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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于1960年山东大学历史系本科毕业，1964年山东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专业研究生毕业，先后在辽宁大学历史系、济宁市委党校、五七干校工作，1978年5月调入《文史哲》编辑部工作，至1997年5月退休，在《文史哲》工作二十个年头，其中任主编、副主编十五个年头。可以说，我一生最宝贵的年华，除了虚掷在十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荒唐岁月之外，其余部分全贡献给了《文史哲》的编辑事业。我的一生与《文史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进入《文史哲》的那一年，是《文史哲》创刊的第二十七个年头，“文革”后1973年11月复刊的第五个年头。那时，《文史哲》已经从山东大学的同人刊物成长为海内外学界瞩目的参天大树。她经历了创业的辉煌，也饱受过狂风暴风的摧残。1970年末，经历了十多年严冬式摧残的祖国，终于迎来了含苞待放的早春。早春天气乍暖还寒，还残留着严冬的余威。“四人帮”穿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影响还残存在人们的头脑，他们对各类各门学科的理论扭曲和破坏，亟待拨乱反正。揭批“四人帮”的极左理论，冲破他们设置的重重学术禁区，恢复与探索各学科的理论体系的本来面目，是当时学术界面临的急迫当务。 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面对着这样的学术现状，来到一个在学术界久负盛名的重要刊物的编辑部当一名编辑，对于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学人来说，都会令人感到压在肩上的是一副沉甸甸的重担。从编辑社会学的角度说，学者只不过是学者与学术刊物之间的中介，来自学者的作品，经过编辑的选择、加工，发布于学术界，成为公共文化产品。可是，从学术发展的角度说，如果把学术界比作一个大舞台，学者们就是舞台上的各种角色的演员，那么，舞台上一幕幕话剧的组织者、推动者就可以说是幕后的导演。一位大学校长曾经私下说，一位大学校长就是一所大学，那么，我们似乎也可以说，一个有着重大影响的刊物也是一所大学。 当然，那时我并没有想这么多，只是想《文史哲》是我的业师们创下的基业，现在接力棒传到我们的手里，无论如何要把这一棒跑好。我到《文史哲》编辑部的时候，参与《文史哲》创刊的老师，例如副社长吴富恒先生，第一任主编杨向奎先生，常务编委葛懋春先生、卢振华、殷焕先先生，编委王仲荦先生、朱作云先生、赵俪生先生、黄嘉德先生、刘敦愿先生、孙思白先生等还健在。老师们鼓励我们说，只要把新老作者团结起来，不断培养学术新秀，《文史哲》肯定能办得更好。从当时以至在后来的编辑工作中，我逐步形成了如下的想法：要办好《文史哲》必须重视学术界的拨乱反正;必须捕捉与反映学术界的热点问题，促进学术发展;必须关注与反映学术发展的新领域，适应学术发展的新要求;必须关注和培养一批有才华的青年学人;必须强化普遍主义理念，使《文史哲》走向世界，促进学术的国际化。 一、要办好《文史哲》，必须重视学术界的拨乱反正 长期以来，极左思潮和“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对国家各条战线的破坏是极其严重的，学术界尤其是重灾区。因为，他们的破坏正是从理论和学术界开始的。从新中国建立之初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开始，解放前已经建立起来的社会科学各学科——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统统从高校与科研机构中砍掉。当时的文科被称为“哲学社会科学”，实际上社会科学的各学科一个也没有，只有传统的中文学科、历史学科和外文学科。一些学者只好被迫改行。例如政治学博士吴恩裕被迫研究《红楼梦》，歪打正着成了著名的红学家。历史仅仅被视为阶级斗争史、劳动人民的历史。中共党史被歪曲为两条路线斗争史，错误路线的代表人物只能批判不能研究。1959年，山大中文系编写《中国人民文学史》，历史系编写《中国人民历史》，文化史、社会史被排除在历史研究的视线之外。在“文革”期间影射周总理的“批林批孔运动”中，中国古代文化的代表人物孔子被骂为“万恶圣人家”。很快“批林批孔运动”又发展为“评法批儒”运动，历史又被歪曲为儒法斗争史。学术界的拨乱反正，任务艰难至巨，绝非一日之功。除了在一段时间内集中进行之外，大量的工作还必须结合学术研究的深入发展来完成。《文史哲》1978年第1期发表《论吕不韦》一文，揭露“四人帮”及其喉舌罗鼎之流在吕不韦及《吕氏春秋》问题上歪曲历史，目的在于影射周总理，为篡党夺权大造反革命舆论。1979年，借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之机，《文史哲》第2期、第3期上发表了《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运动之史的考察》、《中国现代史上的启蒙运动》、《陈独秀在五四时期的历史地位》、《论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胡适的历史作用》等文章，正面肯定了陈独秀、胡适等五四新文化运动倡导者的历史地位。 