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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要说明，我不是研究“五四”运动史的专家，甚至没有发表过“五四”研究的论文。北大有好几位研究“五四”的专家，历史系就有两三位，要是他们听说杨奎松讲“五四”，很可能会笑掉大牙。因此，团委的同学让我来讲“五四”时，我很明白地说明了这一情况，但是他们还是希望我来讲一讲，我想了想最后也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之所以答应，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就是我几年前在讲授中华民国史专题课时，讲到有关“五四”研究的学术史，明显地感觉到当今围绕着“五四”问题的学术争论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我一直对此有想法，因此就想借着这个机会把自己一直有些困惑的这个问题梳理一下。说实话，我原本没有想写提纲。周一团委的同学向我要报告的题目和提纲时，我还告诉她我没有提纲。周二我在上海上完课，周三开始准备今天的报告时，才发现我确实对这个题目不很熟悉，如果没有一个提纲的话，我大概很容易就讲跑了题。因此，我前天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起草这个提纲，昨天在来北京的飞机上还在修改补充。 一、定义：“五四”是什么？ 要讲这个问题，先要澄清一个概念，那就是：我们这里说的“五四”是什么？关于“五四”的界定，学界通常公认有两个，即一个是从《青年杂志》创刊到1919年的新文化运动。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五四”，像什么文学革命、思想启蒙、“打倒孔家店”等等，都是作为思想文化运动的这个“五四”运动的内容之一。有关这个运动的根本诉求，有学者将其定性为“争人权”。 另一个“五四”，则指的是1919年围绕着反对巴黎和会损害中国山东权益行径而爆发的北京学生抗议浪潮，及其随后在全国范围内一度为响应这一浪潮而发生的罢课、罢工、罢市的情况。故又有称此一运动为学生运动的，或爱国运动的，更有称其为革命爱国运动，甚或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开端的。有学者将其政治诉求定性为“争国权”，似乎也不错。 这两个运动在时间上是相互衔接的，二者之间到底是怎样一种关系，学界今天还有争论。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个运动无论有怎样的不同与区别，它们的目的其实是一个，那就是救国！只不过，新文化运动发起时，其立意在通过救人来救国；而1919年学生运动及其后续种种相关运动，则转为先救国后救人了。概要地说，前一个运动主要是着眼于在思想上除旧布新，对西方一切先进的思想取“拿来主义”。后一个运动则更看重行动，主张“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要想方设法寻找救国的最佳途径，谋“根本的改造”。 二、“五四”好耶？坏耶？ 还在1960年，美国华人学者周策纵就出版过研究“五四”的专著，名为《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当时他曾归纳华人中对“五四”运动的三种主流评价为： （一）共产党的解释——五四运动是近代中国发生的具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性质的文化革命运动和爱国学生运动。 （二）保守的民族主义者和传统派的批判——五四运动是中国的一场灾难。 （三）自由主义者的观点——五四运动是一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 过去几十年后，当今流行观点似乎依然如故： （一）正统观点：“五四”的主旨是爱国、反帝，“五四”的意义主要在于开启了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 （二）保守主义观点：“五四”是中国激进主义思潮的滥觞，中国近代以来革命不断，罪恶丛生，道德败坏，人性泯灭，都与激进思潮借“五四”盛行，破坏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有着密切关联。 （三）自由主义观点：“五四”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可惜半途夭折，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李泽厚）。林贤治几年前在《“五四”已死》一文中，对此做了更清晰的描述，即：第一，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创世纪”，表现出他们全面背叛民族文化传统的英雄主义行为。第二，五四爱国运动是五四新文化启蒙运动濒临结束的信号，甚至无妨视作一场提前举行的悲壮的葬礼。 