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文学源远流长，留下了无数璀璨的珍宝，积淀了丰厚的历史经验。百余年来，几代学者致力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与撰述，已出版1800多种断代史、文体史、题材史等文学史著作。虽然成绩显著，但涵盖各个历史时期和区域、各种体裁的文学通史尚不多见。张炯、邓绍基、郎樱担任总主编，由江苏文艺出版社推出的《中国文学通史》（以下简称《通史》），包括古代文学编6卷、近现代文学编与当代文学编各3卷，共12卷，达600余万字，堪称目前规模最大、容量最大、分量最重的中国文学史。 《通史》上溯至含有原始社会中华信息的古代神话传说，下述及20世纪90年代问世的《白鹿原》等作品，可谓名副其实的贯通古今。此前的中国文学史著作，由于多种缘故，往往对先秦、两汉、唐宋的论述较为充分，而对五代十国等“末世”文学与辽、金、西夏、元、清等少数民族执政朝代的文学之关注相对不足。《通史》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历史眼光考察文学现象，充分利用近年来史学界与民族学界的史料发掘与理论成果，做了不少拾遗补阙的工作。元代文学单立一卷，五代十国等“末世”文学与辽、金、西夏文学亦有相当充分的叙述与论析。近代以来，中国文学史著述几乎全是汉族文学史，即使述及少数民族文学，也失之偏少，且处于孤立的位置。《通史》为了弥补这一缺憾，邀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所的学者参与撰述，在结构上给予少数民族文学足够的空间：唐前少数民族文学设4章，述及史书记载中的民族关系、华夏各民族的族群系统与少数民族图腾、族源神话、创世神话等；唐代少数民族文学设5章，述及藏族英雄史诗《格萨尔王传》、突厥碑铭文学、南诏传说等；宋辽金卷设4章，述及早期蒙古族诗歌、维吾尔古典名著《福乐智慧》、大理国碑文与彝族诗论。在《通史》中，蒙古族、满族、朝鲜族、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藏族、锡伯族、彝族、苗族、白族、壮族、侗族、纳西族、傣族、赫哲族等少数民族文学等均有论述，少数民族文学的历史全貌得以体现。《通史》的可贵之处还在于，梳理出了少数民族文学与汉族文学互渗交融、互动共进的内在机理。 《通史》的大容量不仅体现于中华历史全程的贯通，对多民族、多地区的涵盖，而且表现于多类型、多文体的兼顾，论及文人文学与民间文学、文字文学与口传文学、雅文学与俗文学、创作与理论、儿童文学、科学文艺、戏剧文学、电影文学等。 在数千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文学不仅在中华民族内部兄弟民族之间相互学习、相互促进，而且也与异域文化保持着多种渠道的沟通。《通史》唐代卷言及变文，近现代卷分别为翻译文学单立一章，论述翻译文学的脉络、成就及其对中国文学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意义。 鸦片战争以来列强的步步紧逼，不仅给中国社会历史的进程带来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在文学史上也打下了深刻的烙印。现代教育、新闻出版等新生事物给文学带来了新气象，在新的时代背景下，文学传统的血脉如何承传，近现代文学卷直面这些问题，设立现代教育与现代文学、新闻出版与现代文学、旧体诗词发展概况等专章，予以梳理与分析，显示出开阔的视野。 《通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者担任各卷主编，还邀请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文学研究所、高等院校以及其他学术机构的专家、学者参与撰述。它吸收了以往有价值的经典研究成果，如何其芳组织，余冠英、钱锺书、范宁、唐弢等前辈学者分别担纲的《中国文学史》和《中国现代文学史》，邓绍基、刘世德、沈玉成等组织编写的中国文学通史系列，刘魁立主持编写的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系列等，又充分吸收了近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新成就，既具有稳定性，又带有前沿性，不啻为读者全面了解中国文学史的一种可信赖的著作。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