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赵匡胤于960年建立宋王朝，定都于汴京(今河南开封)，史称北宋(公元960—1127年)。但此后北方又先后出现少数民族贵族与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辽、金及西夏。北宋迫于金朝的进攻，又迁都于临安(今浙江杭州)建立偏安朝廷，史称南宋(公元1127—1279年)。北方的金朝衰落后，蒙古贵族建立的元朝(公元1271—1368年)灭南宋，统治全国百余年。宋辽金元时期共持续409年，这是中国造纸术的成熟阶段。这个历史时期虽然社会屡经战乱，但以火药、造纸、指南针及印刷术这四大发明为带动的中国科学技术在宋代则获得高度发展，在一系列技术领域内完成了革新，而在自然科学方面也成就卓著。此时造纸原料较之隋唐五代又有新的开拓，竹纸和稻麦杆纸的发展标志着造纸史中的新纪元。造纸区域、纸的品种及加工技术越来越向广的方向发展。纸的用途在社会上再一度普及到各个方面。以大宗用纸的行业而言，如果说唐代纸大部分用于抄写，则宋元纸大部分用于印刷，而且耗量之巨非唐代可比。与竹纸崛起的同时，大幅优质皮纸的涌现也是此时期不同于前代的特点。中国造纸术获得全方位的发展，新技术不断出现，纸的加工花样翻新，为后世所称道。由于造纸术的发达，这时还出现了有关纸的专门著作，也是前代所无。我们研究宋元造纸技术由于掌握传世及出土大量纸本文物及丰富的文献记录，条件更为便当。 从造纸学原理看，由麻纸发展到皮纸是个技术进步，而由只用木本植物韧皮纤维造纸发展到用整个植物茎杆造纸又是个技术进步。竹纸就是用竹的整个茎干经一系列复杂工序后造出的纸。竹纸在唐末开花，而在宋代大结硕果，它的制造开18—19世纪在欧洲兴起的木浆造纸之先河，因为木浆造纸所用原料也是茎杆纤维。由竹纸发展到木浆造纸则是产业革命以后的又一技术进步，不过这一进步这次轮到在西方国家首开其端了。竹纸的真正发展是北宋以后的事，迄今我们所见最早的竹纸标本也是北宋后制出的。然在欧洲最早以竹造纸则始于1875年，据西方文献记载，当时英国人劳特利奇(ThomasRoutledge)写了一本论造竹纸的小册子，共40页，均以竹纸印成。然与中国相比，又晚了近千年。中国长江流域及江南各省，甚至黄河流域的南部，都盛产各种竹材。据不完全统计，适于造纸的竹类多达50种，产量大、分布广，以竹料造纸确是造纸史中一大发明。整个竹材纤维细胞含量占细胞总面积比的60%—70%，这就为造纸提供了丰富的纤维来源。而竹又野生于各地，廉价易得，在与其余原料竞争中基本上处于一路领先的地位。然而也必须指出，每年在造出大量竹纸的同时，也意味着自然界竹林的锐减，而竹则是中国人非常喜爱的植物，在装点祖国江山之美方面有颇大作用，北宋文豪苏轼就说过：“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造纸业一方面为文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书写、印刷材料，另一方面又毁坏了自然资源，破坏了环境的生态平衡，最后也对文明本身构成威胁。最好的办法是边砍伐、边植树造林，接受唐代毁灭剡溪一带大片藤林的历史教训。 苏轼在《东坡志林》卷九云：“今人以竹为纸，亦古所无有也。”可见，竹纸在北宋人心目中还是新鲜事物。南宋人周密《癸辛杂识·前集》称：“淳熙(公元1174—1189年)末，始用竹纸，高数寸，阔尺余者。”看来是小幅纸，但无论如何，两宋时南方造的竹纸已引起一些文人的注意和喜爱。北宋学者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说：“今江浙间有以嫩竹为纸，如作密书，无人敢拆发之，盖随手便裂，不复粘也。”此处所谓“江浙”不可像今天这样理解为江苏、浙江，而实指浙江一带。这是说北宋初造的竹纸拉力不大，人一拆容易折裂，故作写密信用。米芾曾说他年50岁时始以浙江竹纸写字。后来浙江竹纸逐步名冠天下。南宋人陈槱〔you有〕《负暄野录》卷下云：“今越之竹纸甲于他处”，又说“今吴人取越竹〔纸〕以梅天水淋，晾令干，反复捶之使浮茸去尽，筋骨莹澈，是谓舂膏，其色如蜡。若以佳墨作字，其光可鉴(可以照人)，故吴笺近出，而遂与蜀产抗衡。”竹纸至南宋时质量提高。南宋人施宿在嘉泰《会稽志》卷一下认为竹纸有五大优点：表面平滑，受墨性好，容易运笔，墨色不变，抗蛀性大。最后一个优点可能略有夸张，实际上竹纸抗蛀性最差，但没有提到其主要优点是廉价易得。 嘉泰《会稽志》又写到：“然今独竹纸名天下，他方效之，莫能仿佛，遂淹藤纸矣。”又介绍竹纸中有姚黄笺、学士笺及邵公笺等名目，指宋人用以写诗文的小幅竹纸，如苏轼、王安石等所用者。米芾《越州竹纸诗》称：“越筠(竹)万杵如金版，安用杭油与池茧。”前句讲浙江竹纸呈黄色，后句说可与有名的杭州由拳纸及池州楮皮纸相抗。米芾每日用数十张竹纸学书作诗。根据浙江地方志记载，会稽(今绍兴)竹纸所用原料有茅竹、苦竹、淡竹等。