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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第一家高校文科学报，创刊于1951年5月的《文史哲》杂志，日前在山东大学迎来其60岁“生日”。这也是迄今为止新中国历史最长的期刊。 如果仅仅是她的年龄优势，那还算不了什么。让人起敬的，是在“花甲之年”，《文史哲》又成为中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唯一荣获“中国出版政府奖”的期刊。而诸如“新中国60年最有影响力的期刊”等其他奖项，她已有高高的一摞。 风雨兼程甲子过。是什么，让一份装祯朴素、远离文化中心的杂志高标独树，成为广大学人心中一份温暖、卓雅的记忆？ 【小标题一】不为时风所动的办刊之路 《文史哲》杂志有很多引以为傲的数据：如今已经发行至3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发行量每期达545份。世界著名大学图书馆大都有对《文史哲》的收藏，哈佛大学更将《文史哲》杂志与《历史研究》、《考古》、《文物》列为她所认可的4家中国大陆学术期刊。至今，《文史哲》在同类刊物中仍保持着三项殊荣：创刊最早，发行量最大，海外订数最多。 “文、史、哲三个学科，是中国的国粹所在，是中国所有其它学科的母体，有着几千年的积淀，因而是现代学林中最厚重的学问，这决定了主要刊载这方面成果的《文史哲》杂志除了走一条不为时风所动的厚重办刊之路外，没有其它道路可走。《文史哲》所刊出的大都是专家和学者们的积年之作，学术含量的高低和学术功力的深浅一直是编辑部取舍稿件的基本尺度。”该杂志现任主编王学典说。 山东大学副校长陈炎说，《文史哲》既要引领学术潮流，又不能追风猎奇，走轻浅轻浮之路，不能搞那些短、平、快的东西，不走哗众取宠的捷径。《文史哲》绝不能跟风，必须有自己的主见。为此，“学术为本，质量立刊”是其一贯的追求。 以影响因子、转载率为表现形式的评价体系，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追逐热点和新奇。《文史哲》的择稿原则，是以学术为本，而不是以各种评价体系为本。因此，不刻意去追求那些看上去很养眼的评价数据，而是追求经得起学术史的检验，追求更长久、旺盛的生命力。 陈炎说，强调“厚重”，绝不意味着不食人间烟火，办成老古董。恰恰相反，从创刊伊始，《文史哲》就具有非常浓厚的入世情结，就具有干预学术走向的强烈愿望。这也成为《文史哲》的另一个传统：积极主动地介入当下学术界，自觉充当当代学术史的创造者。 【小标题二】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 几年前，著名学者李泽厚回忆说：“我最早发表文章是1955年2月，那时25岁……发表在1955年2月号《文史哲》上。那时一些外国朋友来信，以为我是教授了，其实我还是实习研究员。1980年我到日本去，别人以为我已经80岁了，因为估计在《文史哲》等处发表文章应是四五十岁。” 年轻学者初出茅庐便“一炮打响”，得益于《文史哲》的办刊原则：扶植小人物，延揽大学者。这也是学界60年来对该杂志的广泛称誉。王学典介绍：创刊伊始，当时的山东大学校长、杂志社社长华岗就规定，每期尽可能推出一个新作者，每期至少要有一篇论述现实的文章。 已过世和仍健在的一大批著名学者李泽厚、庞朴、李希凡、汝信等，其处女作、成名作或代表作，是与《文史哲》联系在一起的。据了解，伴随着新中国成长起来的著名学者大都在这里发表过文章。 学者李希凡1951年在《文史哲》发表《典型人物的创造》时，还是山东大学二年级学生。1954年，他和蓝翎在《文史哲》发表《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在全国引发了一场关于《红楼梦》研究的大讨论。毛泽东主席为此在一封信中说：“这是三十多年以来向所谓红楼梦研究权威作家的错误观点的第一次认真的开火。作者是两个团员青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 “一份杂志的不朽与成功，不仅在于她能团结和吸引多少名家，更在于她能发现、扶植和造就多少名家。