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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变，一个重要标志，是学术本身开始获得独立的价值。清末民初以来，许多现代学者都为追求此一目标作出艰巨的努力。其中陈寅恪先生体认最深，持论最坚，用力最著。他在1929年撰写的《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称：“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几可视之为一个深具学术独立意识的学人的思想宣言。一九五三年撰写《论再生缘》，其起因也是为女作家陈端生的“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所感染。而最後一部巨著《柳如是别传》的写作，更是为了“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他一生为学，厚积薄发，淡泊自守，“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世局变化，不逐时俗，真正成为“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的现代学者。本文结合百年中国的历史文化背景，征引所能见到的有关文献史料，对寅恪先生的家世暨学术生平作一简要的梳理，寓传于述，不避行藏，继先哲之遗绪，发潜德之幽光，爰作学行小记。 世家子弟 陈寅恪，江西义宁（民国以后改为修水县）人，1890年旧历五月十七日生于湖南长沙。当时其祖父陈宝箴在湖南居官已久，治军治民，颇有政声。父亲陈三立，字伯严，别号散原，系清末著名诗人。先生先世居闽，至先祖鲲池始迁江西义宁州。再传为高祖伟琳，因母病究心医学而闻于乡里。尝读阳明书而叹曰：“为学当如是矣！奔驰夫富贵，泛滥夫词章，今人之学者，皆贼其心者也。”于是倡建义宁书院，为国家敦教植才。陈宝箴是伟琳第三子，字相真，号右铭，咸丰元年（公元1851）辛亥恩科举人，咸丰十年（公元1860）入京师会试不第，滞留期间，得以广交四方才隽。时值英法联军焚掠圆明园，正在茶肆饮酒的右铭先生，遥见火光，槌案痛哭，座人为之震惊。后来德军占领胶州湾，旅大落入俄国人之手，右铭也曾为之痛哭。义宁一家的家国深情自有其家世渊源。陈三立于光绪八年（1882）壬午举于乡，十二年丙戌，即1886年会试中式，但因试卷的书写不合楷法，没有经过殿试。两年之后，即1889年（己丑）才正式成为进士，受命在吏部行走。但不久便返回湖南家中，侍亲任所，终其一生，没有再接受其它官职。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以吏能、治才、胆识、风仪、节操，为清季各路铭公钜卿所推重。曾国藩称陈宝箴是“海内奇士”。郭嵩焘与宝箴尤相契，称其才宏蓄远、博见多识、办事果决而又自远于荣利。而陈三立文采过人，资质峻洁，与湖北巡抚谭继洵之子谭嗣同、广东水师提督吴长庆之子吴保初、福建巡抚丁日昌之子丁惠康，被称为“清末四公子”。梁启超曾写诗颂美陈三立的风度怀抱：“义宁公子壮且醇，每翻陈语逾清新，啮墨咽泪常苦辛，竟作神州袖手人。” 家国情怀 1895年秋天，清廷诏授陈宝箴为湖南巡抚，这为右铭先生以一省为典型推行改革提供了机会。在陈三立的襄助赞划下，为了董吏治，辟利源，开民智，变士习，湖南先有矿物局、官钱局之设，後有湘报馆、南学会时务学堂的开办。又拟选派一批留学生赴日。“其士绅负才有志意者，复慷慨奋发，迭起相应和，风气几大变。”湖南新政一时走在了全国的最前面。特别是聘请梁启超主讲时务学堂以后，各方人才奔兢而至，湖南成为变革维新人士的荟萃之地。黄遵宪任盐法道，江标和徐仁铸先後任学政，谭嗣同、唐才常、熊希龄也各有职司，都是晚清变革的大将。而变法四章京中的杨锐、刘光第，也都是陈宝箴所保荐。但1898年秋天慈禧发动政变，陈宝箴、陈三立父子的改革计划化为泡影，且祸及己身，以“滥保匪人”和“招引奸邪”的罪名，被革职，永不叙用。