由于极左思潮的影响，在中国近代史研究领域，以两个过程(即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势力相结合，把中国变为半殖民地和殖民地的过程，也就是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为理论基础的“三次革命”说(即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长期以来独霸中国近代史学坛，一花独放，神圣不可侵犯，并把它作为中国近代史分期的唯一标志。为了改变这种局面，促进学术研究的多元化，我们在《文史哲》1983年第3期组织了由著名中国近代史专家胡宾等参加的“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笔谈”。胡宾先生指出：“三次革命高潮”说忽视了中国近代社会经济的变化，不足以反映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发展的规律。后来，“四人帮”又把“两条路线斗争”和“儒法斗争”说成中国历史(包括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面临着争取民族独立和谋求社会进步(发展资本主义)两项根本任务，这两项任务构成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孔令仁先生认为，以1900年为界，中国近代史可划分为农民革命与资产阶级革命两个时期，农民革命和资产阶级革命都是中国近代史的主流。戚其章先生认为，“泽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这条线索因为忽视了农民在中国近代史上的地位，也不能概括全部中国近代史。他认为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洋务运动——中日甲午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这是中国旧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三个连续递进的历史阶段，构成了中国近代史的基本线索。这几位先生的意见，虽然未必完善，但对于打破“三次革命高潮”说的一统天下，拓宽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思路，推动中国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其意义是不可低估的。 极左思潮对历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影响是片面理解唯物史观，使文化史研究几乎排除在历史研究者的视域之外。一个严重的事实是，从1919年到1949年的三十年，国内出版的文化学和文化史著作，大概170多种，而从1949年至1979年的三十年只出版了一种，那就是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十周年于1979年10月1日由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短时间内仓促写就的仅114页的《中国文化史要论》。为了改变这种极其严重的状况，我们组织了由著名文化与文化史专家庞朴、蔡尚思、胡道静等先生参加的“文化史研究笔谈”，呼吁加强文化史的研究。庞朴先生指出：当我们用唯物史观去战胜政治史观，用前人史实去重新叙说历史的时候，我们的注意力，往往局限于经济和政治两个领域，对于鼎足而立的文化领域，则缺少应有的重视。大有一谈文化便落入唯心陷阱的隐忧。其实历史事实并不那样简单，唯物史观也并非如此片面。注意文化史研究，并不等于文化史观。资产阶级提倡过文化史观，他们把文化说成是人类历史中起决定作用的要素，用文明的划分来混淆社会形态和国家的实质。现在西方一些人类学者和历史学者，又在用“文化”一词来概括人类的全部活动，把“文化”定义为生活方式;在研究历史时，主张抛弃经济、艺术、宗教、巫术这样一些历史科学的范畴，白描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种生活现象，提倡致力于叙说单个社会的文化上的特殊性。唯物史观不是这样。它捉住了人类生活的基本方面，也不忽视派生的方面;它重视研究单个社会的特殊性，也强调同类社会和各类社会的共同性;它不拒绝描述具体现象，但这种具体已是经由思维掌握了的具体。可以肯定，在这样的观点指导下，在对历史的经济分析、政治分析已经做了大量工作的今天，一旦把眼光分向文化领域，历史研究一定能取得像文化本身一样的五彩斑烂的成就。蔡尚思先生除了指出解放后轻视文化史研究的严重状况之外，重点谈了文化通史的编写与研究工作。他认为，文化通史的研究与编写应注意以下几点：1.以学术思想史为中心与基础;2.文是共同的大门，由文入史、哲及其他;3.应突出各时代的突出领域和突出问题;4.文学艺术史、学术思想史、科学技术史、典章制度史等部分应首先研究与写出;5.要注意空白点、薄弱点的研究;6.文化史资料极其繁多，要读那些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书籍;7.尽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8.一个人的精力写不出好的文化通史，要发挥专长，分工合作;9.分阶段，以阶段统领问题。胡道静先生重点谈了科学技术史的编写问题。 二、要办好《文史哲》，必须捕捉与反映学术界的热点问题，推动学术深入发展 《文史哲》历来处于学术旋涡的中心，主动提出和反映学术界关心的热点问题是《文史哲》的传统。对极左思潮和对“四人帮”的拨乱反正，催生了基本理论研究热。