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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马克思主义的故乡是德国,但马克思主义并非仅仅属于德国和西欧,它是在民族历史转变为世界历史的基础上产生的世界性的精神产品。所以,“马克思的世界观远在德国和欧洲境界以外,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都找到了拥护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可是,我们又要看到,马克思主义产生时主要是反映了西欧的传统文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反映了德国古典哲学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主要反映了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传统,而科学社会主义则更多地吸收了法国社会主义的传统。因此,马克思主义要在“世界的一切文明语言”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就必然产生一个民族化的问题。恩格斯清醒地看到了这一点,并明确指出:“美国工人阶级的最终纲领,应该而且一定基本上同整个战斗的欧洲工人阶级现在所采用的纲领一样,同德美社会主义工人党的纲领一样。在这方面,这个党必须在运动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它必须完全脱下它的外国服装,必须成为彻底美国化的党。它不能期待美国人向自己靠拢。它是少数,又是移自外域,因此,应当向绝大多数本地的美国人靠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94页)这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各个民族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转化为其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才能真正发挥改造世界的功能。 就中国而言,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马克思主义这一“移自外域”的理论“取得民族形式”,“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从而向中国人“靠拢”,成为中国人民认识历史、改造现实的思想武器。因此,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相结合必然包含着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涵。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同时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过程。马克思主义必须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否则就难以中国化。所以,毛泽东提出:“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予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 534 页) （二）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挖掘积极的思想资源,对之加以马克思主义的诠释。在当前的讨论中,这种观点被一些学者归纳为用马克思主义“化”中国传统文化;与之相对,一些学者又提出,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无原则的糊涂观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绝不是让马克思主义去迎合中国传统文化,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的结果只能使马克思主义“空心化”,成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绝不是范畴的简单转换,把物质变为气、矛盾变为阴阳、规律变为理、共产主义社会变成大同社会……从根本上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相结合,使现实的问题上升为理论的问题,给予马克思主义的解答,并在这个过程中用中国式的问题及其科学解答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同时,在这个过程中用马克思主义来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吸取其精粹,并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使之融入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取得民族形式”,“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要落到实处,就离不开人民大众,需要大众化。为此,就要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534页)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涉及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性质与特点的重大问题。中国革命和建设不是少数文化贵族和社会精英的事情,而是人民大众追求民族解放、寻求自由个性的伟大社会变迁。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具有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中国特性”与“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或者说中国化与大众化是密切相关、融为一体的。 马克思主义不通过结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就难以中国化;而固守传统文化,以之去“化”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使中国文化现代化。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马克思主义是现代工业文明的产物,中国传统文化则是古代农业文明的产物,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形态。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的根本任务是救亡图存、振兴发展,寻求向现代社会的转型。实现现代化,重构中华民族的生存方式和活动方式,构成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历史进程的悲壮主题,凝聚着几代中国人的思索与奋斗、光荣与梦想。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在中国社会救亡图存、振兴发展的过程中之所以发挥了巨大的时代作用,正是由于它隶属于现代文明。只要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同时就是中国文化现代化的过程,那么那种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化”马克思主义、构建“儒学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其荒谬性就不言自明了。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以儒家学说为主要内容的道德原则和伦理秩序,重在调整人们之间的关系。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有其合理性,由于人伦关系是人类社会中的普遍关系,因而儒家学说的某些规则具有普遍有效性的一面,并契合着某些现代问题,具有某些现代价值,而且儒家学说与它极力维护的封建社会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的距离越远,它的意识形态性质就越弱,它所蕴含的具有普遍意义的观念也就越凸现。精神生产不同于物种遗传,以基因为遗传物质的物质延续是同种相生,而理论思维却可以通过对不同形态的理论、文化以至不同学科成果的吸收、消化和再创造,形成新的理论、文化形态。观念系统具有可解析性、可重构性,观念要素之间具有可分离性、可相容性。一种理论、文化形态所包含的观念要素,有些是不能脱离原系统而存在的,有些则可以经过改造而容纳到别的理论、文化形态之中。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应当也必然包含着对传统文化以及儒家学说的继承。 但是,儒家学说毕竟是封建社会的官方哲学,在从先秦经两汉再到宋明的演变过程中,它始终是代表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意识形态。其否定个人利益、否定个人独立性、否定人的个性的观念,是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格格不入的。即使是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观念也与中国古代宗法人伦密切相关,并赋予了宗法人伦的“人道”以“天道”的神圣光环。我们必须明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挽救了近代中国,而是中国革命的胜利使儒家学说、传统文化免于同近代中国社会一道走向没落;不是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把一个满目疮痍、贫穷落后的近代中国推向世界,而是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把儒家学说、传统文化推向世界,并使中国传统文化重振雄风成为可能。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用中国传统文化去“化”马克思主义,构建所谓的“儒学马克思主义”,更不是尊孔读经复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是用马克思主义分析和解决中国面临的实际问题,并在这个过程中清理、改造、吸收中国传统文化中具有现代价值的因素,从而使马克思主义具有“中国特性”、“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 (三) 每个民族、国家在不同的时代都有自己所要面对的现实,都有自己特殊的社会问题。我们不可能仅仅依靠传统文化来解决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所面临的人口、资源和环境,以及义与利、个人与集体的关系问题。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需要马克思主义。我们不可能在经济、政治现代化的进程中仍然恪守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以马克思主义为“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既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要求,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需要,而不是一个简单的“体”与“用”的问题。以中国传统文化为“体”、马克思主义为“用”,或以马克思主义为“体”、中国传统文化为“用”,都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把“体”与“用”看成是没有内在联系的、可以任意选择的关系,只能转变为“体”“用”任意搭配的游戏。 面对传统文化,每一代人都会遇到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的问题。继承什么或拒绝什么并不取决于传统文化本身,而是取决于实际,取决于现实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必须立足实际,而不是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当代中国的最大实际就是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这一实践活动的最突出特征和最重要意义就在于,它把现代化、市场化和社会改革这三项重大社会变革浓缩在同一个时空中进行,构成了一场极其特殊、复杂而又波澜壮阔的伟大的社会变迁,它必然引起一系列重大而深刻的理论问题,必然为我们的理论思考提供一个广阔的社会空间。只有立足这一实际,才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真正知道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所在,找到马克思主义的现代性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价值在某种程度上的契合性,从而用马克思主义分析、批判中国传统文化,对之进行创造性转换;同时,用经过分析、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创造性地理解、阐释马克思主义,使其具有“民族形式”。这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这个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能够代表中国未来发展方向的,就是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转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与实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