色的“合”。 [2] 参见2006年年4月，在普陀山举行的首届“世界佛教论坛”通过的《普陀山宣言》。 [3] 有关首届“世界佛教论坛”的主旨、宣言及其论文，详见“世界佛教论坛”、“中华佛教在线”、“中华佛教信息网”等多家互联网站的信息资料。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