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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洪杰 前不久，《山西日报》文化周刊上发表文章，题目叫做《张冠李戴后土祭解作女娲辨》。文中对万荣县政府组织的后土旅游文化节及后土祠祭祀活动横加指责。其理由是在他自己引用的一些古代文献中，因没有明确说明从黄帝“扫地为坛”起历代帝王到汾阴睢上祭祀后土的活动是祭祖、没有明确说明后土即女娲，从而大加否定。 我们且不说这位作者的动机和态度，单就他所引用的古文献是不是这个问题上至今所发现的古文献的主要部分？是不是他所引用的那些古文献上没有明确记载的问题就根本不存在？这里涉及到我国历史学界、考古学界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即如何对待古代文献、如何对待新出土的古代文献，如何对待大量考古新发现和已有古代文献的关系问题，涉及到远古神话传说与历史的真实问题，很值得探讨。 在这些问题上，万荣的同志已经发表了不少见解，我觉的都很有道理，我想借这个机会，就这个问题谈一点个人的看法。 这位作者俨然以权威自居，罗列了一大堆古代文献，看似有一定的道理，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他至少忽略了以下三个问题。 一是忽略了古代文献作者的历史局限性问题。 这位作者在文中所引用的古文献大都是清代中叶以前的文献，但他却不清楚这个时期的古代文献的作者有较大的历史局限性，正如我国著名的考古学家、夏商周断代史工程的首席专家李学勤教授所说，从汉代到清代中叶的学者们在研究古代史问题上，所使用的材料都是古书，而他们所用的古书基本上不超出司马迁写《史记》时所见到的书，相反，司马迁所见的从黄帝以来有年数的材料，绝大部分是他们都看不到的。（1）他们未超出司马迁《史记》的眼界。所以，就文献而谈文献、就记载而谈记载，有时说明不了什么问题，更何况这位文章的作者可能连他所能看到的古文献也未必研究透。也就是说，他的眼界未超出清代中叶以前的一些学者的眼界。按我国著名哲学家、哲学史家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在研究我国古代史问题上曾出现的一些流派看，这位作者的认识还只停留在“信古”的阶段，而我国古代历史研究的主流，早已从“信古”、“ 疑古”，到“释古”了。 二是忽略了一些古代文献的缺失问题。 我这里先不去一一研究这位作者在文中所引的古代文献作者的情况及成书年代和版本、内容的变化等，仅就被鲁迅先生曾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骚离”的《史记》来说，就多少说明点问题。 比如，《史记》未列“三皇”，而是从“五帝”开始，也就是说把黄帝以前“三皇”等的神话传说未写入，这与西方写史的方法不同，西方都把神话传说作为重要篇章来写，道理很简单，人类不可能一下子就进入有文字记载的文明时代，这之前必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司马迁未写这段历史他自己有个说明，他说：“神农以前尚矣”，“吾不知己”。（2）主要是说神农以前的史料不足，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所以未写。这表明了司马迁治学的严谨，同时也给后人留下了研究的空间。 但是，作为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没有把远古时期众多有价值的神话传说记入，不能不认为是一大缺失。事实上一些怀有偏见的西方学者正是抓住这一点，对我国远古时期的历史大肆否定，国内也有个别学者由于崇洋媚外的心理作祟，也盲目的追随，搞历史虚无主义，认为中国没有完整的创世神话，因而得出了中华文明西来说的结论。正是楚帛书的出土才解决了这一问题，楚帛书甲篇不仅完整的记述了中国的创世神话，而且从叙述到内容都要比西方的创世神话高明的多，体现了我们远古先祖的高超智慧。也正是在这一帛书中明确记载了女娲“居于脽上”。（3） 有人说，神话传说的东西怎么能和历史真实混为一谈？我国研究中国神话的大师们和著名历史学家们早就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这就是神话传说虽然不是历史、但却可能是历史真实的影子，“是历史上突出片段的记录”。