1978年3月23日至4月2日在成都召开的中国历史学规划会议上，黎澍先生就中国历史学规划所作的重要讲话中提出要加强史学理论研究。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讲话，立即引起广大史学理论工作者和非史学理论专业的学者们的关注和响应。1979年史学界出现了“建国以来少有的盛况”。1980年代初迅速形成了史学理论研究的热潮。先后出版了三部史学理论专著：葛懋春、谢本书主编的《历史科学概论》(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出版)，白寿彝主编的《史学概论》(宁夏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田昌五、居建文的《历史学概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这三本填补空白的著作，极大地激发与鼓舞了广大史学工作者研究史学理论的积极性，各种名目的史学理论和研究方法著作及外国史学理论译著如雨后春笋，相继问世。为了推动史学理论研究的深入发展，我们先后发表了葛懋春的《论史论结合中的几个问题》(文史哲1982年第2期)，田昌五的《两种历史观》(《文史哲》1983年第2期)，葛懋春的《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文史哲》1983年第4期)，葛懋春、项观奇的《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赵俪生的《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文史哲》1985年第2期)等文章，探讨史学理论建设的诸问题。田昌五的《两种历史观》批评了史学界流行的一种观点。这种观点认为：唯物史观与唯心史观的区别“在于是不是讲阶级和阶级的相互斗争。用阶级和阶级斗争解释历史的是历史唯物主义，反之则是历史唯心主义”。这种观点的错误有二：一是阶级斗争并不是马克思的发明，资产阶级早已提出这个问题;二是否认唯物史观也适用于无阶级社会。区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唯心主义历史观，只能以世界观来区分。“凡是认为社会意识是社会发展之本原的，都属于历史唯心主义;而提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则是历史的唯物主义。”葛懋春的《关于加强史学理论研究的建议》则提出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方面及几项具体工作。需要加强研究的几个方面：一是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史学原著的研究，总结中外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经验;二是加强中外史学史，地主、资产阶级史学理论的研究，吸取其积极成果;三是就建国三十多年来，史学界在教学和研究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展开深入讨论。几项具体工作是：编辑史学理论研究丛书和史学理论译丛;建设史学理论队伍，培养人才;重视大学史学理论课程的开设。 葛懋春、项观奇的《浅谈历史科学概论的对象和体系》是根据编书过程中的体会，就《历史科学概论》的理论框架提出初步看法，以期引起讨论。他们认为，《历史科学概论》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科学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它的任务主要是概括地从逻辑上说明历史科学是什么、怎样研究以及如何写作，可以说是“历史科学学”。因此，它的体系包括以下三部分：一是说明什么是历史科学，包括历史科学的对象、任务、性质、特征、作用以及对承担这一任务的历史科学工作者的要求等。二是论述历史科学的认识特点、研究方法，主要回答怎样对客观历史进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这是《历史科学概论》的重点。三是解释历史编纂的一般原则，说明如何以恰当的、完美的形式反映历史研究的成果，达到历史研究的目的。 赵俪生先生的《我对“史学概论”的一些看法》一文，结合自己给大学生讲《马列主义名著选读》、《史学概论》，给研究生讲《史部目录学》的体会，对三本史学概论著作，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史学概论”这门课，先天就带有“拼盘”的性质，不可能不是“拼盘”。问题在于拼得好还是拼得坏。有几盘“拼盘”拼得不怎么好。他说：根据我个人探索的经验，我感到拿课程后半部的“史论结合”内容去把课程前半部“史”是“史”、“论”是“论”的分讲情况统摄起来，是克服“拼盘”性质的有效办法。讲前半部分课程时，学生会有“拼盘”的明显感觉。可是到课程后半部分时，他这种感觉就会逐渐消逝。他认为田昌五书中谈到的“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两个提法不合适，就前者带来庸俗化、后者带来公式化的说法提出不同意见。他认为有些“以论带史”会带来公式化，有些“论从史出”会带来庸俗化，但仅限于“选言”，不可“全称”。“以论带史”和“论从史去”是两个循环接合的方法，它是认识论上从抽象到具体、从具体到抽象循环往复历程在史学工作中的反映。他还认为葛懋春说“史论结合”是党性原则的体现，提得未免过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