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商人精神中有关经营思想和管理方法的，有一条极其重要，即要经营成功，不但应树立良好的商业道德，而且应树立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这就是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说的“富者必用奇胜”。 “出奇制胜”原是兵家之道。《孙子兵法·势》中说：“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意思是要运用特殊的手段，以“出其不意”的斗争谋略与方法去博取胜利。善出奇者要知众人所未知，为众人之所不能为，“战胜不复”(不重复前谋)，随宜制变，出奇无穷。经商古称“治生”、“货殖”；战国时白圭治生既然犹“孙吴用兵”，可见古代最早善于把兵法运用于经商者就是这位白圭。兵法中所谓的奇、正与经商如何联系？司马迁作过回答：“夫纤啬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胜。”勤俭(纤啬筋力)虽是治生正道，但如不能出奇制胜，也不能致富立业；奇和正必须很好结合。因为在市场竞争中“与人相对而争利，天下之至难也”(《孙子兵法·注》)。货殖家想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占有优势，立于常胜不败之地，只靠勤俭不够，还必须通权变，讲智谋，也如用兵那样，以出人意表的斗争策略去制胜致赢。“以奇胜”体现着兵家的“权变”思想，不拘于常法，而善用变则，“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孙子兵法·虚实》)。这是智谋的结晶。白圭对“其智不足与权变”者不肯收其为徒，因为这种人是不能运用出奇制胜的经营之道的。经营有成必须是勤俭与奇胜的结合。 司马迁总结古代商人的经营之道很具体生动。如前已提到的说范蠡是“旱则资舟，水则资车”，“贵出如粪土，贱取如珠玉”，这些都为他人所不能为，看似有悖常理的作法，恰是出奇制胜取得成功之例。又如说白圭是“人弃我取，人取我与”，这与“人弃我不取，必待更贱始取之，人取我不与，必待更贵始与之”的作法判然有别，也正是白圭的出奇之处。范蠡、白圭经商之奇就奇在他们掌握了那个“待乏”原则。作为良商他们在商品供过于求、尚未形成大量需求时，先予收贮，所出收购价比当时市场价格还高一点，即便如此，相对于商品转向供不应求时售出的价格也是贱的了，这叫做“时贱而买，虽贵已贱”；等商品需求增加到供不应求时，所出的销售价格即使比当时的市场价格低一点，相对于商品供过于求时的进价也是“贵”的了，这就叫“时贵而卖，虽贱已贵”。他们收购时不抑价，销售时不抬价，不与市场上的一般商人“争买卖之价，而谨司时”，结果还是可从正常的合理的进销差价中得到不少的利润的。这种贱而能取、贵而能与的作法，与投机倒把囤积居奇不可同日而语，是一般商人所想不到的，且不大愿意去做的。 发轫于范蠡、白圭的这种“奇特”的经营思想与经营方法，形成了一项优秀的文化传统，启迪了后世之商人(指诚贾、良商)。特别是在经商取得成功的明清时代的全国最大的两个商帮——晋帮、徽帮中服膺范蠡、白圭的人更多。 明代蒲州富商家庭出身、后进入内阁的张四维说晋商“能以心计阜通货贿，而擅其赢”。如范世逵，“其趋舍每发必奇中，往往牟大利，然又必循理守法，如其分非义，不以一毫苟取于人”。这就是能出奇制胜而又很讲商业道德的良商中的一位代表。蒲州商人王海峰在沧盐“法弊引壅”，诸贾不屑一顾时，独取沧盐，主动为盐官出谋划策，使局面为之改观，“大有裨于度支”(财政)，“王氏之业益饶”。对此，他自己的说法是“人所弃我则取之，人所去我则就之”，这种思想即来自白圭的“人弃我取”，其力求出奇制胜，善于竞争的精神可嘉。 出奇制胜亦是与晋商齐名的徽商经商致富的同一法门。如休宁汪应时，行贾往来，“有心计、多奇中、渐起富”。歙县黄莹，深知为贾盈缩无定，“非善应、多筹策，无以近奇赢”，他“治业务，存大体，谨出入，明会计，其所规画，视计研七策(范蠡所用的计然之策)，往往暗合”。休宁程锁，于“谷贱伤农，诸贾人持谷价不予”，独平价贮积之，明年大饥，“谷踊贵，出谷市诸下户，价如往年平”。他也正是对白圭的经营之道用心钻研过的人。 商人经商讲和协，主要在商号、商帮内部要求恕而不争，团结一致，善于合作，以对付外来的竞争。对外仍要争而不懈，不善于竞争就无法在市场立足，如何出奇制胜、提高竞争技巧，一直是商家所关心的问题。但作为诚贾良商，他们懂得在竞争中仍要“循理守法”。儒家讲“和”、道家讲“不争”(“不争之德”)，争中有和，这是中国商人的特色，在讲究“争之道”的同时，注意“不争之德”。和协、竞争两手综合使用，在竞争中要求同化异，看到共存、互补、合作、并利、两全、双赢的可能性。提倡良性的有序的竞争，避免恶性的、不正当的竞争。“争”与“和”很好结合，得到统一，这样才能把竞争推向最佳状态、最高境界，这才合乎“义”——社会公正。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