这也正是我深感疑惑之点。保守主义观点认为它成功了，破坏力巨大；而自由主义观点却认为它虽意义巨大，却半途夭折，没有达到破坏的目的。那么，它到底是成功了，还是失败了；是破坏了，还是根本就没有形成什么巨大的破坏；它实际上究竟意义如何呢？我们因此不能不有所讨论。 坦率地说，这一争论的核心之点，其实是一个历史事实的问题。因此，我想我们理当先探讨一个历史问题，即“五四”为什么会发生？ 总结起来，“五四”的发生至少有如下几个主要的历史因素或历史条件在起作用。 “五四”所以能够发生，首先必须有一批眼界不同以往，具有相当新思想，同时又有一定影响力的新型知识分子。戊戌变法时期、清末新政时期，以及辛亥革命前后，这样的条件都还不具备，因此也产生不了这样的启蒙运动。1915年以后，陈独秀、李大钊、胡适等人之所以能够发起并促成了这场运动，根本就是因为他们有着留洋的背景，有着不同于以往的眼光和视野，同时在国内各大学身居教授之位并已形成了相当的规模。 一个《青年杂志》要能够发生广泛的社会影响，还需要有大批的受众与之互动。在此之前，即使有相应的报纸杂志谈到类似的话题，也很难引起社会的共鸣，其原因就是读者数量太少。这个时候读者之所以极其广泛，就是因为经过清末新政废科举、办新学前后10年左右时间，国内已经有了大批新式学校和数量庞大的青年学生群体。他们中许多人，如“五四”中崭露头角的傅斯年、罗家伦等，又多半就是陈独秀、李大钊这类留洋归国知识分子的学生。正因为他们的存在和热烈的响应，才使得陈独秀、胡适等人的呐喊与呼声，有了相当的群众基础，并得以形成持续的声势与广泛的影响。 任何一场思想启蒙运动，都需要大量的思想文化资源。中国的旧东西不能利用，就要借助于西方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理论。过去虽然也有过大量的译介工作，但当年具有严复那样眼界的译者可谓凤毛麟角，多数的译介工作靠的是传教士通过同文馆训练出来、毫无新思想可言的外语人员，因而那个时候中国人能够得到新的思想材料就十分有限，译介的数量自然更少。而1915年以后的情况有了很大不同，一方面留学回国的有新思想的留洋学生越来越多，他们非常热衷于译介各种新的思想材料；另一方面大量的欧美文化思想资源陆续被译成日文，中国在日或留日归国的学生数以万计，包括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也都积极借助日文资料接受新思想，这些都为中国的新文化运动及其随后的“五四”运动，提供了相当充沛的思想启蒙材料。 思想启蒙要形成规模和效应，还必须具备两个基本的社会物质条件，一个是城市化要发展到相当程度，一个是生产力必须发达到相当程度，亦即必须要有比较便利的铁路、电报、电话、报纸、杂志等等交通和信息同步传播的条件。清末科举废除之前，中国不仅缺少现代化的交通通讯条件，几乎没有可以提供给普通民众阅读的报纸杂志，就是城市化的水平也很低。因为科举的教育基础是乡村私塾，因此就连相当多有知识的士绅，也都住在乡下。清末新政以后，全国范围废科举、办新学、修铁路、兴实业，包括开放办报办杂志，到这个时候，城市化的规模和交通、信息传播条件已达到了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迅速传播思想的程度了。 陈独秀等人之所以会一上来就着眼于文化问题，力主破旧立新，一是因为久有前车之鉴，即从所谓“师夷长技”，到变法维新，到辛亥革命等，种种变革或革命留下了太多失败的教训，在他们看来，唯有从社会改造入手之一法了。二是因为中国的现状距离世界潮流和先进国家实在差距太远，一方面列强环伺，弱肉强食；一方面中国自身又四分五裂，深陷不平等地位而无以自拔。现实的刺激使他们相信，必须先解决中国自身的问题，尤其是要先从人的解放做起，然后才能依次解决其他问题。 还有一个原因同样是不能忽视的。即为什么在1915–1920年前后会形成这样一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式的思想解放运动？如果说在此之前各种条件不具备，那么为什么在此之后，中国也没有能够再度出现这样的局面？很显然，这里面也有两个非常重要的条件在起作用。第一是当时中国尚能维持形式的统一与和平，以后中国长年陷于战争和分裂中，这样的全国性思想大讨论的热潮很难再现。第二是此时的中央政府处于极度弱势的地位，根本无力实施统制政策，更不用说什么报刊检查和新闻封锁了。就连青年人结党、集会，政府通常也只能采取听之任之的态度。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学生上街打砸烧，陈独秀随后上闹市撒传单攻击政府，北洋政权也只能拘几天然后交保释放了事。这些自然不能对主张新思想的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形成太大的压力。 由上不难了解，“五四”的发生，有很多具体的历史条件，少了哪条都不成。而为什么当时会有那么多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新式学校和青年学生？为什么会形成那样便利的交通条件和信息传播条件以及形成那样水平的城市化规模？