（4）神话实质上是人话，几乎所有的神灵都能在人的身上找到原形。那些久传不衰的神话，可能给人们传递着远古人类的某种信息。正如著名学者陈元方先生所指出的：“在历史上，任何传说一般都是事出有因，而不是毫无根据的，否则连这些传说也不会流传下来。”（5） 事实也正是如此，国内外许多考古的重大发现，往往是从传说中找到线索或受到启发而发现的。如我国多处夏文化遗址的发现和发掘，就是从民间传说中找到了一些线索而开始的。因此，我们在研究没有文字以前的历史，即我们现在史学界所称的史前史，没有理由、也没有办法不重视中华民族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神话传说和人类的其它思想文化成果一样，也是人类实践和思维的结晶。最初的传说是在有原始人群的地方，对发生的重大的人和事进行口耳相传。既然是口耳相传就会有遗漏、有附加、就会走样子，基至说得古怪荒诞。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而是要透过现象看本质，找出其合理“内核”，找到其历史的“基因”。 又如，由于史料问题，《史记》也难免有些出入。《史记》中对春秋部分记载得比较详细、比较完整，这主要是由于有《左传》等史料作参考。战国部分就不同了，因史料不全，《史记》记的就比较差，以至后人不得不根据晋代发现的《竹书记年》对《史记》的战国部分进行补正。 还有，《史记》对姓氏的内容就未弄清楚，在春秋以前，姓和氏有明显的区分，“姓”是族名，“氏”是族内家庭的标志，“姓”在秦以前就彻底消逝了，后来的姓只是以前的氏，司马迁将两者搞混了。 这里还应当指出的是，秦始皇“焚书坑儒”，毁了不少史料，与此同时他还颁布了著名的《挟书律》，即法律规定不允许个人藏书。直到汉惠帝四年才废除《挟书律》，这期间经过了近50年。这时人们需要的书，有些是凭记忆默写出来的，象今本《尚书》就是汉惠帝让晁错向当时已九十岁的伏生凭记忆口述、由晁错记录的，这样的版本难免有错。还有，历史上出于某种目的，有意篡改经典文献的也不乏其人，如新莽时的刘歆，为了搞“王莽新学”，就篡改了大量经典著作，有的还流传后世，影响不小。（6） 三是忽略了已有古文献和新出土的古文献的关系问题。 本文的作者避而不谈近百年以来、特别是近二、三十年来，通过考古发现的大量甲骨文、金文和简帛书，这些考古的重大发现及研究，极大地改写了中国古代的历史，在我国已经形成了甲骨学、青铜学和简帛学。特别是甲骨学和简帛学，从已经出土的文献看，甲骨文已有4000多个单字，而我们目前能够读识的只有1500个。数万件出土的竹简和帛书也有大量的文字内容正在整理研究中，相信通过这些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一定会有我们意想不到的重大收获。 正如李学勤教授所说“古代学术史因之而必须重写是一点也不夸张的”。他还说，“中国的考古学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就创造了辉煌的成就，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国人、甚至国外汉学家对中国古代的看法”。已故著名考古学家张光直先生也指出，“自二十世纪以来，考古学的发现愈积愈多，愈多便出现好些以前从来没有看过、听过、想过的新文化、新民族和新问题。用考古学建立的历史，因此得随时更改。”（7） 事实也是如此，比如马王堆帛书《周易》的出土，使易学历史的许多地方需要重新考虑。又如帛书《黄帝四经》和《老子》的出土，使人们对所谓的“黄老之学”有了新的认识，同时也有可能使黄帝从传说人物走向历史人物提供了弥足珍贵的重要史料。（8）近年来出土的大量竹简，也使人们对《诗经》、《诗论》、《孙子》、《六韬》等一大批重要的古代文献有了重大的，甚至是全新的认识。 还应当指出的是，由于种种原因，一些古代文献上对“三皇”的记载不尽相同。比如较早记载“三皇”的《春秋运斗枢》中是这样排位的，即伏羲、女娲、神农。较后的《礼号谥记》的记载就变成了伏羲、祝融、神农了。到了汉代，孔子的第十七代孙孔安国写的《尚书·序》中，又变成了伏羲、神农、黄帝。 孔安国取掉了女娲，把黄帝排在了“三皇”的末位，使黄帝不仅位列“三皇”，还位列“五帝”之首，意在突出黄帝，但他这样一改使“三皇五帝”由八位就变成了七位，这显然是不合适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不能不认为与儒家男尊女卑的思想有一定的关系，不能不认为与大男子主义的确立和发展有一定的关系，不能不认为与儒家一些经典著作中无视史前神话传说、特别是对女性的神话传说有一定的关系。 