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内容及主题 1．内容 《水浒传》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描写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长篇章回小说。它以北宋末年史书记载的宋江起义作为主要依据，结合民间传统的戏曲、话本中有关故事加工创作而成。 小说以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为主线，通过一百零八位传奇式英雄被逼上梁山的不同经历，描写出他们由个体觉醒到发展为盛大的农民起义队伍的全过程，表现了“官逼民反”这一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必然规律，塑造了农民起义领袖的群体形象，深刻反映出北宋末年的政治状况和社会矛盾。 高俅是封建统治集团的代表人物，小说以他的发迹作为故事的开端，意在表明“乱自上作”。作者还写了大批的贪官污吏和地方恶霸，如西门庆、郑屠、毛太公等，正是他们狼狈为奸，渔肉百姓，才迫使善良而正直的人们不得不铤而走险，奋起反抗。小说深刻地挖掘出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深层原因——官逼民反，倾向鲜明地描写了人民群众反抗压迫者的行动。 作者站在被压迫者一边，通过对一百零八位英雄的描写，概括了当时不同阶层的人们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从觉醒到反抗的斗争道路。像鲁智深的反恶霸，林冲的受凌辱，宋江的被迫害，武松报杀兄之仇，晁盖、吴用劫取不义之财，以及浔阳江上的张横、张顺，揭阳岭上的李俊、李立，梁山泊岸边的阮氏兄弟等，他们都是由于受迫害而不得不起来反抗，从而汇成一股狂波巨澜，奔向梁山泊。小说歌颂了农民起义领袖们劫富济贫、除暴安良的正义行为，肯定了他们敢于造反、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宋江原是一位救急扶困的义士，当他被逼上梁山之后，“替天行道”，壮大了起义军的声威，取得了一系列胜利。但由于他性格的二重性和思想的局限性，在起义事业登上峰巅之时选择了妥协、接受招安，终于葬送了起义事业。小说通过宋江起义的失败，客观上总结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 2．主题 在《水浒传》的主题研究中，目前还存在着不少争议，主要的观点有三种：一是认为歌颂的是忠义(“忠义”说)，二是认为写的是农民起义(“农民起义”说)，三是认为表现的是市民的意识与追求(“为市井细民写心”说)。其他的观点都是从这三种基本观点中派生出来的。 其实这些争论并非产生于现代，而是自该书出现后就一直存在。比如在明清两代便有该书究竟是写“强盗”还是表现“忠义”的激烈争论，而鲁迅就说过该书是为市井细民写心的话。应该说这些观点都不是凭空产生的，都揭示了作品所包含的一些思想意蕴。 解放后一直到现在，杨绍萱、王利器、冯雪峰等学者先后提出“农民起义”说或“农民运动”“农民革命”说。称《水浒传》是“农民起义的教科书”；是“无数次农民起义的经验、教训，以文学形象为手段所做出的一个总结”；是“雄伟的农民战争史诗”；“是一部反映封建社会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小说”等。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郭预衡主编的《中国文学史》等采纳了这种观点。 我们认为，小说主题出现多元理解，与几种基本事实有关：一是北宋末年宋江起义属于农民起义，作品揭示了它的基本规律和客观意义；二是水浒故事长期在都市流传，既有对市民生活的描写，又有对市民阶层感情的渗透；三是小说成书时经过文人加工改造，成书后又有不少修饰评点，所以儒家忠义思想始终贯穿全书。 作为一部长篇小说，其故事又在民间经过几代人的不断积累和加工，全书的思想内涵就显得丰富复杂，并非“忠义”两字所能概括。长期以来，广大群众之所以喜爱这部小说，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它歌颂了英雄，歌颂了智慧，歌颂了真诚。《水浒》中的不少英雄都是“力”和“勇”的象征。他们空手打虎，倒拔杨柳，杀贪官污吏，拒千军万马，一往无前，“敢于大弄”。他们智取生辰纲，三打祝家庄，神机妙算，出奇制胜，其斗争的计谋与策略，实可与《三国志演义》相媲美。特别是当这种勇力和智谋表现在为百姓抱不平、申正义时，更能引起广大群众的共鸣，鲁智深的“禅杖打开危险路，戒刀杀尽不平人”，武松说“从来只要打天下硬汉不明道德的人”，都由于建筑在保护弱者的基础上而更加激动人心。小说中的李逵、阮小七、鲁智深等一些人物，不拘礼法、不计名利、不做作、不掩饰，“任天而行，率性而动”，保存了一颗“绝假纯真”的“童心”，与那些被封建理学扭曲了人性的“假道学”“大头巾”的虚伪做作、心胸狭窄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以致晚明的批评家李卓吾、叶昼、金圣叹等纷纷称赞他们是“活佛”“上上人物”“一片天真烂漫”“使人对之，龌龊销尽”。这也说明了《水浒》所反映的这种精神带有一定的市民意识，与后来涌动的个性思潮息息相通。