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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传统文化精华在当今社会已经丧失殆尽。”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国际认同的问题，还要解决国内认同的问题。 主办： 南方周末 《mangazine·名牌》杂志社 南方人物周刊 特别鸣谢：中国平安保险公司 中国教育电视台 长安街时报 主持人：曹景行 主讲人：秦晖 何怀宏 康晓光 王焱 雷颐 单少杰 文字统筹/韩雨亭 摄影/黄丹青 为什么要“软实力”？ 为什么今天我们开始关注“软实力”的问题？ 冷战结束，为了说服美国政府改变其政治与外交策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了“软实力”与“硬实力”有机结合的理论，即维持外交的两种工具“胡萝卜”和“大棒”。当时，他的观点很快得到了美国绝大多数人的认可，也获得了其他国家的政治、学术领域的关注。美国从此的确一度改变了政治与军事霸权的外交政策，全世界人民看到的不再光是美国的科技、军事以及政治上的傲慢，取而代之的则是面目友善、丰富多彩并极具诱惑力的汽车、时装、商业电影、图书、麦当劳、肯德基…… 上个世纪的80年代，邻邦日本的崛起令世界惊叹，约瑟夫·奈也曾说日本“拥有的潜在软实力资源比其他任何亚洲国家都多”。不过，这种赞誉很快在金融危机中烟消云散。身为亚洲国家，日本仔细思考过“软实力”战略，政府推动了其文化娱乐业，漫画、动漫、卡拉OK和电脑游戏遍布世界各地。 但是，日本作为努力“脱亚入欧”的第二大经济体，并未能扮演约瑟夫·奈所期望的“亚洲领导者”角色，最具有影响力的“软实力”资源，也并没有顺利转化成政治优势。 现在，不少学者不约而同地把视线转向了中国，期待着这个连续保持20年经济增长的区域性大国，能有一些突出的表现。可问题是，经历了漫长的动荡与变革，中国在文化建设、制度更新方面，真的做好准备了吗？ 认同之困 关于 《中国古典文明与软实力提升》 ，几名主讲人分别从不同角度和层面对这个主题进行了阐释与解读。秦晖的题目是 《“反法之儒”与“反西之儒”》 ，从中国儒学的纵向与横向的差异原则，谈到了宗教、文化和制度上几次大的转折及其前因后果，见解独到、辛辣，全面解读了“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令在场的人拍手叫好。 他说：“今天，大家谈到传统和儒家时，这背后针对性有极大差异。这个差异不是今天才有，自古以来中国儒家就有反对法家尤其是反对所谓法道互补的传统。到了近代中西冲突后，又有了西儒之间的关系。因此，今天谈儒学，当然有反西之儒与反法之儒的区别。” 相比，何怀宏先生则温和得多，他以“千年传统”的宏大视角，从三个方面来进行解剖，一是软实力和硬实力的影响；二是千年、百年、十年传统的三种力量的对比；三是以古代选举为例的制度资源的角度。中国的几千年文明，真的有那么多“软实力”资源可以利用吗？何怀宏先生不太乐观，他说：“我们只有历史意义上的传统。百年的影响，十年影响虽是制约和传承，但是还很难说成为中国意义上的传统，因为它还没有真正统合起来。”面对未来多元的世界，我们更多的文化资源是来自世界，来自西方。我们如果要提升软实力，必须尝试着用新的形式创造新的文化。 单少杰先生说话时显得和风细雨，不过，语言虽温婉，但却很有力度。他站在了中国历史学文化与其所形成民族精神的高度，立体地呈现了中国古典文明与“软实力”的关系。在他看来，所谓的“软实力”是属于一个民族风尚与民族组织的问题，要想提高一个国家“软实力”，必须先要形成一个自由的民间社会。 王焱先生则是站在国家的高度，来认识国家软实力提升的问题，他的演讲题目便是《国家软实力提升与文化的关系》。他说：“软实力不但来自于国家和政府，更来自于政府之外的社会力量。”王炎认为：“软实力”之所以重要，那是因为国家“首先是一个政治社会组织，并不是单纯资本崛起的市场、政治与社会共同体，而只有文化才能赋予国家组织的正当性。要想成为 ‘软硬兼备’的国家，必须将国家作为社会共同体形成的和谐的良序社会”。他这段话最简明的意思便是：国家并非“政治认同”，而是“文化认同”。 雷颐的演讲语言风趣、幽默，喜欢从史实和经验中得出结论，并且通常以细节入手，以小见大。他把这次的演讲题目定为《语言的力量》，他之所以选择从这个角度入手，是因为他认为 “语言是人际交往最重要的工具，同时语言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从语言影响强弱可以看到软力量强弱，但在语言强弱背后，就是软力量”。他的这个观点为在场听众所认同。 康晓光先生是最后一个演讲者，他走上台后，开玩笑说自己演讲的任务便是“让在睡觉的人数继续增加”。话音刚落，现场哄堂大笑。他的演讲题目比较具有理性和建设性—《软实力建设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但他对中国人当下的道德状况却显得有些悲观，譬如他认为：“经过一百多年对传统文化的打击和破坏，传统文化精华在当今社会已经丧失殆尽。”这意味着，要解决中国“软实力”的问题，不仅要解决国际认同的问题，还要解决国内认同的问题。 “软实力”的六种解读 秦晖 ⊙清华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软实力不是船舰大炮，而是道德政治 从历史上看，甲午之前，从徐继虞、郭嵩焘一直到谭嗣同，这些人学习西方和甲午以后的人学习西方有很大不同和转折。甲午以前中国人学习西方，有几个特点，真正令他们服气的，不是西方国家的船舰大炮，而是西方的道德政治，这其中当然不包括国际关系，那是弱肉强食，是西方列强在欺负中国。