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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年代悠远，相关记载语焉不详，孔子的一些生平事迹在历史上一直处在极度争议之中。特别是“子见南子”一事，由于不仅涉及孔子的政治取向，甚至关乎其做人的道德大节，所以，古今中外歧见颇多，莫衷一是。本文试图从一个不同的角度对这个问题略加考辨，不论是增加了歧见，还是使问题有所清晰，庶几也是尽一份读圣贤书者的责任。 “子见南子”中的“子”是指孔子，“南子”则是卫灵 子见南子，子路不说（悦）。夫子矢（誓）之曰：“予所否pǐ者，天厌之，天厌之！” 详见于《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反（返）乎卫，住蘧qú伯玉家。灵 居卫月余，灵 又见于《孔子家语·弟子解》： 孔子适卫，子骄（颜刻）为仆，卫灵 以上记载，源于三种不同文本。《论语》的可信度为最高，并且关于“子见南子”的记载出现在《论语》第六篇，而一般认为，《论语》前十篇是这本书最早的部分，也是这本书中最为可信的部分。当然，《论语》的可信程度，还得益于这本书不仅记载了作为圣人的孔子，还记载了作为普通人的孔子；不仅记载了孔子光辉伟大的一面，也记载了孔子的一些令人遗憾的事情，比如“子见南子”。 第二个文本是西汉司马迁《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孔子世家》是现在能看到的最早和最全面的关于孔子一生的记载。尽管这个传记有许多疏漏和不尽如人意之处，但关于“子见南子”的记载与《论语》的记载基本上一致。只是《孔子世家》有了许多《论语》未载的细节，这与两本书不同的体例有关，也与两本书的作者不同的指导思想有关。《史记》比较偏爱事件的细节和戏剧性，在“子见南子”的这项记载中，关于事件细节的描述虽然可以增加后人对这件事情的了解，但因为史料的来源不明，也时常会引发后人的争议。 至于第三种文本《孔子家语》，本是三国时的学者王肃编成的一本书，内容都是关于孔子及其弟子的行事。自其成书以来，多半学者认为这是王肃的伪作，目的是与东汉末期以来占据学术主流的经学家郑玄的影响力相抗衡。但是，随着近现代研究的不断深入，特别是考古发现的一些新文本，像《孔子家语》这样的汇编而成的书籍的可信度不断提升。现在可以基本断定，书中的内容并不是王肃或其他人凭空编撰，而是采自先秦末期以来其他学者所编的一些更早的和更可靠的书籍中。所以，《孔子家语》关于“子见南子”的记载也是可信的，并且与《史记》的记载基本一致。当然，《孔子家语》中所言也可能是与《史记》采自同样的史料，至少也是取之于类似《史记》这样的较早文本。 一如前文所说，正是因为记载了一些孔子的令人遗憾的行为，才使《论语》的记载获得了最高的可信度，比如说： （1）陈司败问：“昭公知礼乎？”孔子曰：“知礼。”孔子退，揖巫马期而进之，曰：“吾 （2）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wǎn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阳货》） （3）公山弗扰以费畔（叛），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悦），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阳货》） （4）佛肸bì-xī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于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肸以中牟畔（叛），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zī。吾岂匏páo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阳货》） 这四条记载中，第(1)条是说孔子有意无意地为尊者讳，对于鲁昭公的不符合周礼规定的行为未加理睬和重视，还说鲁昭公是知礼之人。可是，当有人提出有力的反证时，孔子马上表示自己是个很幸运的人。为什么这么说呢，孔子很真诚地说，一旦我有了过失，一定会有人知道的。这明显是一种承认错误，并决心改正的态度。第(2)条是说孔子跟弟子子游的交谈中说了过头话，子游马上予以指正，孔子当下承认自己只是开了个玩笑。意思是说，刚才说的话并不完全正确，这明显也是一种认错的态度。至于第(3)(4)条，则是孔子所犯的同一类型的原则性错误。鲁国当权家族季氏的家臣公山弗扰和晋国赵氏家族的家臣佛肸，先后都曾有过据邑叛乱的举动。