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人类文明――长白山书院戊子儒学研究班学论（中）
鞠曦先生指出， 通过损道和益道的规律可知：损道之卦为阴下阳上而藏《否》理；益道之卦阳下阴上而藏《泰》理。损道之卦阴阳爻的运动方向由初至上；益道之卦阴阳爻的运动方向由上至初。损道之卦顺数由象至卦由本体至主体；益道之卦逆数由卦至象由主体至本体；损道之卦“道”“人”同在阴阳逐渐分离；益道之“道”“人”同在阴阳逐渐相合。“出震齐巽”则回答了成始之象经过中和之象怎样的主体生命运动形式而成终的问题，也即损道是怎样具体展开的。此一句八卦序列全由“卦”组成而没有“象”，以像主体脱离了本体，“人”脱离了“道”，生命运动在损道上。可见生命脱离了中和，走向了中和以下，主体之“德”完全脱离了本体之“道”，生命运动过程是“出、齐、见、养、悦、战、劳、终” ，这是损道脱离了本体以后的生命运动形式，也就是损道“成终”的具体过程。“动万物者，莫疾乎雷”一句中，从本体象的“疾”“挠”“躁”一类可知：自然对于万物已不再以中和的“动”“散”“润”一类而以激烈的方式，可知自然本体对万物的生命是以怎样的过程“成终”的。“故水火相逮，雷风不相悖，山泽通气，然后能变化，既成万物也”全为“象”，显然万物生命运动归于“成终”，因失去了推定的主体所以没有“天地”。之后，鞠曦先生通过对“乾坤三索”的“顺逆”推定，得出“人道损益”，其与《黄帝内经》、《道德经》的理论承诺着同样的价值。艮，成始也，成终也，因此鞠曦先生重点推定了《损》《益》两卦，以明《咸》为何成始，《损》为何成终的深刻道理。关于《咸》卦，其申明了孔子对《咸》九四赋予的“贞吉悔亡”的终极关怀问题，并援引《黄帝内经》中“七损八益”的道理阐释《咸》承诺的生命主体性价值。进而推定出止于“执下”之刚，悦于“藤口”之柔的“炼精化气，炼气化神”的“万物莫不欲长生不死”的“任督相通”的深刻的主体性价值。其中“精义入神，以致用也”可谓穷理于形而下，止于下而督脉通。“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可谓尽性于形而中，泽上悦而任脉通。“穷神知化，德之盛也”可谓至于形上之命，“形神中和”而为“知命”之儒家君子也，故孔子曰“不知命无以为君子也”。由此，鞠曦先生以道家成于宋明之间的《修真图》进行与《易》之“损益之道”之理论比较，大家不得不感叹孔子之“益吾年”之论的伟大。
鞠曦先生指出了《损》道同是起自于少男少女的人生阶段，如若不知“取女吉”之理，便是泽流于下，便是“憧憧往来，朋从而思”，因“欲”“忿”而剥损身体，导致阴阳分离而成损道。为此，鞠曦先生将“损益六卦”的卦辞和爻辞作了基本梳理，使得大家更深刻体悟了孔子“损益之道，足以观得失”之深意。
通过对《易》之“损益之道”的理论推定，鞠曦先生一再重申《易》学纷杂，统续无宗的状况，其原因在于误读了《说卦传》，从而不能以此作为解读整个孔子易学思想的总纲领。“穷理尽性以至于命”是孔子《易》学思想的核心，《说卦传》的思想体系与“卦序”是“一以贯之”的，不能正确借读《说卦传》，是因其不能把握卦象、卦、卦德三位一体的本体论承诺与逻辑推定、主体论承诺与形式推定、价值论承诺与范畴推定的“一以贯之”的原理，因此便产生了孔子在《系辞传》中“惭枝游屈”的《易》学之岐出的预言。鞠曦先生讲明，整个《系辞传》就是在为《说卦传》做注解，千百年来无人能将《经》《传》“一以贯之”，加之《帛书周易》在现代才得以见世，所以，两千年来的易学史和中国文化史完全可概括为一句话：“是故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吉凶与民同患”。因此，“惧以终始，其要无咎” 、“作易者，其知忧患乎”、“以前民用”、“万物莫不欲长生而不死”、“阴阳，万物之终始也””的以“损益之道”形成的“尽性致命”的体系在今天必须使其“本正源清”，关于对《易》的误解问题才可以在现代得到正确解决。
三、儒家的治学方法、进路与儒学的复兴
鞠曦先生通过对《易》的正本清源，使大家明白了正是孔子对《易》的“和顺”，原本的卜筮之《易》才成了道德之《易》或性命之《易》。因此，要读懂儒家经典，以一种正确的方式理解孔子，应该学习与领会孔子的治学方法、精神与治学进路。只有把握了孔子儒学的治学方法与思维方式，儒家与儒学复兴才有希望。
1、孔子 “和顺”的治学方法
在《论语》中记载有这样一段话，“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论语·为政》）”一般大多会如此解读：我十五岁入学，三十岁时成家立业，四十岁时阅历渐丰，遇事不为其所惑了，五十岁时明白天命所指，六十岁时不论听什么话都能听得进去了，七十岁时，终于能做到随心所欲而行，且所为都能合于规矩的要求了。
