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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力先生说，企业家不仅仅关心赚钱，还关心文化、道德、社会发展、国家前途、人类命运这样一些大问题。这是好事。我以前就有个吃饭哲学，我说吃饭是为了活，但活不是为了吃饭。如果说活就要赚钱，那赚钱又为了什么？为了享受？那好像太小了，你赚的钱是花不完的。那到底为了什么，这里可能便有追求人生意义、生活价值、终极关怀、关心国家民族族和人类命运的问题。可以理解，企业家关心这些问题是有道理的，不是为了赚钱而赚钱，而是有更高的目标。这就与儒学相关了。 儒学有一个很大的特点，跟基督教、伊斯兰教有区别，就是它力求在地上建立“天国”。在经验合理性里面提取理性，但它又有类似宗教的信仰。不过儒学到底是什么东西？并不是很清楚。它是宗教？还是哲学？是宗教哲学，还是哲学宗教？学术界有不同意见。 最近学术界争论中国到底有没有哲学，也与这个问题有关。现在儒学好象很热，但1980年代是反儒学，90年代以来是儒学热。80年代反儒学的时候，我说了儒学好的方面，被年轻朋友骂。现在儒学热的时候，我认为对“儒学热”要冷静，于是又挨批评。一个根本问题是，儒学到底是什么并不太清楚。 “儒学四期或三期说”便涉及这个根本问题。儒学历史很长，到现在已两千多年，美国学者杜维明把它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先秦儒学，孔子和孟子；第二个时期是宋明理学，朱熹和王阳明；第三个时期是二十世纪的熊十力、牟宗三。我说的儒学有四期，第一期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第二期是汉儒；第三期是朱熹、王阳明；第四期就是现在。“三期说”主要强调儒学是讲道德修养，尽量提升儒家宗教性的方面。杜维明的老师牟宗三写了四大卷的《心体与性体》，把儒家的宗教性、对个人的终极关怀讲得很深刻，但可惜是一种“深刻的片面”。我提出儒学“四期说”认为，不要一讲儒学，便是道德修养。儒学远不止这一方面，除了心性“内圣”，还有“治国平天下”经济事功的“外王”。《礼运》说，“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举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等等。这与心性并没直接关系，而是儒家对人类、对社会的一种远大理想。“三期说”只谈孔孟，我却认为荀子也很重要。荀子也讲修身，但他讲了很多社会政治方面的观念。例如他说人不同于动物，是能制造工具。“假舆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绝江河。”人之所以能走千里，因为他能驯服快马。人之所以能渡江河是因为能造舟船，非常重视工具，也就是今天的科技生产力。所以，我认为儒学不光是讲内心修养，并不只是宗教。 “三期说”追求儒学宗教的品格，宗教的超越与历史可以没有关系。我讲儒学四期却是随历史而发展的，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以为一成不变就死了。中华文明能够这么多年延续下来，也正因为此。我刚从印度回来，我也去过埃及，也看过印加文化，也看过柬埔寨的吴哥窟，那些建筑都很了不起，甚至超过中国。但因为不能随着历史发展，这些文明都先后灭亡了。而要发展就必须吸收、接受外来的东西，进行转换性的创造。汉代的儒学吸收了道家、墨家、法家、阴阳家的思想，而且把阴阳五行作为自己理论的骨干，把社会、自然、政治放在一个反馈系统来考虑，发展了孔孟荀的儒学。今天如果我们还讲儒学，就也应该吸收外国的、现代的东西，主动地吸取马克思主义，借鉴包括自由主义、后现代主义等等进行转换性的创造，使新的儒学和整个中国文化焕发出新的面貌。 怎么样转换性创造？这就是西体中用。体是什么？体就是生活的根本、本体。本体什么意思？最根本、最实在的东西。我提出“西体中用”是针对“中体西用”，儒学四期是针对儒学三期。有人认为，“体”就是道德修养、文化、精气神什么的。我认为，亿万人民的日常的现实生活才是体，这也就是现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也就是马克思讲的社会存在。为什么说“西”？因为这是从西方引进的。“西体中用”我是1985年提出来的。事实上，我们讲改革开放，不就是讲向西方学习、引进和开放吗？现在年轻人学得最多的是什么？不就是数理化、电脑、英语等西学吗？这是现代生活所必需的东西。但把它们应用到中国(中用)以后，就会产生新的形式。要和中国实际结合。这个现代化的生活本体改变了一切。这20年来思想意识改变很多，原因是什么？原因是经济发展，也就是这个生活本体变了。 而在这个体的基础上，如何做到很好的中用，这就要结合中国实际和儒学了。中国人注意人情、亲情、乡情、报国之情等等，不只是冷冰冰的理性和法律，这些东西便是中国儒家和中国整个文化所给予的。但先要确定什么是基础？基础还是现代化生产生活方式，它以契约为基础，以竞争为条件，以效率为原则。只有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够讲人情。如果以人情为主，契约、效率为次便错了。我们提倡协商、调解，不仅在经济上，在各方面都这样，不必事事上法庭。但毕竟要在法治基础之上才能发展这些。主次要分明，我们仍然要系统地学习西方的管理体制，现在不是太多，而是不够，无论微观或宏观都如此。 