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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读经运动，就是提倡教十五、六岁以前的孩子读书、背书。读诵的内容，包括中国传统文化儒家、道家很基本的一些书，甚至也可以包括一小部分佛家的书。 南怀瑾老师说，不管四书五经，或是其他古书，任何一段，教小孩子像唱歌一样，很轻松愉快地背诵，不给他讲解，偶尔稍稍讲一点。这样背下去以后，一辈子都有用，一辈子都忘不掉。 不但中国文化要背，外文也可以背。教小孩子背书，这是中国人已丧失的基本教育方法，可以说西方人也忘记了。 人类原始的教育方法，只有一个，就是背诵。尤其是读中国书，更要高声朗诵。朗读多了，音韵和字义等因素都会逐渐影响读者，书读百遍，其义自现，慢慢悟进去，将来长大后的学问就广博了。 在中国古代，这是个普通的教育方法，但在二十世纪中国开始接受西方文化后，对儿童的教育，不再采取朗诵、背诵的方法，而着重知识的灌输和理解。这是受美国教育家杜威实用主义思想的影响。 胡适等人将杜威“生活即教育”、“理解为教育前提”的理念引入国内之后，将背诵经典视为食古不化的传统积弊。 他们主张：教材的选编要按照分类化原则，依儿童理解能力，按部就班，由浅入深，由易到难，他能懂的才教。教育目标遵循实用原则，儿童生活上有需要才教。 教学方法要注意兴趣原则，也就是要顺应儿童的兴趣，有兴趣才学得好。结果儿童教育就变成了“小猫叫，小狗跳”。其实，背书的方法不但不妨碍社会发展，反而使社会文化更发达。背诵可以增加一个人的智力、记忆力、思考能力，使头脑更细腻、更精详。 南怀瑾对儿童背诵经典的这种看法是有科学依据的。 德国医学博士林助雄医师论证说：人类有两大学习能力，即记忆力和理解力，记忆犹如计算机资料的输入和保存；理解犹如程序的设计和应用。 没程序空有资料，则资料是死的；没资料空有程序，程序是虚的。二者缺一不可，但记忆力与理解力在人生成长过程中的发展曲线是不同的，依据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一个人的记忆力发展是自零岁开始，1至3岁即有显著发展，3至6岁，其进展更为迅速，6至13岁，则为一生中发展的黄金时代，至13岁为一生记忆力的最高峰，以后最多只能保持此高点，往往20岁以后，心境一不平衡，便有减退可能。 而理解力的发展，与记忆力大有不同，理解力也是自零岁开始酝酿，1至13岁总是缓慢上升，13岁以后方有长足之发展，18岁以后渐渐成熟，但依然可因经验及思考之磨练而一直有所进步，直到老死为止。13岁以前儿童正处于记忆力黄金时期，因此，提倡儿童背诵经典的效果最好。 其实，处在记忆力最佳状态的儿童，即使不引导他们记住有价值的经典作品，他们也会去背诵广告词，流行歌曲。因为重点不在理解，而在记忆，所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与“小猫叫，小狗跳，猫叫狗跳好热闹”的难易程度完全一样，而前者对文化生命而言更有意义。 经典名著有益于人格智能的培养、对历史文化的了解和对文学造诣的训练。让儿童自小就接触最有价值的书、永恒之书，只要有价值，不管艰深不艰深，让儿童多念、多反复乃至背诵。 只要能背，不管懂不懂，这些内容不仅会存入大脑记忆，而且会烙印在潜意识里，而潜意识的妙用就在于无需经过意志的运作，能直接地、默默地、自然地影响人类的思维和行为。 所以儿童读经，选择古代圣贤的智能精华是正确的。因为假以时日，读经的人多少都会受到经典的潜移默化，陶冶性情，使心性向善、向上。读经儿童“有口无心”，没有考试的压力，亦不必要求理解，在不知不觉中就完成了文化教育的目的。 近年来，脑神经科学研究有相当多的突破，对于两脑侧化作用，以及右脑对认知程序的影响有较深入的了解。理解力基本是左脑的活动，潜在层次的活动就在右脑。背诵记忆不仅不妨碍理解力，反而成为理解力发展的基础，而旋律、韵律又可增强记忆，让记忆不仅止于短期背诵效果，而能透入心灵深处。 儿童读经背经的过程类似念唱，眼睛看经典上的文字时透过视觉作用刺激右脑，而念唱的律动也激活了右脑，至于仔细辨字以便记忆则是左脑的工作。 所以整个读经过程恰恰动用了左右脑功能，使左右脑运作得以同步。根据研究，左右脑有同步效用时，学习能力可增加２至５倍。儿童只要反复诵读一篇文章，耳朵听进什么，眼睛看到什么，只要放松跟着念就行。 这种直觉的学习法，能让脑内的压力得到舒解，完全松懈、有趣，使脑波从β波转换至α波，也就是说，读经背经一而再，再而三地有机会舒解身心压力，并能在α波的脑与潜意识互动过程中加强了创造力、灵感、注意力、判断力及记忆力。 美国医学博士杨定一医师在台湾长庚纪念医院进行儿童读经所经历的身心变化的科学试验。他说，初步研究显示：参加读经活动的儿童，其记忆力增强，且数项EEC变化也类似深度打坐的反应。 当朗读经典时脑波韵律慢下来，而且比较同步，类似激光作用。这些脑波变化，可以解释为儿童在读经时所呈现宁静安详的身心状态，也因此更有助于注意力集中与持久。 经常有家长表示，参加读经活动后，会迸发创造性见解，这些是与缓慢的α波及同步的脑波韵律十分有关联的。（视频: 其实，今天的西方学者也已经注意到中国传统背诵教育法的优点。瑞典汉学家高本汉指出：“中国学生即使在低年级里，必须背诵几种大部的经典，并须熟记历代名家所作几百篇的文章和几百首的诗歌。 这种学习的课程，采用了已经2000年养成大家于古代文书具有特别熟悉；结果，对古代的历史和文学，又产生一种崇敬的心理，这实在是中国人的一种特色。这种积累起来的大资产以供中国作家任意的使用，在文辞上自然能得到有效的结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