但是，鞠曦先生认为，上述解读只是望文生义，并没有真正与孔子打通与对接，即不能使孔子的思想一以贯之。他认为，这段话是“孔子述学”，其反映的是孔子的一生治学并最终于《易》中完成的学术体系之心路历程。如果把这段话放置在孔子一生的经历与治学过程中来看，应该如是解读：“吾十有五而志于学”，并非“我十五岁入学”之义（若为十五岁应该是“十又五”），按照周礼要求，古代男子十岁即入学，故孔子亦是十岁入学，经过五年的学习，他找到了自己治学的方向与目标（志于学）；“三十而立”，是说这时孔子的学术根基已经打下了，并开始收徒，讲习“六艺”了；“四十不惑”，四十岁时，孔子开始篡定《诗》、《书》、《礼》、《乐》，他要承载由周文王传递下来的优秀文化，此时，其整理与传承中国古典的愿望与决心更加坚定了（不惑）；“五十知天命”，五十岁时，孔子开始去寻找一个由天地所表征的、可以影响人生的学问，希望把自己的学问植根于“天命”之中，此时，他虽知“天命”，但还不能以一种理论形式把握“天命”；“六十而耳顺”，并非指六十的时候什么话都听得进去，“而”与“耳”皆为助词（或“耳”为衍字），其要在“顺”，此处是指孔子在六十时开始把“天命”的思想“和顺”于《易》，使《易》成为“和顺于道德而理于义，穷理尽性以至于命”的理论体系，因此孔子成功地把自己的学问“和顺”到“天命”上；“七十从心所欲而不逾矩”，通过对《易》之“韦编三绝”，到七十时，最终完成《易》学而“从心”，“所欲而不逾矩”此“矩”即以《易》为“矩”，《易》从而“无大过也”，此时方进入人生与学问之化境。这样去理解孔子的治学历程，才符合孔子“吾道一以贯之”的学术精神。
因此，孔子的《易》学思想方法，即是“和顺”。这一方法不是什么解构或重建，更不是什么发现或创新，如一些现代新儒家，或以西化的理路重释儒学，或极力创立解释学，试图通过这些途径重释经典，如此做法，不但自以为是，而且以非为是。这些都不是中国文化或哲学的研究方法。
2、孔子的治学进路
孔子“和顺”的治学方法并非其无中生有，自己随意的“创造”，而是由《易》中得来，他效法的是“坤”的卦德。《说卦》曰：“坤，顺也。”“坤，顺也，上顺乾也。”（《释名·释地》）《彖》曰：“至哉坤元，万物资生，乃顺承天。” 坤以顺为德，以承天象。孔子一生治学的终极目标，也无非就是要把自己的学问“和顺”到“天命”上或把“天命”“和顺”到自己的生命中，并推及他人而化成天下。
在当今时代背景下，如果我们已经领会了孔子“和顺”的治学方法，是否也可以使用儒学去“化成天下”了呢？孔子效法坤德去和顺自己的学问与生命，但坤的本体论依据是乾，因此，是否可以运用儒学也要回到“天上”（乾）寻找本体论依据。
《乾》卦曰：
《乾》：元、亨、利、贞。
初九：潜龙勿用。
九二：见龙在田，利见大人。
九三：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
九四：或跃在渊，无咎。
九五：飞龙在天，利见大人。
上九：亢龙有悔。
用九：见群龙无首，吉。
鞠曦先生根据孔子于《象》和《文言》进行的“和顺”，认为只有当时空处在九五爻时才可以运用儒学。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即只有当出现“大人”时，儒学才能临君位而平治天下。而何谓“大人”呢？孔子释曰：“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天且弗违，而况人乎，况于鬼神乎。”（《乾·文言》）可见，孔子认为，“大人”是这样的人，其德已合于天地，光大至如日月之明，通达至如四时运转之顺畅，甚至连鬼神也无法主宰的地步。这显然是一个至高的境界。如果想达到这一境界，别无捷径，只有从《乾》之初爻一步步做起，通过“进德修业”而成为“大人”。故修习儒学，首先要做到“潜龙勿用”。何谓“潜龙勿用”？子曰：“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潜龙也。”（《乾•文言》）龙是有德而隐的君子，他德操坚定，不为世风所移，亦不求闻达，甘心隐而为学，不怨天忧人，学问不为世人所识亦不烦忧，所乐之事则行之，不喜之事则避之，其志向坚定不可拔者，才是“潜龙”呀。在此处，孔子把神秘而高贵的“龙”“和顺”为人世间可学习把握的“君子”。又“君子以德为行，日可见之行也。‘潜’之为言也，隐而未见，行而未成，是以君子弗用也。”（《乾•文言》）即在治学的初始阶段，君子应该潜心做学问，不应急于达用。鞠曦先生指出，如果把孔子在《文言》中对“潜龙”的解读与《论语》贯通起来，就很容易理解孔子所讲的一些话的本义了。