这一年寅恪先生九岁，父三立四十六岁，长兄陈衡恪二十二岁。 陈衡恪字师曾，生母为散原元配罗淑人，五岁时母亲病故，由祖母黄氏和继母俞淑人养育成人，後潜心艺事，成为著名画家。寅恪及二兄隆恪、弟方恪、登恪，都是俞淑人所出。俞淑人名明诗，湖南知府俞文葆的女儿，擅诗、书、琴，有“神雪馆主”的雅号。其兄俞明震字恪士，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曾在台湾参加抗倭活动，也是清季文坛胜流。1898年10月，陈宝箴、陈三立父子被罢免之后，寅恪先生一家人由湖南迁往江西南昌。先一年的腊月，先生祖母黄太夫人病逝。不久，从姑母痛哭而死。又过一年，陈宝箴亦逝。宝箴逝前一个多月，陈师曾的妻子范孝嫦也逝。孝嫦是清末大诗人范伯子范肯堂的女儿，与师曾情笃意洽，逝时年仅二十五岁。而陈三立在此期间两次卧病，第二次险些病死。关于陈宝箴的死因，陈三立在《巡抚先府君行状》中，只说是“忽以微疾卒”，时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染的是何种“微疾”，则绝口未及。但此前数天，右铭还写过《鹤冢诗》二章，五日前还曾写信给陈三立，不料五日後即卒，实在突兀。因此有人说陈宝箴不是正常死亡，而是西太后密旨赐死。现在笔者经过缜密考证，可以初步证实这一结论。 总之戊戌惨剧对义宁陈氏一家的打击是沉重的。所以在《巡抚先府君行状》里，三立不能控制自己，高喊“天乎，痛哉！”在《崝庐记》中更呼天喊地，泣血陈词，甚至说崝庐将成为永远的“烦冤茹憾，呼天泣血”的地方。而且三立是在宝箴逝前两个月携眷属移居金陵的。也许陈宝箴之死，确是个有覆待发的历史之谜。 自己家族遭遇如此重大的变故，少年陈寅恪的心灵中不能不留下烙痕。当然迁居南京，对求知若渴的寅恪来说，可是个理想的所在。他的伯舅俞明震就住在南京，家里有许多藏书，包括钱遵王注钱牧斋诗集和戚本石头记在内的“禁果”，他都可以品尝了。在湖南时，先生与诸弟在家塾中就读，到了南京，家塾外还有家办学堂。延聘的教师都是一时之选，如王伯亢、柳翼谋、萧稚泉等。课程设置除四书五经外，还有数学、英文、音乐、绘画及文体设备，同时请了专人补习日文。作为“世家子弟”，先生幼年在家庭和学校所受新旧教育的条件都非常优越，为日后精深为学铺设下坚实的基础。 学术托命 1902年春天，先生随长兄师曾赴日本。两年後回国，与二兄隆恪一起考取官费留日，开始入庆应大学，後就学于东京帝国大学财商系。时在1904年，先生十五岁。但一年多以后，因患脚气病，不得不回国疗养。于是于1907年插班考入复旦公学，两年后毕业，又赴德国柏林大学和法国巴黎大学学习，直至1915年始返国。曾一度给蔡锷当过秘书，但时间很短。 先生在德、法留学期间，对语言文字工具的掌握与日俱增，梵文、希腊文、巴利文都是他研修的对象。1919年又来到美国哈佛大学。当时在哈佛就读的还有吴宓、汤用彤及寅恪先生的表弟余大维等。吴宓在《日记》中写道：“陈君学问渊博，识力精到，远非侪辈所能及。而又性气和爽，志行高洁，深为倾倒。”後来又回忆说：“始宓于民国八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得识陈寅恪。当时即惊其博学，而服其卓识，驰书国内诸友，谓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雨僧日记》1919至1920年这段时间，保留有许多寅恪在哈佛学习期间，对吴宓谈讲过的关于东西学问和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见独识。俞大维后来在回忆寅恪为学时也写道：“对于史，他无书不读，与一般人看法不同处，是他特别注重各史中的志书。”又说：“我们这一代的普通念书的人，不过能背诵四书、诗经、左传等书。寅恪先生则不然，他对十三经不但大部分能背诵，而且对每字必求正解。” 1921年9月先生离美，再次赴欧洲，入德国柏林大学研究院，研究梵文和其它东方文字。1925年年底回国，应聘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这期间，先生的母亲和长兄陈师曾先后逝世。