至于小说反对钱财的积聚与贪求，强调“疏财”以成“义士”；追求“大块吃肉，大碗喝酒，大盘分金银”，“图个一世快活”；向往兄弟间“交情浑似股肱，义气真同骨肉”，都或多或少地带有一些市民的思想和感情，使小说蒙上了一层特殊的江湖豪侠的气息。 但是，《水浒传》的题材毕竟有它的特殊性，不管作者如何极力把它拉入“忠义”的思维格局，以及故事在流传过程中羼入了多少市井细民的意识，作品最终还是在客观上展示了我国封建社会中的一场惊心动魄的农民起义。尽管领导这支义军的主要领袖并不出身于农民，且在思想上打着“忠义”的烙印，但也不能否认其中有些领袖出身于“庄稼田户”和其他下层劳动人民，他们有一种“兀自要和大宋皇帝作个对头”的气概和“杀上东京，夺了鸟位”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梁山义军的基本队伍是一大批庄客佃户、农民渔夫。这正如第七回结尾处所指出的那样：“大闹中原，纵横海内。直教农夫背上添心号，渔父舟中插认旗。”他们在官逼下造反，组织武装队伍，提出政治口号，开展军事斗争，以与封建的国家机器相对抗。这就清楚地规定了梁山义军的基本性质是农民起义。小说作者站在造反英雄的立场上，沿着“乱自上作”“造反有理”的思路，揭示了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艺术地再现了中国古代农民起义的发生、发展和失败的全过程，并从中总结了一些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在整部中国文学史上是十分罕见、难能可贵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水浒》是一部悲壮的农民起义的史诗。 （选自袁行霈主编《中国文学史》第四卷，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二、英雄人物的塑造 《水浒传》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原因之一就是对既真实又带有强烈传奇色彩的英雄人物的成功塑造。小说描写了一百零八位梁山好汉，虽然人数众多，但每个人的面目都很清晰，李逵的心粗胆大、率直忠诚，鲁达的粗中有细、仗义刚正，武松的勇武利落、心思精细，林冲的忍让，宋江的谦恭，吴用的足智多谋，都被刻画得惟妙惟肖，正所谓“人有其性情，人有其气质，人有其形状，人有其声口”(金圣叹语)。 首先，《水浒传》的人物是传奇性与真实性的完美结合。这里的人物大都是草莽英雄，他们又多带有传奇色彩，如鲁智深倒拔垂杨柳，武松景阳冈打虎，石秀跳楼救人，花荣箭无虚发等等。但作者在写这些时，又将传奇行为置于真实的基础之上，不给人以虚假之感。比如写武松打虎，先写他因醉酒而壮着胆子上冈，又写他得知有虎后碍着面子硬着头皮上山，再写他发现老虎后慌乱中打折哨棒而不得不徒手搏虎，最后写他打死老虎后用尽力气而又遇两虎时失声惊叫等等，都给人以强烈的真实感。 其次，注意到人物性格的矛盾与发展变化。《水浒传》将许多人物统合在“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中，同时又写出人物性格的发展变化，增加了性格的立体感，使人物更富于个性化。比如宋江本是郓城县押司，家庭富足，受父亲的封建传统思想熏陶极深，因此他虽然仗义疏财，结识不少江湖好汉，但并不主张造反。他的性格中既有忠孝的成分，又有对江湖义气的追求。在上梁山前，他为了江湖义气，私自将官府缉捕生辰纲要犯的消息通报给晁盖等人；在杀死阎婆惜后，又因为要尽孝于父亲，便到处躲藏不愿落草为寇。但他最终还是受到造反者的“牵连”，处在激烈的思想矛盾之中，直到报效朝廷无望，无路可走才上了梁山。上山后，他一面用义来投合李逵、武松等江湖好汉的野性，一面又用忠来满足朝廷降将的心理平衡，从而使他成为大家都能接受的领袖人物。但是他又始终不能与封建正统思想决裂，一旦有了适宜的气候，又念念不忘朝廷招安，如此等等，都充分显示出人物的个性特征。除了宋江，整部小说中，林冲的性格发展变化可以说是描写得最为突出的。下边引文还将有详细的分析，可供参考。 再次，《水浒传》多使用白话文，使人物语言个性突出。金圣叹说：“《水浒传》并无之乎者也等字，一样人便还他一样说话。”这句评语点明白话对于语言个性化的重要性。如李逵初见宋江时，其语言就显示出高度的个性化色彩： 李逵看着宋江，问戴宗道：“哥哥，这黑汉子是谁?”戴宗对宋江笑道：“押司，你看这厮恁么粗卤，全不识些体面!”李逵便道：“我问大哥，怎地是粗卤?”戴宗道：“兄弟，你便请问‘这位官人是谁’便好，你倒却说‘这黑汉子是谁’。这不是粗卤，却是甚么?我且与你说知，这位仁兄便是闲常你要去投奔他的义士哥哥。”李逵道：“莫不是山东及时雨黑宋江?”戴宗喝道：“咄!你这厮敢如此犯上，直言叫唤，全不识些高低!兀自不快下拜，等几时!”李逵道：“若真个是宋公明，我便下拜。若是闲人，我却拜甚鸟。节级哥哥不要赚我拜了，你却笑我。”宋江便道：“我正是山东黑宋江。”李逵拍手叫道：“我那爷!你何不早说些个，也教铁牛欢喜!”扑翻身躯便拜。 这段对话全用日常口语，惟妙惟肖地展示了李逵和戴宗两人不同的性格特征。李逵出身于农民家庭，目不识丁，性格爽快粗鲁，不拘礼节，不会客套，所以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语言，粗话；戴宗多年混迹官场，习惯于官场的礼数，养成了敬上的性格，语言带有拘礼自高的成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