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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地名学回答： 凡与中国、中华民族有关的总称谓，其原始意义几乎无一例外地起源于河东。 (一)河东最早称“中国” 《诗经·大雅·民劳》曰：“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毛《传》解释说：“中国，京师也。”《史记·五帝本纪》曰：“夫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集释》说：“刘熙曰：‘帝王所都为中，故日中国。’”原来，“中国”一词最初的含义是指“京师”，即帝王建都之地，而史传最早的帝王尧、舜、禹都建都于河东，所谓“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是也，故历史上最早称作“中国”者只能是河东这块宝地。 (二)“中华”之“华”出自河东 中国称为“中华”；中国人称为“华族”、“华人”、“华裔”。据著名“古史辩”学派创始人顾颉刚先生及其弟子刘起纡教授考证，“华族”是由于先民居于华水、华谷而得名。《水经·汾水注》曰：“汾水又西与华水合，水出北山华谷，西南流经一故城西。”刘先生断言，正是由于住在华水流域的先民最先自称“华人”，其它部族人们也称他们为“华人”，沿袭下来便有了“华”的名称。这华水、华谷位于何处呢?就是今稷山县化峪镇一带。化峪即“华谷”，今称“黄华峪”；至于“华水”，则由于气候变迁早已干涸，不复存在了。 (三)“华夏”之“夏”亦指河东 “夏”者，“夏人”所居之地也，史籍或称为“大夏”，或称为“夏墟”，均集中在河东一地。如《左传·昭公元年》所称：“迁实沉于大夏”，这个大夏在“唐”，即今之翼城。《国语·齐语》、《史记·封禅书》都记载了齐桓公“西伐大夏”，这个大夏在“平阳”，即今之临汾。《吕氏春秋·本味》曰：“和之美者，大夏之盐”，这个大夏又指的是安邑。《史记·晋世家》索隐谓《世本》载唐叔虞“居鄂”，宋衷注曰：“鄂地今在大夏”。这个大夏指的又是今乡宁，等等。 (四)“唐人”之“唐”源于河东 海外称华人为“唐人”，称大陆为“唐山”。此称始于唐朝。因李唐王朝盛极一时，声誉远播海外，各国均称华人为“唐人”。而“唐朝”之“唐”又源于太原。高祖李渊任隋太原留守，太原古称“唐”，故袭封唐国公，后代隋而立，国号为“唐”。而据史家考证，太原之“唐”实则又系由翼城叔虞所封之“唐”讹传而来。故以此推论，则称华人为“唐人”之“唐”，亦当起源于河东。 (五)“冀州”之“冀”亦在河东 中国上古分为九州，曰：冀、豫、雍、扬、兖、徐、梁、青、蓟。而九州之中心则在冀州。《路史》曰：“中国总谓之冀州”。顾炎武《日知录》曰：“古之天子(尧、舜、禹)常居冀州，后人因以为中国之号。”冀州在哪里?《吕氏春秋·有始览》云：“两河之间为冀州，晋也。”《释名·释州国》云：“冀州，亦取地以为名也。”王炎《禹贡辨》云：“晋地有冀，秦地有雍，则是冀、雍以名州。”说的是冀州是由晋境内一个叫“冀”的地方而得名的。这个“冀”又在哪里?就在今河律市。《水经·汾水注》曰：“汾水过冀亭南……京相璠曰：‘今河东皮氏县有冀亭，古之冀国所都也。”’当然，随着夏文化圈的扩展，冀州在地理上涵盖的范围就更加扩大了。 二、考古学的回答： 在华夏文明的史前期，河东是中国原始人类聚居的集中地带，沉淀了极其深厚的原始文化层。 (一)西侯度人是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是世界上最先懂得用火的人。 位于黄河岸边，芮城县境内的西侯度文化遗址，是一处更新世早期文化遗址。这个遗址说明，早在180万年前，这里就有我们先民生存，这是迄今已经知道的生活在黄河流域的最早的居民，也是生活在中国土地上最早的居民。这里发掘的石器为人工打制的刮削器、砍斫器和三棱大尖状器。这说明西侯度人已开始用石片加工制造工具，这是世界上最早用石片加工技术的标志。这里还发现了人们用火的遗迹，说明180万年以前这里人们已开始用火。过去考古学家认为50万年前的北京人开始了中国人类用火的记录，而西侯度遗址的发现，把中国人类用火历史推前了130万年。这不但是迄今知道的中国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也是世界人类用火的最早记录之一。与西侯度属同一考古时期的还有云南元谋人、河北泥湾河人等，但无论是工具制造或火的使用，都远不及西侯度人。故考古学家称赞西侯度为目前我国“首屈一指”的古文化遗址。 (二)匼河文化、南海峪文化和丁村文化等展示了河东远古文化的延续性和丰富性。 除了西侯度文化，目前在河东还发现有多处原始文化遗址。最著名的是芮城县境内的匼河文化遗址和襄汾县境内的丁村文化遗址。匼河文化遗址是距今约60万年更新世中期的原始居民区。 