……归根到底，都是源于1840年以来中国被迫打开国门后一系列社会历史变革的发生。 因此，我就得出了如下两个基本的结论： 第一，“五四”的发生不是偶然的，更不是突如其来的，它其实是中国被迫打开国门，走向世界，因而被迫从传统转向现代的一段不可避免的历史进程中的一个必然会发生的历史环节。它所以会在1915–1920年这段时间发生，和以这样的形式发生，仅仅是缘于上述种种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的机缘巧合。 第二，因为“五四”的发生具有十分特殊的具体条件和具体环境，因此，它的取向、内容、规模、深度、命运及其历史的作用，也注定要受到当时中国与世界种种特定历史条件与历史环境的局限。 三、“五四”缘何转向？ 有了这样一种判断，我们再来看“五四”为什么会中途转向，即为何会有所谓“救亡压倒启蒙”的问题，就不难有新的发现了。 其实，“五四”发展轨迹的转变，并不仅仅发生在启蒙与救亡两点上。如同我前面所言，“五四”的发动者原本就是从救国之一点出发的，至于先救人，还是先救国，这原本只是一个经验总结和认识方法的问题，并不妨碍其救国的初衷。因此，我们考察“五四”言论思想行动的变化轨迹，理当注意到它至少有两条大的变动线索：即从救人到救国和从人权到民主。 如果我们更具体地考察，就会发现，从救人到救国的这一政治诉求重点的转变，根本上其实还是从救国开始的。它的转变轨迹实际上可以列为： 救（大清）国——救种——救（中华民）国——救人——救国——救“省” 具体说来就是，从1840年以后，中国就已经存在着救国的问题了。只是，当时人们更多地还是从维系清王朝和大清国的角度出发，想的是如何拯救大清国问题。20世纪初开始，革命党日渐兴起，它们不再着眼于拯救大清国，反而是主张推翻大清国，另立汉人国家，因而提出所谓“救种”的问题，并为此而斗争。辛亥革命成功后，中华民国建立，但因袁世凯上台，违背了革命党人的政治诉求，革命党人再度发动革命，力图挽救中华民国，因而再有救国之说。但革命党之新发动，并未能解决问题，反而被地方军阀势力所利用，形成南北对立和军阀割据局面，这才有了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弃救国而倡人权和科学的举动。其所图在通过根本变革旧政治、旧文化、旧道德等等，达到变革社会，进而根本解决救国问题之目的。但随着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救国问题再度成为燃眉之急，通过一点一滴的社会与文化变革实现救人目标的做法，又被无形中搁置起来。不过，由于对以往种种失败的记忆和面对现实政治的无力感，1919年之后不久，不少地方知识分子就已经转向救“省”去了。那意思是说，要根本解决中国的问题谈何容易，不如先一个省一个省地自行改造起来。毛泽东等就首倡学瑞士的样子，在湖南建立“湖南共和国”，主张以后再通过分省自治或联省自治的办法，建立中华联邦来解决大中国的问题。 除了政治诉求的重点转移以外，“五四”期间政治思想讨论的重点，即从人权到民主的转移，实际上也有着它的复杂变化轨迹，并非仅仅局限在“人权”或“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上。实际上，无论是人权，还是民主，在整个“五四”期间，即从1915–1920年间，也从未在理论上得到过深入的辨析与讨论。如果我们比较同一时期各种相关的讨论，甚至会发觉，涉及到劳动问题、阶级问题，特别是1919年以后涉及到各种社会主义问题的讨论，可能还远比人权、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还要充分得多。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涉及到“五四”发生的历史局限性的问题了。 首先是内外刺激。从内部看，从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群情激愤；到1916年袁世凯称帝，举国嚣嚣；到1917年张勋复辟，千夫所指；再到1918年中日军事秘约事发，学生上街……国内舆论和民众没有一天安静过。从外部看，1917年两度俄国革命，1918年世界大战结束，协约国战胜，1919年巴黎和会，列强各国偏袒日本，损害中国权益，同样始终在激动和刺激着国人的神经。试想，在内外种种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大事接连不断地冲击着国人的这种条件和环境下，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如何能够理性地研究什么文化问题，如何能够置国家民族的种种危机于不顾，专心谋求个性的什么解放？ 其次是中国自身历史条件的局限。简略言之，当时至少有下面几方面的历史局限： 比如，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程度的限制。这是因为，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作为欧洲资本主义发展孪生物的文艺复兴运动和思想启蒙运动，都是以资本主义迅速发展，意、法资产阶级，或第三等级迅速开始在政治上崛起为前提的。