师曾至孝，继母余淑人患病期间，亲自调药奉侍，很可能是由于药物中毒，又加上冒雨购买棺椁，患病不治而逝。寅恪先生因母丧和父病，回国后先请假一年，1926年7月始到清华报到。清华国学研究院共有四位导师，另外三位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都是当世师儒硕彦。 寅恪先生虽游学四方，但既无学位又无著作，而跻身“四大导师”之列，这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不免传为佳话。陈哲三的《陈寅恪先生轶事及其著作》一文，对梁任公向清华曹宗祥校长推荐寅恪先生的经过，有如下的记载： 十五年春，梁先生推荐陈寅恪先生，曹说：“他是哪一国博士？”梁答：“他 不是学士，也不是博士 。”曹又问：“他有没有著作？”梁答：“ 也没有著作 。” 曹说：“既不是博士，又没有著作，这就难了！” 梁先生气了，说：“我梁某 也没有博士学位，著作算是等身了，但总共还不如陈先生寥寥数百字有价值。 好罢，你不请，就让他在国外罢！”接着梁先生提出了柏林大学、巴黎大学几 位名教授对陈先生的推誉。曹一听，既然外国人都推崇，就请。民国十五年 秋天陈先生到校。（《谈陈寅恪》页６5，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版） 陈寅恪被聘清华的具体经过，各家说法不一，不排除回忆者有误记的可能。无论如何对寅恪而言，都是一次重要的经历。寅恪先生给国学研究院学生开的课程，有“佛经翻译文学”、“西人之东方学之目录学”等。指导专题研究的范围，包括“摩尼教经典与回纥文译文之研究”、“蒙古满洲之书籍及碑志与历史有关系者之研究 ”、“古代碑志与外族有关系者之比较研究”和“年历学”等。长期博采兼收，一朝弘道授徒，积厚而发薄，听讲者有“字字精金美玉”之感。由于先生讲课时娴熟地引用拉丁文、梵文、巴利文、满文、蒙文、突厥文、西夏文、中泼斯文等稀有文字，听讲的人常感程度不够。 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1929年年初梁启超又病逝，四大导师去其半，清华国学研究院后继乏人，不得不停办。寅恪对王国维之死寄以沉哀至痛，先有挽诗之作，其中有句：“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後又浓墨重彩撰写了一篇挽词，前面有长序，由探究王国维的死因，进而阐发中国文化的精义。挽词并序可以看作是寅恪先生的文化宣言。彼时之清华，已由清华园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先生则改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中央研究院成立后，被聘为史语所第一组主任，并当选院评议委员。直到1937年芦沟桥事变，这是先生一生中生活最稳定亦最见学术实绩的时期。 十年间先生共发表论文54篇，其中《支愍度学说考》、《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三论李唐氏族问题》、《武曌与佛教》、《四声三问》、《与刘叔雅教授论国文试题书》、《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 王静安先生遗书序 》等重要论文，都发表于此一时期。 这些文章的特点，是娴熟运用他所掌握的语言与材料的工具，直接探讨中外文化的学术本源，从而奠定了寅恪先生在中古文化史研究和梵夹道藏诸典籍释证领域的权威地位。1928年夏天，先生与唐晓莹女士结婚，立业复安居，个人生活也有了着落。唐女士是甲午起兵抗击日本侵略的前台湾总督唐景崧的孙女，1898年5月10日生，和寅恪先生一样，同是“世家子弟”。 乱离岁月 1937年芦沟桥事变，结束了先生在北京相对平静的校园生活。先生父尊陈三立此时已85岁。早在1904年清廷已诏赦戊戌当事人员，明令革职者俱开复原衔。但散元老人无意仕途，坚谢各方荐请，即使与闻“人家国事 ”，也保持自己的“世外闲身”。宣统皇帝的师傅陈宝琛曾荐请三立进宫讲授古文，三立婉拒。