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自19世纪以来西学东渐，西医进入中国规模迅速扩大，中医的存亡与发展问题便备受争议，直至现在还有学者将中医列入“伪科学”，“取消”之语未了。而中医药业内人士无论是在临床还是科研方面，亦仍是觉得困难重重，倍感困惑。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医及其发展问题？借助于“大历史观”，放开眼光，打开思路，或许有助于我们将其认识清楚。 黄仁宇曾指出所谓“大历史观”，必须有国际性，要有四海为家的精神。显然倘若我们只把目光局限在某时某地，而缺乏系统的对比研究，则往往容易得出片面的结论。 比如有不少人认为中医理论是独具特色的，仿佛特别高人一等而独冠全球。但如果我们放开眼光来考查这一问题，或许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中医有阴阳五行，希腊医学有四元素理论；中医有脏腑学说，藏医则用龙、赤巴、培根解释人体现象；中医用四气五味言说药理药性，蒙医则有二基、八性、十六功、六味的用药学说。甚至连被绝大部分人认为独具特色的经络学说，亦经学者考证认为人类医学发展的萌芽阶段都有类似channel或经脉一类的联系通道的叙述，古埃及、古印度、甚至远在南美洲的玛雅文明都有类似经络的沟通内外、行气输血的系统，而采用的疗法也包括有针刺放血、推拿、热灸、拔火罐和膏药加热贴敷等。所有这些都提示我们人类文明早期由于各地医家所处的人文地理、社会历史不同，从而使他们从不同的角度去认识人体周围的环境和人体的生理、病理，这些早期的医学理论体系是各地医家用不同的方式对观察到的现象和实践经验的言说。其他古代医学理论在文明的发展变迁过程中由于种种原因而被废弃淘汰，而中医理论因为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不断得到补充和完善，得以传承至今并仍在有效指导临床实践。只有从这一点上来考察中医理论才具有特殊性。 那么我们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古代学术体系的特点？黄仁宇在《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一书中的一段论述亦很值得我们深思：“事前造成理想上的数学公式都须用在真人实事上，以一种象征性的指示当作实际的设施，注重视觉听觉上的对称均衡，不注重组织的具体联系，这些都与传统中国思想史有关。这也是初期政治早熟，技术供应不及时的产物。……于是只有将原始片面的见解牵扯着笼罩着去推衍出来一个内中凡事都能相互关联而有规律性的宇宙。”这段对王莽新政的评述不但适用于古代中国政治史，推而广之及于古代医学理论甚至整个古代中国文明史，亦从某一角度揭示了其特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