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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素有重视“蒙养之学”的传统。“蒙养之学”是古代对蒙童进行基础文化知识教学和初步道德教育养成的统称，不仅包括制度化的学校教育，还包括非制度化的社会教育和家庭教育，简称“蒙学”或“蒙养教育”。在长期的蒙学教学实践中，形成了独具特色的教育方法，有效地促进了蒙童知识的增长和道德素养的形成。挖掘传统蒙学的主要教育方法，不仅有助于对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弘扬，对当今小学教育教学实践也有一定的借鉴作用。 就近取譬日生日成 封建教育的核心是道德教育，蒙学阶段尤其如此，《周易•蒙卦》中就有“蒙以养正，圣之功也”的论述。蒙学教育的核心内容被确定为“明人伦”的道德教育。明代沈鲤认为：“蒙养极大事，亦最难事。盖终身事业此为根本，而混沌初开，非可以旦夕取效者。”(沈鲤：《义学约》)为了把深奥抽象的道德伦理，让蒙童能切实理解并有效地内化为自身修养，传统蒙学采取了“就近取譬”和“日生日成”的教育方法。 传统蒙学遵循儿童的生理和心理特点，强调从生活细微之处培养儿童的道德习惯，将儒家伦理道德落实到实际生活中，在实际教育过程中，把经书的精言微义，化作儿童生活中的言行举止，便于蒙童接受和履行。对于教材中所讲的封建伦理道德，如“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仁义，礼智信，此五常，不容紊”，传统蒙学不究义理，只是从浅近处入手，就近取譬。朱熹在《童蒙须知》中开宗明义：“夫童蒙之学，始于衣服冠履，次及言语步趋，次及洒扫涓洁，次及读书写文字，及有杂细事宜，皆当所知。”先教之以小学规矩，使儿童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习之，及至智慧渐开，性情已就，才可教习明德新民，以止于至善。在道德教育中，不急于求成，而是采取由浅及深，由近及远的原则，循序渐进，日生日成。清代张伯行在《养正类编•小学》中如是说：“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小学之法，以豫为先。盖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则当以格言至论，日陈于前，盈耳充腹，久自安习，若固有之者，日复一日，虽有谗说摇惑，不能入也。若为之不豫，及乎稍长，意虑偏好生于内，众言辩口铄于外，欲其纯全，不可得也。”（张伯行：《养正类编•小学》）如此，每日坚持不懈，久则体貌习熟，德行坚定，从而达到“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这样，蒙学把深奥的道德理论、抽象的道德说教转化为具体行为要求，这不仅看得见、摸得着，容易被儿童所理解，而且极易操作，便于监督和考核。在现在中小学教学中，道德教育存在着空洞说教多、具体行为规范少的弊病，从古代蒙学道德教育方法中，我们可以获得很多有益的借鉴。 勤学多练熟读成诵 传统蒙学的知识教学内容，主要以语文教育为主，如识字教学、读书教学、写字教学、诗歌教学及作文教学，教师在进行这些内容的教学时，非常注重儿童的“勤学多练”和“熟读成诵”教育方法的运用。 我国古代蒙学教学，实行的是集中识字，然后再读书，在这个过程中，非常强调“勤学多练”。儿童一入学，先集中识字，指标是两千常用字，教师将“三、百、千”中的生字用楷书写在一寸二分见方的纸张上，一纸一字，一一教学生认读，先教独体字，进而教合体字，一天教十字或几十字不等，不加解说或略为解释，令儿童回到自己座位上反复练习，繁难字在纸背注“同音字”，一日学完，将字片用线穿起，第二天先温习旧字，然后学新字，周而复始。识字到一定数量后，才开始读书。王筠在《教童子法》中说：“蒙养之时，识字为先，不必遽读书……能识千字，可读书。”（王筠：《教童子法》）而对于读书，基本是古代教育家“熟读精思”读书法的具体运用，根据儿童“乐记善记不善思”的年龄特征，更多强调“熟读成诵”，待成年后再逐渐理解、运用。蒙学读书教学分三个步骤：读书、背书和理书，学生一般是从蒙养教材（《三字经》、《百家姓》或朱熹《小学》）读起，教学方法是唤学童一人立于案旁，先是教师念一句，学生跟着念一句，然后是教师大声念，学生同时小声念，再串成一段合诵，读数十遍后，令学生回座位朗读。《训蒙诀歌》要求教师范读须做到“声声字眼念清真，不论遍数教会住”，学童自己朗读上百遍后，“书读百遍，其义自见”，然后回塾师案前背诵，背得一段，再教下一段生书；如是，上、下午各须教授五段，放学前则将本日所教各段书一总朗读，再至塾师前背过。次日上午先温旧书，再依上法教读生书。读书的过程中，注意读书习惯的培养，强调“心到、眼到、口到”和正确的姿势。