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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文江 我是华东师范大学的校友，就是一般人传说中的七七、七八级。七七、七八级入学在同一年，七七级在春天，七八级在夏天。当时的学生热爱读书，又遇到思想解放运动，这方面的记载很多，对我来说还都是小事。 我在华东师大读书七年，所遇到的最幸运之事，首先是本科将近毕业的时候，遇到了中文系的施蛰存先生，后来就成为他的研究生。其次是研究生将近毕业的时候，遇到了古籍所的潘雨廷先生，后来就跟随他读《易》。尤其是后者，对我的生命产生了转折性的影响。事后想来，我所遇到的这两位老师，差不多是华东师大人文学科中最好的，遇到他们是我一生的幸运，那时候却朦胧未知。  在当时的学生中，我勉强可以算读书比较多的人，也常常因此而骄傲。比如说，现在钱锺书好像是家喻户晓吧，然而在我们当年，据说整个中文系只有两个人知道钱锺书：一个是教俄苏文学的老师王智量，他翻译狄更斯《我们共同的朋友》，还翻译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另外还有一个学生知道钱锺书，那个人应该就是我。 然而就是这样的我，到潘先生那里听课，居然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很多书连书名都没听到过。读书达到一定程度的人，没有读过的书当然有，但没听到过的书，那几乎是很少的。但在潘先生那儿，却有很多书连书名都不知道，当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 我到潘先生那里，在1984年11月前后。以后跟着读书，听到的东西是崭新的，每天也都是崭新的。当时记不下来，也不懂，朦朦胧胧，只有一些零碎的笔记。直到1986年初，我有一个觉悟，潘先生讲的这些都是民族文化的瑰宝，这是中国最古老的学问，也是中国最新鲜的学问。 当时流行有一本《歌德谈话录》，我读了以后，感觉跟其他人不一样，这些内容哪里值得记？歌德当然是世界性的大文豪，但他谈的那些几乎都不重要。我不知道是记的人的问题，还是谈的人的问题，要隔开很长时间，才能看到一点关键性思想。我禁不住私下想，我听见的东西才好呢。于是我开始自觉地、有意识地把潘先生的谈话记下来，这是我自己当年的日记，也就是《潘雨廷先生谈话录》的原型。 我刚才提到的《歌德谈话录》，不是对这本书的客观评价，而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这个想法完全可能是错误的。  我的日记有时疏，有时密，断断续续地写，一直写到潘先生去世。日记主要记录学术性的内容，其中的主角就是潘雨廷先生。记的时候虽然很认真，但是并没有考虑出版，记下来就放在旁边，连自己也不去看。一直到好多年以后，也就是2004年，由于我自己生命中遭遇的困难，产生了一个特殊的感发，于是下决心整理这份日记。在朋友的帮助下把它打印下来，初稿前后打印了一年，然后反复修改、校订，差不多有二十多遍，才以今天的面貌呈现在大家面前，这就是大家手上拿着的《潘雨廷先生谈话录》。 现在回过头来看，这本书记录的时间，前后差不多是七年，1986到1991年，《补遗》中还加上1985年。记录结束到下决心整理，前后相隔差不多十二年，一直扔在旁边，除了少数朋友以外，也没有什么人看。下决心把它整理出来，到现在放在大家面前，前后是八年。其中有很多特殊的机缘，有很多特殊的故事，这些机缘和故事，对我个人来说刻骨铭心，但是对其他人来说也许不值一提，所以不说也罢。 《潘雨廷先生谈话录》这本书特殊的地方，是潘先生本人写不出来，我自己也写不出来，这是在特殊机缘下，天造地设形成的。这本书近乎包罗万象，好像并不容易读。它可以作为一面镜子，从中可以看出读者自己——其实任何书都是这样，这本书尤其如此——无论你喜欢或者不喜欢，喜欢其中什么，不喜欢其中什么，都是你自己的写照，是你的心性状况的写照。当然不可否认，这本书依然有其缺点和不足，希望将来有讨论这方面内容的人出现。 这本书内容很多，可以有多种读法。我初步考虑一下，至少可以列出九种，甚至还可以更多： 第一种，可以看成类似于《管锥编》的资料集。这里有形形色色的内容，初看起来杂乱无章，细心捡拾，可以各取所需。 第二种，可以作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思想剪影。此书的内容是实录，涉及比较精深的学术内容，可以据此研究八十年代的思想状况。 第三种，可以看成多少带有日记体性质的小说，连续起来读，有着隐隐约约的故事线索。我有控制地运用了一些写作技术，尤其是节奏、音韵、气息，不经意中或许会闪现出来。 第四种，可以看成语录体的现代试验，和微博体也有所相似。语录是很早很早的文体，《论语》由师生谈学而形成。中国传统的教学方法是精要处点到为止，并不主张长篇大论。今日流行一百四十字的微博，也有着极强的表现力。前一句话和后一句话可以有联系，也可以没有联系，看似断断续续，却说明了大问题。  第五种，可以看成读潘先生著作的入口。由于潘雨廷先生的学问深度，社会至今还不太认识这位大学者。