迁居南京後，每年都到南昌西山父母墓旁之崝庐侍守，余则往来宁、沪、杭之间，感慨忧愤寄之以诗。其诗树义高古，风格崎崛，造语奥涩而文从意适，有苏、黄之后第一人之誉。庐沟桥事变，老人正在北京，为抗议日本侵略，病中拒不服药而死。卧病时偶听到有人对抗日前景持悲观态度，他立即予以驳斥：“中国人岂狗彘不若，将终帖然任人屠割耶？”背不与持此议者交语。还有一次梦中竟狂呼“杀日本人”。寅恪先生1937年9月参与料理父丧，在丧仪问题上他主张不要请僧道斋醮，而隆恪及诸弟觉得不如此不足以尽情礼，只好等寅恪携家眷随北大、清华等院校南迁之后，再行斋醮。 先生二兄隆恪字彦和，亦尝留学日本，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能诗，有《同照阁诗抄》传世。就婚江西喻兆藩（散原老人同年进士，长于诗）家。1952年开始任上海文物管理委员会顾问，1955年底病逝，享年六十八岁。次年妻喻婉芬亦逝。有女小从，亦能诗。弟方恪、字彦通，登恪、字彦上，一为目录学家，尝任职南京图书馆，一为讲授中外文学的教授，长期执教于武汉大学。两人都能诗，方恪有遗著《适履集》，登恪亦有未刊诗稿一册。师曾次子陈封怀，著名植物学家，曾留学英国，庐山植物园、南京植物园、武汉植物园，俱为其所创建，论者有“中国植物园之父”之称。陈氏家学惠及到每一个子弟。正如吴宓先生所说：“义宁陈氏一门，实握世运之枢轴，含时代之消息，而为中国文化与学术德教所托命者也。” 寅恪先生的性格，特立不肯随俗，即使是丧仪是否请僧道斋醮这样的问题，也不肯放弃自己的独立见解。看来散原老人的丧礼没有全部完成，先生就离京南下了。他一路饱尝流离之苦，至年底始到达香港，第二年春节过後才返抵云南蒙自，任教新成立的战时西南联合大学（後迁昆明）。由于旅途劳顿惊吓，唐晓莹先生心脏病发作，滞留香港，没有与先有同返云南。 1939年春天，先生接到英国牛津大学的邀请，欲特聘为汉学教授，并授予英国皇家学会研究员职称。史学家陈衡哲女士说：“欧洲任何汉学家，除伯希和、斯文赫定、沙畹等极少数人外，鲜有能听得懂寅恪先生之讲者。不过寅公接受牛津特别讲座之荣誉聘请，至少可以使今日欧美认识汉学有多麽个深度，亦大有益于世界学术界也。”（《谈陈寅恪》页63 ）先生本来已决定应聘，且已于暑假抵香港，因欧战爆发，未能成行。秋天开学，先生又返回昆明上课。 第二年暑假再次赴港，英国既难成行，为照顾家人，便答允就聘香港大学客座教授。《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一书就是在港期间完稿。另一部重要著作《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也完成于此时。此隋、唐两“论稿”，意在从文化史的角度研究社会制度的历史变迁，体现他所主张的社会制度是文化思想依托物的思想。在种族与文化问题上，他标举孔子“有教无类”之义，特别强调文化高于种族。太平洋战争爆发，踞港日人知先生在学术文化界享有威望，强付40万日元请先生筹办东方文化学院，先生坚拒不受。旋于1942年5月携眷属返回内地，经广州，抵桂林，临时在广西大学任教一年。这时，燕京大学内迁成都，先生应邀前往，旅途一家都病，到达已是1943年年底了。 先生在成都任教燕京大学期间，生活虽艰苦，教学固一丝不苟，研究与写作也亦未尝稍懈。《以杜诗证唐史所谓杂种胡之义》、《长恨歌笺证》、《元微之悼亡诗笺证稿》、《白香山琵琶引笺证》等十一篇论著，都作于成都，而且集中在1944年一年写成。据先生长女流求回忆：“父亲在燕京任课，我家与李方桂教授家同住在学校租赁的民房。这期间成都灯光昏暗，物价飞涨，间或要躲警报。当生活那样困难的时候，父亲用他唯一的左眼，紧张地从事学术研究和备课。”而到 1944年12月，先生唯一的左眼也失明了。从此自己再不能看书，只能听读。 1945年旧历5月17日，先生自寿五十六岁生日，写有三绝句，其一为：“去年病目实已死，虽号为人与鬼同。 可笑家人作生日，宛如设祭奠亡翁。”令人不忍卒读。尽管如此，当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先生仍然禁不住喜悦之情，有诗写道：“降书夕到醒方知，何幸今生见此时。”