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战争连年不息,国君、诸侯为了保卫和开拓疆土,都急需要有一些文武兼备的人才,出谋划策,因此在古代设教是文武并重的。《周礼·地官司徒·保氏》记载: 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 简称作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其中射、御二项旨在培养保家卫国的武备人才。后世设武科举,在选拔人才时有骑射内容,就是继承古代的传统。孔子虽然一生从不谈“怪、力、乱、神”之类内容,但却注重武备,主张弟子六艺兼修,练习射、御之术。据《列子·说符第八》云:“孔子之劲,能拓国门之关,而不肯以力闻。”看来他身体健康、劲力过人,有乃父叔梁纥之雄风。孔子的门人子路,更是一位具有游侠气质,能“搏虎冯河”的猛士。在孔子周游列国时,子路一直为贴身护卫,常为孔子解困。由此可知,我国古代这位大教育家孔子及其门下,并不是文质彬彬,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也是具有尚武精神、注重武备的。 射,最早出现于远古人的狩猎活动,目的是为了捕获猎物来维持自己的生活,或保卫自己不受野兽的侵袭。从夏朝开始,它成为战争中的主要武器之一,有了较大的发展。相传在大禹时期,发明了用紫铜制造的镞(箭头),杀伤力远远超过了远古的石镞(石头打制的箭头)。由于弓箭的改良,也促使射击的技术大大地向前发展了,所以从夏、商直至先秦时代,各国的国君、诸侯在培养自己的武士时,十分重视射箭训练,成为一项重要的军事内容。传说月中嫦娥的丈夫后羿,就是位神箭手。据《天问》、《山海经》、《淮南子》等记载,相传尧时天上“十日并出,焦禾稼,杀草木,而民无所食”,于是后羿持“彤弓、素矰〔zeng增〕”,“射九日”,并第一个提出“合弓矢而教之射”的训练方法。在夏、商时代教射、习射的机关叫“序”,《孟子·滕文公上》云:“序者,射也。”它不仅是军事训练的内容,也成为教育学生的一项科目。据《韩非子·内储说上》记载,战国初年魏文侯手下的谋臣李悝〔kui亏〕曾制《习射令》,鼓励在他镇守地的民众习射,以捍卫疆土,并打败过来犯的秦兵。在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中记载的《逢门射法》、《阴通成射法》、《魏氏射法》、《望远连弩射法具》、《蒲苴子弋法》等,元人脱脱、阿鲁图《宋史·艺文志》中记载的《射经》、《神射诀》、《弓诀》等,都是专门讲射术的,遗憾的是这些专著大多散佚了。 《史记·周本纪》中的养由基,《列子·汤问篇》中的飞卫、纪昌师徒,都是先秦时的神箭手。汉代刘向《列女传·晋弓工妻》云: 射之道,左手如拒石,右手如附枝,右手发之,左手不知,此盖射之道也。 东汉人袁康《越绝书》中说:“左手如附太山,右手如抱婴儿。”赵晔〔ye夜〕在《吴越春秋》中详细地记载了先秦时神射手陈音教导越国兵练习射箭的技巧。我国古代社会,从西周时起施行“礼制”,提倡等级名分,所以对射箭活动也有严格的礼仪程序和等级规定。礼射按照等级排定为四种或四等,为大射、宾射、燕射、乡射。前三种用于天子、诸侯与大臣间祭礼、酬宾、宴乐,唯有乡射适用于民间,后来衍变为一种比较普遍的娱乐方式。 御,原意是指驾车,后来发展为专指骑术。商、周时代,在战争中以兵车为主力,驾车技术的水平高低,会严重影响战争的胜负,因此御术不仅成为军事训练的一项重要内容,也成为教育中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内容。 自从赵武灵王提倡“胡服骑射”后,骑兵开始大量出现,用之于战争中,并逐渐形成取代兵车的趋势,因此注重骑术是势在必行的。由于当时军中的武车士、武骑士,不仅会驾车、骑马,而且会射击,所以又称射、御为骑射。先秦时期,各国学校中就以射、御教育贵族子弟,后来因为战争规模扩大了,又频繁发生,逐渐将射、御之术发展到民间,成为武装民众以备战争之需的重要军事措施和教育内容。 东汉人郑玄注释《周礼·地官·保氏》说,御术有五种,名曰“五驭”,即“鸣和鸾,逐水曲,过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这说明当时要求的驾车内容相当丰富,水平也很高,不仅要求驾车者能适应战争需要,能在大道上行车,还能按照田猎的要求在曲路上追赶猎物。托名商末周初时吕望(即姜太公)撰写的《六韬·犬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春秋战国时“武骑士”的骑术: 选骑士之法:取年四十已(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以)上,壮健捷疾,超绝伦等,能驰骑彀〔gou够〕射,前后、左右,周旋进退,越沟堑,登丘陵,冒险阻,绝大泽,驰强敌,敌大众者,名曰武骑之士,不可不厚也。 这些武骑士不仅骑术很精,能在艰难险阻的地形上纵横驰骋如履平地,而且还能骑在奔驰的马上拉弓射箭,消灭敌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