《论语》开篇即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一般会理解为：学习知识，并经常复习它，不是件令人高兴的事吗？有朋友从远方而来，不也是令人快乐的事儿吗？我有才学，别人不了解我，可是我并不恼怒，不也是君子应有的表现吗？鞠曦先生认为，这段话如果放置在孔子“一以贯之”的思想体系中和孔子治《易》的背景下，应该理解为：研习学问，并能在生活中不断地按照学问的精神去践行，这不是件高兴的事吗？如果有志同道合的朋友从远方来，和我一起探讨学问之精微，那将是一件更美妙的事情了！如果别人不理解我的学问，我也不会恼怒，这才是君子应有的德行啊！由此也可以看出，已经深谙《易》道精神的孔子，在治学时已完全达到了“潜龙勿用”和“遁世而无闷”的思想境界。
能做到“潜龙勿用”，只是治学态度的确立，但治学的具体步骤是什么呢？孔子在释《乾》之九二爻给出了依据：“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易》曰：‘见龙在田，利见大人。’君德也。”（《乾•文言》）君子进德，必由学问之功。而理得于天，虽我所固有，然其散见于万物之中，不聚而学之，则闻见必寡。聚而不问，则不知所择。故问所以辨其是非同异也。聚辨之后，必心体宽裕，方可藏蓄所得而至融会贯通。既已有居，心德浑全，其所行皆出其仁也。在此处，鞠曦先生还特意提醒大家，儒学的理想是化成天下，而当今天下非孔子时代的天下，而是包括西方在内的天下。因此，当然不能越过西方文化和其它文化形式单纯谈论儒学或中国哲学，这是不现实的。故当今儒者“学以聚之”的学问不仅仅只是儒家的经典或中国的经典，而应是全世界的经典。只有具备了这样的“天下意识”，才可能给当代学术一个全面而准确的判断。也只有这样一种“海纳百川”的儒家胸怀，才可能汇聚天下的学问（西方哲学一再拷问中国哲学的合法性问题，显然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表现，已经否定了它是“天下学问”的可能）为我所用。如果做到了把天下学问汇集在一起，并通过“问辨”的方式进行梳理，然后，要做的就是通过“中和贯通”（宽而居之）得出一个融合了全人类思想精华的理论体系（即天下学问），进而推行于天下（推而行之），使天下人共同受益，即所《易》所谓“见龙在田，天下文明”（《乾•文言》）。
知道了治学的具体步骤，接下来所该做的就是不断的坚持，进德修业而不辍。《乾》之九三曰：“君子终日乾乾，夕惕若，厉无咎。”孔子解曰：“君子进德修业。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所以居业也。知至至之，可与言几也。知终终之，可与存义也。是故居上位而不骄，在下位而不忧。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虽危无咎矣。”（《乾•文言》）此爻体现了这个时段的君子，应当小心谨慎，坚守进德修业之道，虽有如履薄冰、如履深渊之危，亦无碍也。在九三爻的阶段，君子之所以不能有所作为，一则是其进德修业的功夫还未臻精纯，二则是时机尚不成熟（故乾乾因其时而惕）。而在九四爻阶段，君子之德业已基本精纯，开始寻找时机，跃跃欲试，这样做并无坏处。故孔子释九四曰：“上下无常，非为邪也。进退无恒，非离群也。君子进德修业，欲及时也。故无咎。”（《乾•文言》）通过不懈努力，在九五爻阶段，终于修成“大人”（或大人出现了），这时儒学可用矣。故孔子论九五爻曰：“九五曰：‘飞龙在天，利见大人。’何谓也？子曰：‘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本乎天者亲上，本乎地者亲下，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此时，天时、地利、人和皆得其宜，儒学已深入人心，君子通过进德修业的不懈努力，德才兼备而至九五尊位，由君子而成为圣人（大人），故可一呼而百应，使天地得位，万物从类，天下大治。在这个时候，儒学才得到充分运用，儒学复兴亦得以实现。
3、治学“不恒其德”之弊
上述乾之九一至九五体现的爻意与卦德，即是儒家治学进路，亦是儒学复兴之路。唯此，才可能实现儒家“治平天下”的理想并重新使儒学行于天下。当然，在已经被严重西化与异化的现代社会，复兴儒学困难之大，可想而知，它肯定需要几代、十几代、直至数十代人的艰苦努力。但是，如果不坚持这一治学进路而急于求成的话，必定会遭遇“亢龙有悔”，甚至出现“或承之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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