但接下去情绪一转：“念往忧来无限感，喜心题句又成悲。”本年秋天，先生应英国皇家学会的邀请，曾赴伦敦医治眼疾，手术无效，于1946年春天经纽约回国，先在南京作短暂停留（先生家眷此时已从成都搬到南京居住），然后北归，到重新复校的清华大学继续任教。 晚年心事 不过先生并没有留在北京迎接全国解放，但也没有桴海他行。1948年12月，他离开北京，经过上海，到广州停留下来，在岭南大学兼任中文历史两系教授。1952年院系调整後改任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直至1969年离开人世，在岭南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二十个春秋。开始，他对新世局也许抱有希望，否则他不会留下来。但没过多久，失望情绪占据了他整个身心。1942年先生为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作序，写过一段极为深情的话： 百年以来，洞庭横岳之区，其才智之士多以功名著闻于世。先生少日即已肄业于时务学堂，後复游学外国，其同时辈流，颇有遭际世变，以功名显者，独先生讲授于南北诸学校，寂寞勤苦，逾三十年，不少间缀。持短笔，照孤灯，先后著书高数尺，传诵于海内外学术之林，始终未尝一藉时会毫末之助，自致于立言不朽之域。与彼假手功名，因得表见者，肥饥荣悴，固不相同，而孰难孰易，孰得孰失，天下后世当有能辨之者。呜呼！自剖判以来，生民之祸乱，至今日而极矣。物极必反，自然之理也。一旦忽易阴森残酷之世界，而为晴朗和平之宙合，天而不欲遂废斯文也，则国家必将尊礼先生，以为国老儒宗，使弘宣我华夏民族之文化于京师太学。其时纵有入梦之青山，宁复容先生高隐耶？然则白发者，国老之象征。浮名者，亦儒宗所应具，斯诚可喜之兆也。又何叹哉？又何叹哉？（《金明馆丛稿二编》页230至231 ） 先生一生文字很少流露此序所表达的对中国未来的热切憧憬，虽然其用意是在勉慰杨树达先生，更关乎自己素所追寻的梦想。可惜他的梦想未能变成现实。 基于先生的学术声望，学校主事者及中南局和广东省的首脑，对先生是礼遇的，关怀生活起居有时甚至细而入微。1954年国务院尝派人赴广州动员先生担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第二所所长，开始先生不是没有就意，对助手黄萱说：“我们到北京去，你也得跟我们一起去。”但後来决定不就。表面理由是贪恋南方暖和、不善行政工作等等，实则当有更深层的原因。笔者今日思之，1954年已经是新政权成立五年之后了，这时才想到迎请先生，在时间上未免太迟了些。况且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思想运动和政治运动，实难让人格未泯的知识份子接受。上引给杨树达先生写的这篇序言，曾被有关方面指为“立场观点有问题”（参见《杨树达文集》之十七页345，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特别是五十年代末期，先生的学术思想亦遭公开批判，致使不能再登讲堂。“无端来作岭南人，朱桔黄蕉斗岁新”、“不生不死最堪伤，犹说扶余海外王”、“平生所学供埋骨，晚岁为诗欠砍头”、“任教忧患满人间，欲隐巢由不买山”。1950至1966年所写诗计二百余首，集中反映出先生晚年的心境充满了困惑、忧伤与惋叹。有人说，所以然者是由于双目失明势必引起精神烦扰所致，应从心理学的角度给以解释。窃以为不尽如是也。杨树达《积微居小学金石论丛续稿》序说得明白，如果是“晴朗和平之宙合”，国家肯于尊礼神州大儒，即使“白发者”，也会视做“国老之象征”，那末目盲者，自不会为不和谐的文化氛围而忧戚。 尽管如此，先生的学术研究仍结出丰硕的果实。1950年，《元白诗笺证稿》一书整理完稿，由岭南大学文化研究室线装印行，後由上海中华书局以普及本出版。1951年写成《论韩愈》一文，这是先生最重要的论著之一。接着，就是有名的《论再生缘》的写作。