理书即温书，是复习过去学过的知识，蒙学有读新书温旧书的交叉进行制度，每天上新课之前，必须经过“温书”再过渡到新课。规定每十日、每一月、每一年都要理书一遍。这样就能做到随读随理，旋转不穷，则书无不熟。这样，为蒙童进一步的学习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为其日后参加科举考试做了准备。 个别教学因材施教 在传统蒙学教学中，对蒙童采取的是“个别施教”的方法，无论是识字、读书、写字还是诗歌、作文教学，老师对学生采取的都是“一对一”的教育方法。这种教学方法，虽不及班级授课制经济、效率，但可以很大程度地照顾到学生个体之间的差异，利于老师“因材施教”。明王守仁认为，在传统蒙学中，要求蒙师要明了学生之间的差异，施以不同教育进度、相异的教育方法：“极慧者，必摘其短以抑之，则不骄；极钝者，必举其长以扬之，则不退。倦者必加以礼貌，则不鄙；稍长必砺以蒙工，则不佻。”（崔学古：《幼训》）要想做到对学生“因材施教”，教师必须做到对学生的个性、学习兴趣、进度等情况了如指掌，需要教师倾注很大的精力，更需要教师对学生有积极期待，不分材质高低，都要严格要求，使能“发其所长”。清代王筠在《教童子法》中有这样的论述：“才高者，全经及《国语》、《国策》、《文选》尽读之，即才钝亦《五经》、《周礼》、《左传》全读之……才高者十六岁可以学文，钝者二十岁不晚。”如此，教师“教弟子如植木，但培养浇灌之，令其参天蔽日”，则可收“其大木可为栋梁，即其小枝亦可为小器具”之效。 在传统蒙学中，教师大多由准备应考的童生或屡试不第的秀才来担任，他们生活大多穷困潦倒，但他们身上依然体现着古代知识分子的理想人格—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作为老师，大多能够弘扬孔子“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的精神，但在实际教学中，由于种种原因，真正能做到“因材施教”、教法多样却是很不容易的。清代王筠曾指出：学生是否善学，决定于教师是否善教，从学生学习的优劣，可以检验教学的水平。“孔子善诱，孟子曰教亦多术。固遇笨拙执拗之弟子，必多方以诱之，既得其机之所在……观其弟子欢欣鼓舞，侈谈学问，即知是良师也。若疾首，奄奄如死人者，则笨牛也，其师将无同。”（王筠：《教童子法》）教师根据学生个性，扬长避短，长善救失，学生能乐学，会学，并保持身心愉悦，成为教师的一种理想诉求。 讽诵诗歌趣味盎然 儿童天性好动，喜欢嬉戏玩耍，单纯的道德说教、礼仪规范难于被儿童所接受，特别是刻板、僵化的儒家纲常礼教，要使它为儿童所接受，就必须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传统蒙学采取了兴趣盎然的讽诵诗歌等形式，使学生乐学，在游戏般轻松氛围中潜移默化，将儒家伦理纲常内化为自己的习惯。王守仁《训蒙教约》指出：“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以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以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沈潜反复以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许多大教育家及朝廷重臣都很重视蒙学教材的编撰。传统蒙学课本大多采取偶句、韵语、诗歌、故事、警句等形式，潜移默化，熏渍陶染。如《三字经》、《弟子规》、《女儿经》，以三字为一句，音谐句短，平仄押韵，便于诵记，并且内容含量大，凝练，概括性强。如《论语》中的“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亲而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这一段话被概括为“首孝弟，次谨信，泛爱众，而亲仁，有余力，则学文”，既朗朗上口，又易背易记。《幼学琼林》、《增广贤文》采取对偶句形式，广泛采录先贤的格言语录，辑集名人典故逸事，内容丰富，知识性、趣味性、感染性强。如《幼学琼林》中的“刎颈交，相如与廉颇；总角好，孙策与周瑜”，“蔡邕倒屣以迎宾，周公握发而待士”，一个对偶句中就包含了两个历史典故，蒙童在听故事的同时，于趣味盎然中掌握了知识。 当然，传统蒙学的教学方法主要靠蒙师来实施，蒙师的水平高低直接影响到教育方法的具体实施。在中国古代有“不打不成器”的古谚，对于“性情未定”的儿童，蒙学中常用体罚手段。从罚跪到鞭笞，都是蒙学常用的体罚手段。教师采取的是压服，而不是说服，夏楚、戒尺等成了教师权威的“代表物”，致使儿童“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教师如寇仇而不欲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