他们的共同举措都是想拉孔子入伙，因为孔子是当时的文化名人，在政治上也很有自己的主张和影响力。按理说，这种叛乱行为本身既不符合孔子遵奉的周礼，也不符合孔子一贯的政治主张。但是，由于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以及急于以一种实际的方式影响天下政治的想法，孔子一开始时都答应了叛乱者的邀请。幸好有弟子子路的强烈反对，孔子虽然找出了一些不太像样的理由来辩解，最终还是在冷静思考之后没有接受邀请。 但是，现在的问题，在《论语》记载的关于孔子的过失之中，为什么只有“子见南子”这一条在历史上引起最多争议，并且其严重性涉及到孔子的政治操守和道德品质呢？要很好地解答这个问题，必须从“南子”这个人物开始。 南子是个女子的姓名。根据当时的规定或习俗，在上层社会，男子称氏，女子称姓。南子是宋国人，宋国是殷商后人的封国，殷商王族为子姓， 在《左传》这本记载春秋时代各国历史的史籍中，记载女性的事情并不多。尽管有关南子的记载仅此一项，也足以引起后人的高度重视。“卫侯”是指卫灵公，他 我们再来说卫灵公，他的荒唐行为也在“子见南子”的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从南子见宋朝的事件中，我们已经初步领略了卫灵公之“灵”。卫灵公十分宠爱这位夫人，以至于对她是有求必应，甚至包括帮着夫人召来她过去的情人。根据传统的谥法规定，“乱而不损曰灵”。就是说，谥号为“灵”的君主，治国没有章法，行为淫乱荒唐，好在对国家还没有实质性的损害。卫灵公的淫乱荒唐，从这一件事情就能看得非常清楚，至于他的治国之道，《论语》中就有记载。《论语·卫灵公》记载说： 卫灵公问陈（阵）于孔子。孔子对曰：“俎zǔ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未之学也。”明日遂行。 孔子晚年周游列国，多次出入卫国，这是其中的一次。孔子本想给卫灵公讲一讲“为政以德”（《论语·为政》），或者至少也要讲一讲“为国以礼”（《论语·先进》），没想到卫灵公劈面就问孔子如何打仗的事情，这让孔子非常失望，第二天就离开了卫国。可是，这样一来，卫国岂不会丧失在卫灵公手中？而事实上并没有，因为卫国的国政掌握在夫人南子的手中，而南子则是使用人才的好手。《论语·宪问》记载： 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yǔ治宾客，祝鮀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 这是孔子与鲁国的当政者季康子的一段对话，季康子也是孔子弟子。孔子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断言卫灵公是无道之君。季康子有些疑惑，问老师，既然无道，为什么没有丧国？孔子的回答是，卫灵公有若干能干的大臣，方方面面的事情都做得很好，当然不会丧国。所以，我们要问，一个无道的 孔子会见南子的事情发生在孔子五十四、五岁的时候，其时代背景是，孔子在鲁国担任司寇四五年后，由于他的一系列改革政策不能被鲁国当权的贵族集团所接受，饱受排挤，不得已而辞职，并带领一些弟子们离开鲁国，开始了长达十四五年的政治流亡生涯，也就是所谓的“周游列国”。由于卫国与鲁国接壤，孔子对卫国政治也比较了解，甚至认为“鲁卫之政，兄弟也”（《论语·子路》），更不用说孔子在卫国还有许多老朋友，所以，开始流亡的孔子一行人，很可能首先就选择了卫国。孔子自认为“五十而知天命”（《论语·为政》），意思是说，到他五十多时，各种主客观条件已经成熟，孔子有机会在鲁国政坛上施展才能，可以济苍生，救时弊，甚至对天下政治产生重大影响了。在这种形势下，孔子自认为天命落在了他的身上，令他责无旁贷。尽管几年之后就被反对势力排挤出鲁国，但孔子于心不甘，一下子并不能接受自己的政治前途完全丧失的现实，所以，到了卫国之后，难免还是跃跃欲试，看看能不能在与鲁国政治比较相似的“兄弟之国”卫国再展宏图。如果真如《孔子世家》所说，这时候在卫国掌握实权的南子向他发出了会见的邀请，虽然孔子也有些犹豫，但最终还是没有抵御住这样的政治诱惑，小心翼翼地与南子见了面。 尽管孔子在会见南子是依礼而行，但是，由于后来孔子的名声越来越大，特别是在他身后的逐渐被神化，支持他的人和反对他的人的数量都在与日俱增，就不免有越来越多的人拿“子见南子”这个事情做题外的文章。更有甚者，一些好事者根据自己的想象和推断，怀疑孔子会见南子是有个人目的，还有人以制造绯闻的心态，写出小说来渲染孔子的所谓爱情故事。当然，由于上引历史记载比较简略，而“子见南子”本身也并不符合常规，有什么样儿的猜想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任何的想象和推断最好还是能够提出像样的证据，从动机到过程，这样才能更有力地说服人们。 