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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随着国学热的持续升温，关于国学的各种议论也多了起来。议论主要集中在国学与现代化、国学与西学、国学与市场经济、国学与马克思主义等关系问题上。正确地认识这些关系是国学在当代能否得到广泛认同的基本条件，也是国学这一宝贵的精神遗产能否得到进一步继承、发扬的前提。为此，本刊将陆续以“特约评论”的方式对这些问题以予回答。 有一位大学生在网上问汤一介先生:汤老,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儒学思想是桎梏还是推动力?我实在不明白的是,难道尘封的东西就是陈年佳酿?还有人质问:你们总说国学这么好,那么好,那为什么中国会落后? 这样的提问,在一个日新月异的时代当属自然。尤其在现代化的语境之下,作为传统之学的国学迅速蹿红,似乎多少有一点“复古”的味道。一些对国学热进行反思的学者就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提倡国学,其实就是在对抗现代化运动。 那么,国学与现代化到底是什么关系?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以前是以“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面目出现,而如今因为“国学热”,老命题以新的样式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中华学术总体,国学以卷帙浩繁的典籍为载体,为文化精英所操持,蔚然是“文脉”或“道统”的庄严所在。在众声喧哗之中,国学的传统意味与现代化的时尚特色之间的对比自然凸显出来。于是,许多疑问浮出水面:在现代化之中,国学的价值何在?它是不是要拖现代化的后腿?它是可以和现代化共存共荣的吗? 中国的现代化始于百余年前。一般而言,现代化是一个工业化、城市化等多层面互动的过程。这一变革源于西方,在那里传统文化与现代化有较好的契合和兼容,产生了强大的助推作用,因而被学者称为“内生型现代化”。而在欠发达的中国,开启“数千年未有之变局”的现代化进程则是在外部刺激和压力之下产生的,社会内部固有的传统性与外来的现代性之间的兼容性较弱。这便构成了一个宏大而长远的背景,国学的兴起与发展亦在此中进行。 虽然国学的概念有宽有窄,学者理解亦有差异,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近代的国学研究乃是现代化之中,西学东渐,中西方文化冲突、交流的产物,是中国学术迎接现代化适应现代化的一种回应。胡适先生就主张,要以科学的精神和方法来“整理国故”,“研究问题,输入学理,整理国故,再造文明”。在新文化运动中,激进的文化健将们虽然曾将传统文化看作“尸骸”、“死尸”,似乎不把它毁弃就难以走上现代化之路,但他们又认为解剖旧文化依然有发现“新医理”和“杀菌的药剂”之功效。“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在无可逆转的现代化浪潮中,无论“新派”“旧派”,都会有某种回应,差别在于有的要弃旧而从新,有的要守旧以创新。 如果说在现代化的起始阶段,倡导国学尚给人留下传统文化抵制现代化的印象,那么在现代化趋向已牢牢扎根国家战略和公民意识的今天,谈国学还要落下“对抗现代化”的名声,则显然是偏见在作怪。“国学热是在抵抗现代化”,这一判断在现代化的主流话语之中是一种文不对题的误判。事实上,当下国学的升温,多半源于传统历史文化教育在现代化的指标体系中缺乏应有的分量,以致需要一种弥补和回归。这两年,“读经”等活动频繁亮相以及历史文化读物的畅销即是明证。 说国学热在“对抗现代化”,显然暗含着是这样一个简明的判断:凡是传统的就是落后的,凡是现代的就是先进的。因而,提倡国学就是提倡复古,就是企图用传统的东西来对抗现代的东西。如此,国学与现代化就成为一种对立关系,非此及彼,水火不容。在这里,国学这个词无形中成了愚昧、保守、腐朽、落后的代名词。然而,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从来就不遵循如此简单的逻辑。传统绝不仅仅是阻碍社会进步的绊脚石。相反,传统在很多方面恰恰是现代化赖以生长的土壤。按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西欧现代化过程中,新教伦理为现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精神动力。在20世纪初的中国,一些国学大师,像章太炎、梁启超、陈寅恪等人,一方面从事国学研究,另一方面积极入现代化之“流”,并为现代思想和学术在中国的生长做出了杰出的贡献。此外,新儒家的学术努力和东亚现代化的经验,都表明传统与现代对接的可能性。 同时,常识也告诉我们,任何民族的文化传统都可以有所取舍,扬长避短。积数千年之功,国学的内容极为丰富。其中,有些内容因为时代的变迁已经成为历史遗产,有些内容已经过时,而有些内容仍具有超越时代的普遍意义。对于处在竞争激烈、变动不居的现代化过程中的人们来说,优秀传统无疑是一笔极其宏富而珍贵的文化遗产。中国的现代化如果只有钢筋水泥的现代建筑而没有优秀传统文化的改造和生长,就是“单向度”的、残缺不全的。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与文化多元化、本土文化的复兴运动并行不悖,“国学”之热正是适应了民族本土文化复兴的时代潮流。这不仅不会妨碍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而且还会为之提供深厚的思想资源。 （吴根友 张三夕 钱建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