最后则有三卷本、八十万言的《柳如是别传》的撰写，穷1954至1963前后十年之功，终于在目盲体衰的情况下，完成了这部为明末一代奇女子立传的明清文化痛史。书成之后，先生有诗感赋，其题曰“十年以来继续草《钱柳因缘诗释证》，至癸丑冬粗告完毕。偶忆项莲生鸿祚云：‘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伤哉此语！实为寅恪言之也。”1961年写给吴雨僧的诗里，也有“著书唯剩颂红妆 ”句。读者如不察，很容易因先生的自嘲把他晚年呕心沥血的两大著述，当作等闲的消遣之作。实际上，《论再生缘》的写作，特别是《柳如是别传》这部大书，是寅恪先生一生治学经历和治学经验的总结，最能见出他的学术精神。如果说已往的著作大都是以诗证史、诗史互证，《别传》则是借传修史。 文化丰碑 1929年，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所立的王国维纪念碑撰写碑铭，写出一段极不寻常的话：“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斯古今仁圣所同殉之精义，夫岂庸鄙之敢望。先生以一死见其独立自由之意志，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呜呼！树兹石于讲舍，系哀思而不忘。表哲人之奇节，诉真宰之茫茫。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唯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些话，既是为王国维立铭，也是为寅恪先生自己立铭。《论再生缘》和《柳如是别传》的中心题旨，就是冀图“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可惜这两部著作先生生前未能出版。1962年初春，陶铸陪同胡乔木看望先生，谈及著作迟迟不能出版问题，先生说：“盖棺有期，出版无日。”胡乔木回答：“出版有期，盖棺尚远。” 自1952至1966年，黄萱女士出任先生助手，许多论著都是经先生口授，由黄萱女士笔录而成。1962年7月，先生右腿骨在入浴时跌断，经住院治疗，仍未痊愈，以致只能半卧，不能立行。从此盲目而复膑足。一年前吴宓自四川来广州探望老友，在日记中记下先生的形象：“寅恪兄双目全不能见物，在室内摸索以杖缓步。出外由小彭搀扶而行。面目如昔，发白甚少，惟前顶秃，眉目成八字形。”待到右腿跌断，“以杖缓步”或“搀扶而行”，也不能够了。不久文革发生，先生遭迫害，致使心脏病加重，于1969年10月7日清晨病逝于广州中山大学自宅，终年八十岁。一个月以后，即1969年11月21日，与先生四十年甘苦与共的唐晓莹先生也撒手尘寰。两年前先生尝预撰挽联：“涕泣对牛衣，册载都成断肠史；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先生无子。女三： 长女流求，医务工作者，在成都医院工作；次女小彭，学农艺，定居香港；三女美延，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经蒋天枢教授编辑的《陈寅恪文集》七种九册，1980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时距先生之逝已十一个年头了。2001年，三联书店出版《陈寅恪文集》十三种，为迄今最完整的版本，此距先生之逝，更过去了三十有二年。而1964年先生所作之《赠蒋秉南序》写道：“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又说：“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故天水一朝之文化，实为我民族遗留之瑰宝。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 文化之于先生，既是生命，又是信仰，又是终极关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