很显然，子路的不高兴是很让孔子烦恼的。在“子见南子”这件事情上，就因为子路“不悦”，孔子就对其发了誓。有些学者认为孔子的这种反应明显有些过度，所以不太可信。为此，他们或者在对“矢”的解释上做文章，或者是在孔子说话的内容上做文章，以证明孔子不可能对自己的学生去发誓。其实，孔子对子路发誓并不是没有来由的。根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只比孔子小9岁。孔子与其早期门人的关系，最初只是一个具有社团性质的朋友圈，所以，最初的弟子，包括子路在内，与孔子更像亲密朋友的关系。只是因为孔子年岁最长，也最有文化和政治主张，并且有了后期弟子的出现，后人才觉得师生关系更能说明问题。 不过，正是因为有上述背景，子路的反对意见就更让孔子在意。另外，子路本是武士出身，好勇力，质直而好义，敢于直面反对一切他认为错误的言行。在子路的世界里，只有黑白，没有灰色地带，一切事物只有错误与正确的选择，而不应该有折衷和变通。所以，即使在《论语》有限的记载中，除了“子见南子”这个事件，如上所引，孔子打算接受公山弗扰和佛肸这样的叛乱者邀请的两件事，都受到子路的强烈反对。由此我们不难感觉到，每当孔子以不踏实的心情去做某些容易受到诟病的事情时，最敏感的就是子路的反对之声。 不过，孔子之所以屡次出入卫国，与子路也有一定的关系。子路是卫国人，《孟子·万章上》说：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 这里的“弥子”就是弥子暇，当时是卫灵公的宠臣，在卫国也很有势力。弥子暇与子路是所谓的“连襟”关系，即子路的妻子与弥子暇的妻子是亲姐妹。孔子一行人经常出入卫国，因为孔子是当时的文化和政治名人，大家都想招待他，但孔子没有选择有势力的弥子暇，而是或者住在子路妻子的兄长颜浊邹家中，或者住在老朋友遽伯玉家中，这使弥子暇很没面子，就通过子路告诉孔子，如果孔子能住在他家，他可以保证孔子做卫国的上卿。孔子的回答是“有命”，意思是说，能不能当上卫国的上卿，不是某个人所能决定的，而是时势使然，这就婉转地拒绝了弥子暇的要求。对于孔子的这样的拒绝，子路并没有什么意见，因为毕竟作为宠臣的弥子暇在卫国朝野上下的名声不好。但是，拒绝了弥子暇，却选择了南子，这就是子路万万不能接受的了。除了后宫干预朝政这一条最明确的违背“周礼”的理由之外，南子个人行为的不检点，更是让子路无法理解和接受。 对于上述情形，古来就有明确的指证。《淮南子·泰族训》说：“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 子曰：“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逊），远之则怨。”（《论语·阳货》） 孔子的这个论断，可以说是《论语》所表述的孔子的女性观，因为他使用的是全称判断“女子”，即所有的女性，并不是女性中的某一部分。所谓“小人”，是指修养很差的人。所以，“女子与小人”，并不是某位当代教授所断定的“母亲和孩子”。所谓“难养”，是说难以教养，以至于很难与之长久相处，并不是指生活方面的养活。所以，孔子才接着说，如果亲近这样的人，他（她）们就会言行不逊，不知道自己是谁；可如果疏远这些人，他（她）们又会怨气冲天。孔子这样评说全体女性，虽然并不是说她们是坏人，但也是表现了足够的轻视。孔子对女性的这种态度，在古代尚没有引起多大的争议，但到了近现代，却受到了严厉批判。 然而，历史地来看，孔子的这种女性观也不是空穴来风，尽管不符合现代理念，但是，弄清楚孔子这一观点的来龙去脉，对于全面了解孔子的思想，也是非常必要的。不用说，在孔子时代，作为整体的女性是没有像样的社会地位和合法的政治地位的。这一变化，主要发生在西周以来。据可靠的记载和考古发现的证明，在商代以前，女性的社会和政治地位是很高的，甚至在某些方面不亚于男性，朝廷之中有很多专为女性设置的官职。周朝立国后，加强了对上层社会的约束和管理，女性被逐渐排斥在政治舞台之外。《论语·泰伯》说：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于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 这是告诉我们，在辅助周武王治理天下的10位主要大臣中，只有一位女性，而孔子则主张，除去这位女性，真正说起来只有9位大臣。这一方面反映了孔子对女性的轻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周朝初年女性官员的日渐减少，只剩下了一位。所以，从周武王时代到孔子时代已经过去了500年，女性地位之低下，更是可想而知。