匼河文化分布得十分密集，范围广泛，证明当时此地古人类是相当繁盛的。这里出土的石器，制作技术有了明显的改进，有其明显的特点，且匼河人也懂得了用火，因而代表了文化的一个类型，故被考古学界命名为“匼河文化”。丁村文化遗址，是距今约10-15万年前更新世晚期的原始居民区。这里出土的大量石器工具，多采用交互打击等更加进步的制作方法，并且这些石器一般都经过二次加工，这在古代遗址中也是很有特点的。另外，位于垣曲县城西南的南海峪文化遗址，与北京周口店遗址年代相近。位于垣曲县东北的历山大腰细石器文化遗址，是由旧石器向新石器转化时期的古文化遗址，也是迄今长城以内仅见的一处旧石器遗址。至于新石器时代遗址则更多，例如临汾的金城堡遗址，襄汾的寺头遗址，夏县的崔家河遗址、西阴遗址，绛县阎家庄遗址，新绛的光村遗址、西尉遗址，万荣的荆村遗址，闻喜回坑遗址，永济的石庄遗址，芮城的坡头遗址等等。 (三)河东地区原始文化不但分布的密度较高，而氏对其它地区的原始文化也发生过深刻的影响。 据专家考证，西侯度文化与距今约100—60万年间的陕西蓝田文化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匼河文化与隔河相望的陕西潼关、河南灵宝、三门峡等原始遗址文化面貌都有很多相似之处，说明他们之间时代相当，且相互有过交往。丁村文化在类型上更接近匼河文化，丁村人又与距今约如万年的北京人有密切的关系；而北京文化与匼河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又较之进步，其源头可追溯到西侯度文化。这些说明，从西侯度文化开始，实际上已形成了一个以河东地区为中心的中国原始文化网络。 三、史料学回答： 大量上古传说表明，河东是华夏民族伟大开创者活动的中心。 (一)黄帝的传说。
(二)尧舜禹的传说。 《世本》、《帝王世纪》等典籍都有“尧都平阳（今临汾），舜都蒲坂（今永济），禹都安邑（今夏县）”的记载，可知河东确曾是尧舜禹活动的中心地区。故这里关于他们的传说尤多。最典型如：尧访贤梦舜(在运城)，尧闻康衢谣(在临汾)，尧禅舜遇五老(在永济)，舜耕于历山(垣曲、芮城)，舜渔陶于河滨(永济)，舜居鸣条(运城)，禹王勘水(芮城)，禹凿龙门(河津)，涂山氏望夫(夏县)等等。 (三)物事起源的传说。 有许多关于物事起源的传说都发生在河东。如后稷教民稼穑(稷山)，董父豢龙(闻喜)，奚仲造车(夏县)，巫咸造鼓(夏县)，嫘祖饲蚕(夏县)，风后造指南车(运城)，傅说版筑(平陆)，等等。看来，先民们关于衣、食、住、行的问题都是在这里解决的。甚至连女娲补天(万荣)，巨灵辟山造河(永济)之类“创世纪”的传说，在这里也存在。这些传说表明，由炎黄二帝创始的华夏文明，在这里经历尧舜禹及夏王朝发展，已有长足的划时代的进步，开始形成比较完备的形态，由此规定制约了上下5000年中华民族文化发展基本走势。 四、民俗学回答： 河东民俗大量印证了上古初民生活方式及特点，反映了华夏文明某些原始状态和演进历程。 这里试以“寒食”为例。“寒食”之俗，全国皆有，而河东及并州、上党地区尤盛，这是因为寒食之俗发端于河东。据现存的说法，寒食是为了纪念“死不言禄”的晋大夫介子推。因为晋国在河东，介子推又是河东人(夏县裴介人，一说是临猗平宜村人)，且死于河东(一说介休，一说翼城，一说万荣)；但事实上这是一种附会的说法。“寒食”的真正起因在于上古的“改火”之俗。原来上古时代先民们使用的是一种“火历”，即以大火星(心宿二)运行规律来置历。每年春天，当大火星出现在东方时，即作为一年的开始。先民们且认为天上的“火”与地下的“火”是相通的。因而当新的一年开始时，都要把过去的旧火全部熄灭，然后再引新火。在这新旧交接的几天里不得举火为炊，只能寒食，于是形成“寒食节”。当然，“改火”也要举行隆重的仪式，其中最主要的是将一个活人当作树精或谷精的代表放在火里烧死，以祈求丰收。后稷是谷神，且又在河东教民稼穑，“改火”烧死的谷精，其实是代表谷神后稷的人牺。由此也可想见，当初“改火”之俗极有可能也是发端于河东的。到了春秋战国之后，由于不再实行“火历”，“改火”之俗已经湮灭，而“寒食”之俗依然流行，只是人们已渐渐弄不清寒食的来历，于是便把人牺编派到当地另一名人介子推身上附会于其中，一直流传下来。今天我们对河东的“寒食”风俗加以考究，就不难发现先民们置历方式及原始崇拜的影子。 类似的例子还很多，今平陆、垣曲一带山区的“地窨院”，由平地而开掘，凿天井，挖窑洞，就是上古人类穴居风俗之遗。芮城、永济滨河农村婚嫁迎娶仪式多在午后甚至晚间举行，这显然是上古婚俗的遗风。因为上古“婚”字原本写作“昏”，取黄昏时分阴阳相交的意思。再如河东乡间流行的“打缸”游戏，基本上保留了上古“尧民击壤”的完整形态，永济、芮城一带农村“背冰”等红火显现上古先人剽悍勇武的性格和战胜自然的气魄，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