我讲的所谓道德政治主要是针对国内来说，这些人之所以要学西方，就是近代以西方为主导的道德政治，可以解决中国当时面临非常严重的问题，富国强兵对于他们来讲是其次，很多人认为当时中国面临就是民族危机，我觉得民族危机，中国历史上不只一次碰到过，后来中国人把他们同化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当时面临这种危机，这是第一次。 何怀宏 ⊙北京大学哲学系 “软实力”太软，“硬实力”不硬 中国历史上的“软实力”一度非常强大，甚至可以说在一段时间主要靠“软实力”。如今，我们看着韩剧 《大长今》，感到很惭愧，他们在华夏文明保留方面，比我们还好。日本人佩服中国，但佩服的是唐朝的中国人。中国“软实力”在后期太软，或者叫软硬不平衡。在这里，我为“硬实力”说几句话好话，我们“硬实力”还不够硬，跟美国比起来差距很大，还应该大力发展“硬实力”。现在到了转折的关口，“硬实力”还要持续发展，当然，也要把“软实力”的问题提上议事日程。我们在“软实力”方面确实有问题，最大问题是我们意识不到。“软实力”是我们继续发展“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也是我们民族文明、精神、信仰安顿的地方，更是中国对世界保持一种真正持久尊严的文化系统的关键。“软实力”是人类文化的文明，我们要使“软实力”真正成为民族有力搏动的心脏。 单少杰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 “软实力”藏于民间社会 “软实力”是什么东西？可能有多种定义，在我看来是属于民族风尚的东西，属于民间组织的问题。一个最典型的例子是秦朝，秦朝在中国古代是最有“硬实力”的朝代，国家是一座大庄园，一支军队，所以，它达到了鼎盛，可它的“软实力”不行，缺乏民间组织。民间组织，我把它定位在自主职能的范畴里。秦国把耕战推动到极限，把老百姓固定在土地上耕作，召集到军队服役，严令限制自由流动，严令限制自由组织，一个社会组织只是一个单一组织，几乎没有民间社会。后来，它的“软实力”严重不足，被山东六国移民所灭，国家土崩瓦解，战国时期，最大赢家是秦国，最大输家也是秦国。 所以，一个国家的“硬实力”，无非是财富和军队，而“软实力”则藏于民间社会、民众心理、民族精神里面。 王焱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 政治、文化认同是“软实力” 在亨廷顿的书里，强调关于国家认同等几个方面，都涉及国家“软实力”的问题。中国面临着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人更多地依赖文化认同而非政治认同，因为封建王朝并不倡导普遍性的政治参与，也没有现在的农民身份。政治认同、文化认同是“软实力”的核心，现在中国出现悖论情况，一方面现在民族国家组织形态是从西方来的，并不是中国本身发生出来的，接受西方国际挑战的传统。另一方面政治性的国家又需要文化认同、文化身份作为一种支持，使现代国家体系具备正当性、合法性。所以，当下面临着种种矛盾、冲击，比如“五四”的反传统主义，如何通过我们政治文化实践和学术研究进一步协调中国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使中国不仅仅是一个世界大国，也是东亚区域政治文化中心，拥有比较强大和坚固的软硬实力，这是我们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康晓光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 “软实力”就是道德建设 对中国而言，“软实力”建设其实就是道德建设，当然也有制度建设。道德建设核心任务是提出我们的价值观，制度建设核心任务是探索中国模式以及如何完善这种模式。“软实力”重建和文化重建是有区别的，一个是重建道德体系，一个是重建政治哲学和意识形态。文化重建必须有所继承有所创造，不能白手起家。有一种说法把三种文化资源融汇贯通起来重建中国文化，但我认为还远远不够。要谈文化传统融合必须要谈如何融合，特别是以谁为主来进行融合。如果说不清楚这些问题等于什么也没有说。全球化时代，在人类不同种族、不同文明高度交流碰撞与融合的时代，任何一个文化想不受别人影响、想包打天下都不可能。 雷颐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 制度决定了“软实力” 中国重新加入到了世界大家庭，经济实力迅速提升，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和人数比从前多得多，汉语学研究，中国当代研究已经变成很热的学科。我们再想想在改革开放前，中国自己说自己是世界革命中心，可也没有几个人学汉语。恰恰是开放了，国内学英语的人多了，而外国学汉语的人也多了。这证明，中国融入到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伴随“硬实力”的提升，才刺激了外国人学汉语的热情和好奇，他们通过学汉语来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可见，软实力的提升，或者中华文明传承提升，其根本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制度的全方位提升。如果经济不发达、政治不开明，无论你通过什么方法，也很难提升软实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