北京故宫博物院藏米芾的《珊瑚帖》(26.5厘米×47厘米)以及王羲之《雨后帖》、王献之《中秋帖》的宋代摹本都是竹纸，米芾所用之纸很可能就是宋代的会稽竹纸。《珊瑚帖》呈浅黄色，表面平滑，经砑光，像他所形容的那样如金版，他还在纸上画了个珊瑚。但这类纸上纤维束往往比皮纸为多。宋元时不只以竹纸写字，还大量用于印书。宋元刻本以浙江杭州、福建建阳、四川成都、江西吉州等地为中心，分官刻、私刻及坊刻，而以国子监本最为精良。福建本流传甚广，几乎多印以竹纸。我曾检验过北京图书馆藏南宋乾道七年(公元1171年)《史记集解索隐》、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毗〔pi皮〕庐大藏》；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建阳刻本《事林广记》、天历三年(公元1330年)《王氏脉经》、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唐律疏议》等书，都是竹纸本。而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兵部尚书胡则出资印施的《大悲心陀罗尼经》则是传世较早的精良竹纸印本，咸淳二年(公元1266年)碛砂藏本《波罗蜜经》也印以较好竹纸。 苏易简《文房四谱·纸谱》还提到“浙人以麦茎、稻杆为之者脆薄焉。以麦藁、油藤为之者尤佳”。可见10世纪时北宋已用麦茎、稻杆造纸。先前有人认为1521年最早记录了中国造纸用稻草，其实在这500多年前稻草纸已见于记载。世界上以草本植物纤维造纸仍起源于中国，而欧洲只是1857—1860年才第一次用西班牙茅草造纸。此草野生于西班牙及北非，后来没有推广。而中国从10世纪起一直到今天仍以草本纤维造纸。但早期的草纸较脆薄，因为属于短纤维原料，后来迷信用的“火纸”及卫生用纸、包装纸多用这类纸。由于原料供应不足，晋唐时一度盛行的藤纸，至宋元逐渐退出历史舞台，麻纸只在有限地区内生产，产量不再占统治地位，而让位给竹纸及皮纸。这是宋元时造纸原料的一大演变。竹纸及皮纸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纸种，这种趋势一直持续到19世纪末的清代晚期。宋元书画、刻本及公私文书中多用皮纸，其产量之大、质量之高均远在隋唐五代之上。尽管画家创作写意或工笔设色时对画面材料要求很高，但宋元皮纸完全满足了一切要求。因而在美术史中出现的新趋势，是画家更多地喜欢并习惯用皮纸作画，正如书法家用皮纸挥毫那样。用皮纸作画还有时产生出与用绢作画不同的艺术效果，尤其泼墨山水及水墨写生用皮纸最适于发挥画家的表现手法。书画史中著名的米芾《苕溪诗》、《淡墨秋山诗》以及苏轼的《人来得书帖》都用砑光的楮皮纸，而《苕溪诗》用纸还涂布有白色矿物粉。苏轼的《三马图赞》、黄公望(公元1269—1354年)的《溪山雨意图》(29.5厘米×105.5厘米)用的都是桑皮纸。此外如李建中(公元945—1018年)《贵宅帖》、苏轼《新岁未获帖》、宋徽宗赵佶的《夏日诗》、法常(公元1176—1239年)的《水墨写生图》、宋人《百花图》、郭诩《雪渔图》以及元人李衎〔wu污〕《墨竹图》、赵孟頫《从骑图》、朱德润《秀野轩图》、张逊《双钩竹》等，都用皮纸，表面平滑、洁白，纤维交织匀细，都是上等纸。 宋元刻本书也多用皮纸。如北京图书馆藏北宋开宝藏经《佛说阿维越致遮经》(公元973年刻，公元1108年刊)用的就是高级桑皮纸，双面涂蜡、染黄，即黄蜡笺。南宋中期世采堂刻《昌黎先生集》用细薄白色桑皮纸。南宋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江西吉州刻《文苑英华》，咸淳《临安志》(约公元1270年)及元代茶陵刻本《梦溪笔谈》则用楮皮纸。此外，杭州刻宋版《文选五臣注》，南宋杭州刻《汉官仪》、四川眉山刻本《国朝二百名贤文粹》，蒙古定宗三年(公元1248年)刻本《证类本草》，都是皮纸。有名的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手稿，北宋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内府写本《景祐乾象新书》，南宋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内府写本《洪范政鉴》等亦用皮纸。1966—1967年浙江瑞安慧光塔出土北宋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雕版《大悲心陀罗尼经》用桑皮纸印刷。宋元时还制造混合原料纸，这又是一大成就。如北京故宫博物院藏北宋米芾的《公议帖》、《新恩帖》是竹、麻混料纸，米芾的《寒光帖》是竹与楮皮混料纸，而其《高氏三图诗》是麻、楮混料纸。混料纸的制造具有重大技术经济意义，可兼收不同原料之优点，是中国造纸术的一个独特的技术路线。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