儒家的经典著作《论语》就是同时期、同类古籍中惟一的一部未涉及古代神话传说的书。这种现象不多少说明了一点什么吗！ 今天参加研讨会的还有不少港、台的学者和道教“后土宫”、“天后宫”的主持，我顺便谈一点有关道家和道教的问题。道家从一开始就是尊崇女性的，老子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这一著名论断中的“道，就是对原始母神的隐喻表达”。（9）这种“道”生万物的思想以及他的“阴阳”学说，与远古的女性生殖崇拜何等相似。这是因为，道家、道教是远古先民的宗教信仰、民间巫术、神仙传说、方术以及先秦老庄哲学和秦汉道家学说综合与提升的产物，深深植根于华夏民族的肥田沃土中。鲁迅先生曾在致许寿裳的信中说“中国的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在《而已集·小杂感》一文中，鲁迅先生再次诠释此义“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的大半。”这一论断，可以说一语中的。显然，他把道家、道教当作解开全部中国历史之谜的钥匙。（10）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家、道教对女性、特别是对远古女性的尊崇思想，是其不同于其它宗教的鲜明特色，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非常具有价值的东西。这是因为道家不仅对纠矫儒家在对待女性之偏颇态度方面所做出的一大努力，而且它更接近于远古历史的真实。有的学者认为，老子的道家思想很可能是传承夏文化的传统。而夏文化去古母系社会未远，可能在诸多方面存在着母系社会的痕迹。（11）所以，我们在研究后土文化，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史的时候，要十分重视对道家、道教的研究。 上述我讲这些问题只是想说明，我们对待古代的历史问题不能仅仅从过去的、已有的古文献出发，就断然做出结论，应该扩大视野，要特别重视近年来大量出土的甲骨文、金文、简帛书的研究，要和已有的古文献进行比较，进行研究分析，要作到互为补充、互为印证，要去伪存真，并在此基础上进行科学的大胆推理，以期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 至于否定后土即女娲，否定后土是母系社会至高无上的女性君王，否定黄帝“扫地为坛”祭祀伟大圣母的传说，否定在后土祠周边出土的“龙马负图之处”、“轩辕扫地之处”残碑的真实性等问题，其实早已有之。 那么，后土不是女娲，是谁呢？有人说是句龙，因为他曾称为“后土”，并由此变成土地神、土地爷、城隍爷等。还有人依据“句”和“禹”，“句龙”和“禹龙”发音的韵母相近，而把句龙推断为大禹的，这样不仅把社神后土和地祗后土搞混了，而且无疑把这个后土视为了男人，这就与甲骨文中发现的“后”字和“土”字的解释相去甚远，这与千百年来有关后土圣母的美丽传说大相径庭，这与以远古女性尊崇为特色的道家毫不相干了。具体到黄帝“扫地为坛”的传说，认为这仅仅是后土祠内的一块清代的碑上的记载而已，不足为信，并说“龙马负图之处” 、“轩辕扫地之处”的残碑是明代“造神运动”的结果，等等。 总之，他们认为在万荣后土祠搞这类祭祀活动没有根据、没有必要！这是问题的实质。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倒想提几个问题，与这篇文章的作者以及持相同观点的同志进行商榷，希望通过讨论和争鸣，把问题引向深入，也希望通过讨论和争鸣引起更多同志的关注。 １、后土祠祭祀的“后土”究竟是“人”还是“神”？远古时期首先出现的是对“人的崇拜”（即祖先的崇拜），还是对“神的崇拜”（即神灵的崇拜）？ ２、后土和黄帝是什么关系？是黄帝的后辈还是前人？ ３、黄帝在这里祭祀的是男人还是女人？远古时期人类出现的“祖先崇拜”，先出现的是“女性崇拜”还是“男性崇拜” ？ ４、何谓“后土”？何谓“祠”？汉武帝为什么要把这两个词联系在一起，起名为后土祠？ ５、为什么遍布各地的“后土祠” 、“后土宫”、“后土庙”“娘娘庙”、“高禖庙”、“地母宫”、“天后宫”等祭祀的是“后土圣母”？