发扬和广大这一传统，更多地关注和关心‘小人物’，腾出更多的版面给那些青年才俊，仍然是《文史哲》今后主要努力方向之一。”王学典说。 【小标题三】以问题为中心，担当起期刊使命 20世纪的一大学术趋势是分科治学，且越分越细，但物极必反，势必造成一个侧重综合的时代的到来。《文史哲》侧重中国古典学术，古典学术本身过去一直是一个整体。“因此，《文史哲》杂志绝不应该成为三大学科的外在组合。这就必须提出一些超越学科壁垒的问题或话题，就是说，要以问题为中心来整合学科，而不应以学科为平台来切割问题。”王学典说，“换句话说，我们要重点刊发那些《文学评论》、《历史研究》和《哲学研究》等杂志不好发、不便发、感到比较棘手、学科归属感不强的稿子。” 诸如“疑古与释古”这类包括不同学科、方向和领域的话题的设置，“中国社会形态问题”、“历史与伦理”这类体现综合性和跨学科的栏目的设置，都能显示出《文史哲》的这种努力和追求。 在王学典看来，《文史哲》通过三条路径走入波澜壮阔的当代学术史：第一是下大力气推动、倡导、实践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方针。20世纪50年代，我国史学界有“五朵金花”之说（即五场重大论战），其中至少三朵即“中国古史分期论战”、“中国农民战争史论战”和“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论战”是由《文史哲》发起和推动展开的。第二是探索、提炼和锻造公共学术话题。第三是编辑部就一系列重大学术问题主办相关会议，5年来共举办了5次高端学术论坛。像这样由杂志社来举办的学术研讨会，在学术界并不多见。 在推动学术发展上，并非只有作者、学者是主动的，期刊也同样可以是主动的，学者与期刊完全可以实现良性互动甚至携手共进，从而使期刊在学术史上扮演一个比以往更积极、更自觉的角色。在这方面，王学典认为，民国年间的《禹贡》和《食货》杂志给所有的期刊人提供了范例。 【小标题四】远离学术中心，意味着什么？ 作为一份远离学术中心、办在地方上的杂志，《文史哲》走到今天殊为不易。许多学者都承认，即使身处学术中心的很多杂志，也没有这么大的生命力和影响力。 远离学术中心，并不必然是劣势。 对当年《文史哲》杂志由于发表李希凡、蓝翎文章而获得毛主席表扬，北京大学教授韩毓海解读为：李、蓝二人当时还是犀利、淳朴、气盛的高年级大学生，只不过“萝卜虽小却长对了地垄”，这个地垄，一方面是山东大学在50年代名师荟萃、人才辈出的人文环境，另一方面是山东大学偏离北京这样的“文化中心”，让两个“小人物”得以置身于一套与红楼梦研究的“胡适派”完全不同的文化秩序中，这个新的文化秩序，滥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分化，挣扎于30年代的革命文学论争，在1942年的黄土高原付出历史地表，最终在50年代获得巨大感召力。两人正是在这一新的文化秩序成熟期“学成文武艺”的，处在山大这样一个新文化的“特区”，且是“小人物”，也就没有什么文化负担，自然是直抒胸臆、敢想敢干了。其文章发表在非常边缘的山大学报《文史哲》上，如果不是毛泽东有博览群书、手不释卷的习惯，其文章肯定会被淹没在大量汗牛充栋的文字中。 远离文化中心造成的这种便利和优势，至今已经越来越少。目前，学术杂志面临的困境是：优质学术资源日益稀缺与有限，而参与瓜分这一有限资源的杂志则越来越多，那些处于文化中心的杂志具有天然的优势。此种局面下，《文史哲》强调策划，强调主动出击，而不是守株待兔、等货上门，否则，只能坐以待毙。王学典透露，下一步，《文史哲》将设立编辑部北京分部和上海分部，以济南为中心，以京沪为两翼，更快捷、有效地调度、整合文化中心的学术资源。 “昌明传统学术，锻铸人文新知，植根汉语世界，融入全球文明。”这是《文史哲》杂志的宗旨。按照山东大学校长徐显明的说法，今年年底《文史哲》将推出专题性的英文版，进一步加快国际化步伐，从而成为向整个世界展示中国文明成就，与世界不同文明对话的平台和窗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