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棋虽在孔孟时代没有完全成型,但孔孟对棋的只言片语提及,却对后来者判断圣贤们对棋之喜恶产生深远影响。 图为洛阳出土的秦汉时期六博棋盘 孔子在《论语·阳货》中是这么说的:“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与其无所事事,还不如玩玩六博,下下棋)”。 这番话,成为后人揣测孔子对围棋看法的主要依据,一些人认为孔子反对下围棋。其实这是不对的,孔子可能对围棋和六博评价不高,把它们列入打发时间游戏的行列,但并没有说反对。甚至换个角度来想,孔子能够鼓励那些无所事事的闲人去下围棋,而不是去喝酒或者干别的,这已经显示出老夫子对围棋的偏爱了。 孔子是不反对娱乐的,不然他不会说“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他一生周游列国,逐乎宋卫,困于陈蔡,颠沛流离一世,却始终保持乐观进取精神,难以想象,如果他不懂得适时放松娱乐,下下棋,弹弹琴,绷着的弦恐怕早就断了。 这种误会也发生在孟子身上。孟子曾说“世俗所谓不孝者五”,其中第二条是“博弈好饮酒,不顾父母之养”。后人据此认为孟子也反对下围棋。这也是不准确的,因为这一“不孝”是有若干条件的,不仅赌博喝酒而且不敬父母,这才是不孝。如果张弛有度,又或者正是陪父母下棋,哄他们开心,那算不算不孝呢? 孟子其实并不反对下围棋,他把围棋列入六艺之一的“数”,称其为“小数”,也就是一门小技艺,并认为如果想学好,也得下工夫。他以当时的围棋高手弈秋教学为题材,创作了一则寓言,说弈秋教两个学生下棋,一个专心致志,一个心有旁骛,虽是同时学,聪明才智都一样,但后者学习效果必不如前者。 这位弈秋,就是后人所称的“棋道鼻祖”,古代第一位留下名字的围棋高手。 班固扛起“拯救围棋”大任。 不反对,并不代表圣贤就热衷围棋。从孔孟的言论也能看出,春秋战国,围棋虽然在上层社会流行,但地位不高。到了战国及至秦与西汉,围棋进入了低谷——完全被以赌赛运气为主的六博抢去了风头。 比如,战国后期,洛阳人苏秦跑到山东游说齐宣王时说:“临淄甚富而实,其民无不吹竽鼓瑟,弹琴击筑,斗鸡走狗,六博蹋鞠者。”苏秦把当时的娱乐花样提了个遍,有六博,却没围棋。 秦代,始皇焚书坑儒,下围棋的主力军损失惨重,围棋进一步低迷。西汉时,虽然高祖刘邦曾陪戚夫人在宫中对弈,民间下棋的却不多,并且,宫里的人们莫名其妙地把围棋跟迷信勾连起来,认为围棋是“仙家养性乐道之具”,一害病就拿下棋占卜,“胜者终年有福,负者终年疾病”,要“取丝缕就北辰星求长命”才能免灾,一项纯智力游戏被弄得神神叨叨。 屋漏又逢连阴雨。西汉初年,刘安和洛阳才子贾谊也轮番给围棋浇冷水。贾谊说,“失礼迷风,围棋是也”,他认为人们一下棋就往往忘了尊卑,互相轻侮,失了“礼”,这大概是贾谊在首都长安的真实所见;刘安则认为,下围棋太浪费时间,如果把时间用在读书上,“闻者必广矣”。 贾谊和刘安的话貌似有理,但正所谓玩物丧志还是陶冶情操,取决于下棋的人。而且,西汉时期经济不发达,创业阶段,娱乐活动相对低迷,不提倡也是自然。到了东汉初年,歌舞升平,一些大学问家已经对围棋改变了看法,并且看到“博行于世而弈独绝”。 图为汉代天然石子围棋子,收于洛阳围棋博物馆 首都洛阳,义不容辞地成为围棋展开反击的大本营。对围棋颇有造诣的著名史学家、文学家班固,在洛阳编撰《汉书》之余,写出了中国第一部围棋专著《奕旨》,旗帜鲜明地肯定了围棋的文化内涵。 班固很清楚问题的关键在哪里,一方面,缺乏深厚底蕴、追求侥幸的六博棋是一定干不过围棋的,后来六博果真在汉代以后就衰落了;另一方面,围棋中蕴含着与儒学相通的元素,正所谓“局必方正,象地则也,道必正直,神明德也。棋有黑白,阴阳分也。骈罗列布,效天文也。四象既陈,行之在人,盖王政也。成败臧否,为仁由已,危之正也……” 当时儒学初兴,班固这番话是相当时髦,又相当深邃,正中士大夫们心坎,谁说围棋是失礼迷风、玩物丧志? 围棋理论高手云集洛阳圈。 班固的《奕旨》成为给围棋正名的一杆大旗,东汉儒生应者云集,出了一批围棋理论家,用手中的笔给围棋代言,包括在洛阳居官的大儒马融和李尤,两人分别写了《围棋赋》和《围棋铭》;隐居慎阳(今河南正阳)的隐士黄宪,也写下了《机论》,对围棋无比推崇。 说班固于低迷之际拯救了围棋,毫不夸张。从班固开始,围棋的儒学意义逐渐为人们所看重,历代学者、棋人均奉《弈旨》为圭臬,围棋地位陡升,与琴、书、诗、画比肩,成为雅文化中的奇葩。 宋人高似孙总结过往最权威的围棋理论文章,概括为“五赋三论”——“棋有赋五,一曰汉马融《围棋赋》,二曰晋曹摅(shū)《围棋赋》,三曰晋蔡洪《围棋赋》,四曰梁武帝《围棋赋》,五曰梁宣帝《围棋赋》。棋有论三,一曰汉班固《弈旨》,二曰魏应玚《弈势》,三曰梁沈约《棋品序》。有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况尽得其理乎?” 有意思的是,这八位围棋理论界的明星作者,过半都与洛阳关系密切。班固和马融不说,曹摅曾两度担任洛阳令;蔡洪是吴国人,吴国灭亡后入京城洛阳求官,有个典故就叫做“蔡洪入洛”;“建安七子”之一的应玚是河南项城人,曹植跟随曹操西征马超,路过洛阳时被故都的荒凉深深震撼,写下两首送别诗《送应氏》,正是给应玚、应璩(qú)俩兄弟写的。 这些作者,多是一等一的围棋高手,不然高似孙也不会感慨“能悟其一,当所向无敌”。东汉时期洛阳的围棋氛围,由此也可见一斑。到了东汉后期的乱世,战争频仍,围棋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模拟军事功能”更为人们所看重,正如马融在《围棋赋》中所说,“三尺之局兮,为战斗场。陈聚士卒兮,两敌相当,拙者无功兮,弱者先亡”,于是,大批军事将领也都热衷下围棋,大江南北皆入黑白世界。 南方,吴国围棋氛围颇浓,出现了号称“棋圣”、“弈圣”的严子卿、马绥明,留下了现存最早的棋谱“孙策诏吕范弈棋图”。而在中原地区,以曹操、曹丕父子以及建安七子为主力阵容的庞大围棋爱好者团体,也在围棋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