为什么很早以前由黄河中游地带迁徙到福建等地的客家人至今还在墓地上留有“后土”字样的牌位，继续把后土作为先祖来膜拜？ ６、黄帝为什么要在汾阴脽上建“扫地坛”？汉武帝为什么在汾阴脽上建后土祠？宋真宗又为什么把宋代的两位皇帝（他的伯父和父亲）在这里配飨从祭？ ７、如何看待从黄帝始，历经“三王”及汉代以后的历代帝王的祭祀活动？为什么这种祭祀活动能持续如此长的时间？这种举世罕见的祭祀活动究竟为后人传递着什么信息？ ８、如何看待中国古代的神话传说？如何看待后土文化的内涵和外延？如何看待后土文化的源头和演化之间的关系？ ９、为什么在汾阴脽上一再发现象征皇权的“神州重器”的“宝鼎”？如何解释古文献中对这些“宝鼎”的记载？ １０、如何解释在后土祠周边出土的“龙马负图之处” 、“轩辕扫地之处”的残碑？如何解释最近出土的“后土皇母墓”碑？这里一再出土这类石碑难道是偶然的吗？ １１、从黄帝开始，历代帝王到汾阴脽上祭祀的假如不是位列“三皇”的女娲，又有谁能享此殊荣？ １２、如果后土祠祭祀的不是女娲，又如何解释楚帛书中关于女娲在汾阴脽上居住的记载？ １３、如何看待从汾阴脽上沿黄河上游不远处今河津境内的高禖庙？如何看待下游约１００里左右的风陵渡？如何解释这一带有关女娲的大量民间传说？ １４、为什么传说中的后土与女娲所司职能是那样惊人的相似？这两者真的没有一点内在联系吗？ １５、为什么比万荣后土祠建祠庙晚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河北涉县的娲皇宫，甘肃天水的伏羲庙，河南西华、淮阳的“女娲宫”、“女娲观”，陕西临潼的“老母殿”，以及四川、辽宁、山东、江西、新疆等地关于女娲的传说，当地政府都以此来搞文化节等活动而大肆弘扬？而我们有二千一百年前的后土祠，有二千五百年前的楚帛书，有五千年的扫地坛的实物和传说，为什么我们却不能搞以此为内容的后土旅游文化节和祭祖活动呢？ 我认为，我们不仅要搞，而且还要进一步搞好。这是因为我们祭的是远古先祖、祭的是神格化的人，或者说祭的是祖宗神，而不是祭天、祭地、祭神灵，二者有着本质的区分，不能混为一谈。我们继承的是中华民族不忘根祖的传统美德，而绝不是搞封建迷信。这样，就把我们的活动坚定地放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之上，是天经地义，是根脉所系，是理所当然。 所以说我们的工作于弘扬中华民族悠久的历史文化是有益的，于振奋民族精神、增加民族凝聚力是有益的，于地方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是有益的。这种于民族、于国家、于社会、于人民有益的事情，我们为什么不去做！ 我们不仅要搞好以祭祀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后土旅游文化节，而且要加强后土文化和女娲的研究。我坚信，我国史学界在完成夏商周断代史工程之后，即将展开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后土文化的研究和有关后土女娲的美好传说，一定会占有一席之地。 参考文献： （1）李学勤：《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主要成就》 搜狐网2005/03/30 （2）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 （3）董楚平：《楚帛书甲篇解读兼谈中国神话的若干问题》 新华文摘2003（2） （4）翦伯赞：《中国史纲》 （5）（6）（7）李学勤：《中国古代文明十讲》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02 （8）惠焕章 陈战鹏 《轩辕氏百谜》 陕西旅游出版社 2004/06 （9）萧兵 叶舒宪：《老子的文化解读》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93 （10）李素平：《女神女丹女道》 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07 （11）汤一介：《女神女丹女道·序》宗教文化出版社 2004/07 （原载《运城学院学报》2005年第四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