而1915–1920年间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虽然有所发展，但其在政治上的影响力尚未形成，对国家政权还处在严重依赖的状态，也因而尚未形成独立的阶级与意识。 又比如，中国传统文化观念的影响。虽然新文化运动的发动者多数是个性解放的主张者，但是，传统的家国天下观在他们身上依旧印满了烙印。为救国而救人的变革初衷，其实也一样表现出家国一体，“转孝作忠”的传统思想的痕迹。 特别是留学生主导下的思想启蒙运动，本身就具有先天的不足。只要注意一下新文化运动发动者，即《新青年》杂志的编辑群体的学历，就可以很清楚地发现，他们中除胡适一人是留美先学农后改哲学学成归国外，其余人当时只有留日的经历，且多数从不涉足政治理论研究。他们不仅缺乏系统的理论学习与训练，而且这个时候对欧美的了解也多只是来自于书本，对西方政治思想及其理论更只是一知半解。他们仅仅是因为有留学的经历，因而对新思想、新文化与新社会充满了热情与幻想。但他们多少有些盲目的除旧布新的努力，却与中国社会发展的现状存在着明显脱节的情况。 除此之外，作为有效表现形式的文化载体及文化传统的匮乏，也有影响。比较意大利的文艺复兴和法国的启蒙运动，其深厚的文化传统和绘画、雕塑、戏剧、诗歌、小说等普及大众的文化载体起了极为重要的传播和宣传的作用。但“五四”期间，中国知识分子可以利用的文化载体形式极其单调，除尚难形成气候的新诗和小说外，其余实在乏善可陈。因而，其影响力不能不深受局限。 我们在这里还应该注意到国民性格的影响。比较日本、印度等国，中国国民的性格较为急功近利是显而易见的。孙中山当年刚发动了一次失败的广州起义，流亡英国读了几部有关社会主义的书，就跑到位于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总部，宣称中国虽然是一落后国家，但他所领导的革命一旦成功，将会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政策，使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孙中山“毕其功于一役”的幻想，在毛泽东身上也有类似的体现。政治领袖如此，普通国人（或曰汉人）其实也不例外。举个最容易明白的例子。1980年代初，我住的地方有一个路口的一个拐角处相关部门铺了草坪，并用铁栏围起，在铁栏外沿马路用水泥砖铺了一条要拐些弯的人行道。没过多久，我就发现许多行人并不沿着人行道拐那个弯，而是生生迈过铁栏从草坪切一条直线踩过去，没多久就硬是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踩出了一条寸草不生的黄泥路出来。本以为，这可能是一般民众的素质不高。不意，几年后，读葛剑雄的杂文，发现他在复旦大学里也有着同样的观察，学生们并不比普通市民的素质高到哪儿去。后来我到北大来工作，发现北大的情况也一样。二院门前偌大一片草坪，里面弯弯曲曲修了几条石子路，却还是有不少人一定要走捷径。因此生生从它的西北角到东北角，走出了一条光秃秃的土路来。其实，许多年来大家议论甚多的生活中的种种现象，像排队加塞儿、不等车上乘客下完便一拥而上先挤进去，过马路不等绿灯，包括中国特有的社会文化现象，即办任何事都要走门路、找关系，等等，都是我们国民性格的一种反映。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发起人从主张“一点一滴”地改造社会，到转而寻求一劳永逸的“根本解决”之法，并能够引起许多人的响应，也同样不是偶然的。 由上可知，1915–1920年间，完全没有理性地讨论人权问题的客观条件，且人权问题不是，也不可能真正成为多数国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共同问题。正因为如此，即使在留洋归国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人权问题的重要性也很难达成普遍的共识。实际上，究竟是人权重要还是国权重要，一个世纪后的今天，在中国也仍旧没有得到解决。因此不难了解，包括对所谓人权问题的理解，当年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的讨论，也多只会着眼于妇女问题、贞洁问题和传统伦理，如孝道对青年的不合理压迫等。对人权的基本问题，即人人得享自由权、平等权、财产权、反抗压迫权等，却极少能够有深入具体的理论阐述和研究。 既然讨论人权问题的紧迫性不可能成为当时知识分子的共识，那么，当国权问题迫在眉睫时，“外争国权”就自然会成为社会关注的重点。而对政府及其政治的严重不满，也自然会引发人们对民主（民治）的向往。人权问题的讨论，很快转向民主（民治）问题的讨论，实属必然。 因为西方的政治民主根本是以对人权理念的认同为前提的，故对人权问题的价值及其意义，包括对人权的基本权利问题形不成真正的共识，所谓民主（民治）之类的主张，在当时也只能流于空谈。而巴黎和会上英美政府的表现，也在相当程度上大大减弱了中国部分知识分子对西方民主政治的迷信感，这同样不可避免地会刺激他们努力另寻出路。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