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下，孔子才发表了自己明确的女性观。 不过，我们在此不得不问，既然在孔子时代女性的地位微乎其微，已经成为社会常识，甚至可以说不值一提，而且在与孔子同时代以及稍晚于孔子的其他思想家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就女性的教养问题发表过言论，那么，孔子为什么独树一帜，提出了“女子与小人难养”的主张呢？或者进一步来问，当孔子如此刻薄地对全体女性提出批评时，他有没有想到自己身边的女性能不接受呢？以及孔子对女性的批评是否符合自己家庭之外的女性呢？ 孔子身边的女性，至少应该包括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据《史记·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是遗腹子。孔子的父亲叔梁纥hé是鲁国的一个邑宰，即一个小镇子的地方长官，但这是个家臣的位置，不能由后人继承。孔子还有一位兄长，所以，当孔子出生时，孔子的母亲只身一人，至少带着两个孩子。另外，孔子的祖上是宋国人，他祖父在世时迁到鲁国定居，在鲁国并没有多大的势力，也不是本地的大家族。这样一来，孔子年幼时，家中的生活多半是比较艰难。《孔子世家》又说孔子的父母是“野合”，即没有举行过正式的婚礼就生活在了一起，也容易招致社会上的非议。在以上种种不利条件下，孔子的母亲很可能早早地就去世了，因而也不会给孔子留下很深的印象。尽管汉代的一些儒生把孔母描写得很高大，但在任何可信的记载中，孔子都没有提到过自己的母亲。所以，即使孔母并没有早逝，也是一位普通的女性，谈不上有什么教养。 至于孔子的妻子，孔子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尽管孔子的儿子孔鲤以弟子的身份跟随在孔子身边，直到死在孔子之前。如前所述，50多岁孔子周游列国，一走就是十四、五年，期间从来没有回过鲁国，这多半可以证明此时的孔子已经是孤身一人了。他的妻子，或者已经去世，或者也不太值得他留恋。我们尽管可以说，一个追求事业的人不应该被家庭所拖累，但是，大力倡导人伦之常的孔子，却对自己的家庭十几年不管不顾，也是很令人惊诧的。所以，孔子中年丧妻，晚年丧子，应该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更令人不安的是，孔子的妻子也可能是一位寻常女性，不会是很有教养，也不会是一个能够对孔子的事业有所直接帮助的人。至于他的女儿，《论语·公冶长》记载说：“子谓公冶长，‘可妻qì也。虽在缧绁léi-xiè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这个女儿由孔子作主，嫁给了孔子弟子公冶长，显然也是个普通女性。 总之，孔子身边的女性，并不能提供“难养”的反证，而社会上的其他女性呢？普通女性孔子不太可能多有接触，因为孔子去世百年之后，孟子就指出了礼仪中有“男女授受不亲”（《孟子·离娄上》）的规定，孔子没有理由去随便接触一般的女性。这样一来，只有“子见南子”这样的特殊情况，才会让孔子接触和了解其他的女性，而且是成为名人的女性。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像南子这样的女性，只能使孔子“难养”的观点更为坚定。在那样的社会条件下，不论什么样的女性，能够走上政治舞台是非常艰难的。她们不仅要有超常的才能，还要有超常的勇气和手段，甚至会对轻视女性的社会和男性怀有强烈的报复之心。卫国的政治终因南子的参与而陷入一片混乱，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孔子虽然会见了南子，但可以相见，他们的会谈并不投机，孔子也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政治地位。相反，如果《孔子世家》的记载是可信的，孔子还因为结识南子而自取其辱。陪着卫灵公和南子招摇过世，肯定会遭到有识之士的议论。孔子所说的“未见好德如好色者”，表面上看是说卫灵公喜欢女色胜过了喜欢德行，但卫灵公的夫南子何尝不是这样的人呢？所以，对于这样的“难养”之人，孔子当时唯一能做的合理选择，就是远离他（她）们。 我们这样来分析和评判孔子的女性观，并不是说他的女性观是正确的，更不是说他的女性观可以适用于所有时代和所有情形下的女性。这里的分析并不涉及正确与否的问题，而只是想说，孔子对女性观是明确的，并且是在特定时代背景和个人遭遇的条件下提出的。 （作者系山西省当代儒学研究会学术传播委员会副主任、山西省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