何力先生提到我讲过实用理性。实用理性讲合情合理，“理无可恕，情有可原”，倒过来就是“情有可原，理无可恕”。西方是平等的复合句，中国却经常以后面一句作结。实用理性重视不仅要合理也要合情，不是冷冰冰的理性，还要有人情味，但必需在理的基础上讲情，这样才能走出一条既不是过去的计划经济、也不是美国资本主义的，而是中国自己的路，创造出比传统中国、外国模式更加合情合理的社会。以前讲创造就是革命性创造、批判性创造，我讲的转换性创造是一种改良性的创造，不必很急切地破坏、革命，而是逐步地学习和改良来创造出新的东西，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文化上。这正是合情合理的实用理性。只有这样，才能使社会平稳和谐地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得越来越好。主持人： 《经济观察报》报业有限公司总编辑 何力 一年一度，《经济观察报》观察家年会又如期和大家见面了。“观察家年会”是我们一年来“观察家论坛”的一个总结，它既是对过去一年经济社会热点问题的反思，也是对新一年的展望。 2002年的年会，我们提出，中国的企业和企业家不仅应该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转型的重要力量，而且应该是文化和道德建设的重要力量； 2003年的年会，我们提出，在全球化的过程中，中国要迎接两个融合的挑战，第一是中国与世界的融合，第二是我们社会不同人群的相互融合与信任； 2004年的观察家年会，我们开创了一个新的形式，就是独立演说。我们邀请了吴敬琏、钱颖一、秦晖、江平四位中国一流学者，分别就经济、社会、法治和中国的改革进行了精彩的演说，明确提出了：我们需要一个好的市场经济。 今年的观察家年会，我们继续了独立演说的形式，我们希望这种形式能够成为我们的一个传统。今年在独立演说的中间，还有幸邀请到十余位著名企业家，他们将和我们的独立演说家开展对话和讨论，这会使我们的年会更加丰满。 今年观察家年会的主题是《告别白银时代——新儒商与新文化》。这样一个主题的大背景是：经过27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经济社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但也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现象，包括人与自然、人与人。最近的松花江污染事件是这种不和谐的一个标志性事件。 今天的社会就整体而言，GDP仍很重要，但显然已不是我们追求的惟一目标；就个体而言，我们辛劳努力，拼命工作，也不仅仅是为了更大的房子、更好的车。 我们反思，经济社会的增长方式应该如何更全面、更健康、更和谐； 我们追寻，中国的现代化图景理应包括干净的水和空气，安全的社区和健康的精神世界； 我们探究，如何在顺应全球化的潮流中又要和功利主义、拜金主义作斗争，建设我们的新道德、新文化。 从这个意义上说，尽管我们还要努力为更多的“白银”而奋斗，但我们不要一个唯物质的“白银时代”。 德国人贡德·弗兰克1998年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著作《白银资本——重视经济全球化中的东方》。弗兰克在书中试图以白银贸易把16至18世纪的欧洲与东方各自的发展联系起来。对弗兰克的学术观点我们未必赞同，我们在这里借用了一个概念：白银。弗兰克在书中谈到了一些西方学者关于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对硬通货的迷恋的研究，当代金融史学者金德尔伯格有一句名言甚至是：在西方挖出白银来，仅仅是为了再埋在东方。他们发问，为什么白银到了中国就止步了。他们认为，进入亚洲的硬币和金银基本上用于囤积和首饰。 我们认为，从对硬通货贪婪的意义上说，东西方并无太大差异，但我们确实需要警惕成为物质的奴隶。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们对于如何建设一个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达成了诸多共识，比如要有明晰的产权制度，要有健全的法治，要有提供基本普遍公共物品的现代政府，等等。 但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与文化，什么样的伦理与道德，什么样的终极关怀，似乎还有许多问题需要我们去思考答案。 这也就引出了我们今年年会的副主题——新儒商与新文化。 我们知道，关于儒学，既是眼下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又是一个颇有争议的话题。我个人认为，有两个问题十分关键，即儒学中能否产生出终极关怀的精神；能否与现代社会的普遍价值观结合，搭上现代化的列车。当然，核心在于我们该如何认识理解中国的传统文化，如何在批判中继承，在继承中批判。其实这样的争论一百多年来在中国就从未停止过。 对待这样的问题，我们想多听听学者们的意见，我们也希望有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家关注他们，在物质建设的同时关注精神建设。让我们共同研究、丰富、界定和树立一个又一个现代化中国的新儒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