他的书已经出版了十二种以上，但是很少有人能全部读完。理解潘先生的学术，此书可以作为入口之一。 读潘先生的著作，在我看来，可以有五个入口： 第一个入口，《周易表解》。这是从《周易》经文入手，理解八卦、六十四卦、元亨利贞之类卦爻辞，这是传统易学的角度。 第二个入口，《易学史发微》。这是不受传统经学束缚的，潘先生所发展的新型易学。此书是潘先生晚年思想的精华，可以从现代学术的角度来读，内容比较艰深。 第三个入口，从基本概念、基本术语、基本史实入手，可以读《易学史入门》。这本书由我搜拾残稿编集而成，复旦大学出版社即将出版。 第四个入口，潘先生学术思想的总结，可以读《潘雨廷学术文集》。这本书是选集，概括了潘先生学术的主要方面，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出版。 第五个入口，从日常生活和解说学问入手，就是现在这本《潘雨廷先生谈话录》。此书亲切可读，点缀了很多日常琐事，提供了不少关键性背景。当然这个入门还是有一定难度，对人的智力形成挑战。 潘师母读过我的八本日记，她一直希望我早些把它拿出来，当时书名还没确定。现在此书终于出版了，多少完成了她的心愿。《潘雨廷先生谈话录》和《潘雨廷学术文集》结合起来，能基本了解潘先生的形象，至少是我心目中的潘先生形象。 第六种，这本书可以看成在世界竞争格局下比较纯粹的中华学术的入口。我们身处国际关系学院，就跟世界竞争的大格局有关系。现在一般讨论的国学或者儒家之类，都还是偏向于抵抗外来文化的保守层面，谈不到世界竞争的大格局。而《周易》是自强不息的中华学术的代表，它是中华民族内在的核心价值观，应对的就是竞争的场面，而不是单单提倡仁义道德之类。在世界竞争格局下，比较纯粹的中华学术——也不是文学，也不是历史，也不是哲学——就是有这个强悍的东西。中华民族可以在智力上、学术上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绝不逊色于任何外来民族，可以吸收其他文化的精华，彼此取长补短，互相交流。 第七种，作为研究从古到今文化传承的文献。我们现在讲古代学术，往往都是根据课本猜的，没有真实的传承。读《潘雨廷先生谈话录》，你就知道，它和古代传下来真实可考的学术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潘先生和唐文治、熊十力、马一浮、薛学潜、杨践形等人都有深切的交往，他和很多派别、很多人物有关系。比如说，当年潘先生讲课的时候，顾毓琇也到家里来参与听，参与讲。当时的大知识分子文理兼通，理科的学者也能写中国禅宗史。潘先生完全是一个纯粹的学术人，他和很多大家有来往，和他们讨论过学问，甚至受到学问的托付。 第八种，可以作为有一定纯粹度的人休闲的励志读物，可以在睡觉前读，东翻翻，西翻翻，受到真实的启发，甚至可以安神。 第九种，也可以作为比较有大志向的人的修行参考，甚至可以作为一个攻错的标的：此书包容甚广，涉及天地人、儒释道，但是也不一定要完全相信，甚至可以用来挑挑错：第一，材料的错。尽管潘先生的程度很高，我也认真校对过二十多遍——但是涉及面实在太宽，难免没有用错的材料，事实上现在已有所发现，相信将来会更多。第二，义理的错。我刚才还跟一个朋友讨论其中的谈话方式，此时此地讲的话，不能移到彼时彼地中去。所以说攻错也要当心，非常有可能是自己的错。本书讲的不一定是教科书常识，或者是辞典定义，而是和真实人的对话，在当时起有益的作用。每一次谈话旁边都有具体的人，有一个程度并不高的人在听，这个人就是我。第三，最好是在理解这本书后，另外走出更高的向上之路，那么这本书的责任就尽到了——这不是轻易可以讲的，但是希望有这样的人出现。 这本书当然还可以有其他读法，以上的提示仅仅是初步，并且自身也可能存在错误。如果感到完全看不下去，那就是这本书不适合你，你应该另外寻找适合自己的读物。如果看得下去，又不完全看得懂，那就可以尝试跳着看。 潘先生活着的时候，没有出过任何一本书。他生前在华东师大不太知名，身后也不太知名，这几年才多多少少有些学术界认真读书的人知道他。在2000年前后，我遇到华东师大一些有名的人，问他们是否知道潘先生，回答只是说好像有过一个这样的教师。我自己在华东师大读书七年，也不知道潘先生，他当时默默无闻，甚至是甘于默默无闻。我们1984年跟随潘先生念书的时候，他的职称还是副教授，但他的学问真是最好的。 我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和朋友经常讨论一些类似于人生的问题，其实是非常无知的。当时连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出版，我们也会欣喜若狂地去买。我有个朋友叫宋捷，在这本书里经常出现，他现在的职业是律师。我们随时会交流一些书，喜欢讨论自己不懂的，像政治、人生、社会这些大问题，尽管实际上层次很低，但是年少轻狂，心无遮拦，自己觉得很了不起。我们很纯粹，讨论问题很认真。我们自以为想出的最精彩观点，遇到另外一个朋友，他说这个不稀奇，如此这般，轻而易举地就破解了。我们很惊讶，我们费尽心血、读了好多书想出的观点，对这个朋友来说都不值一提，就像现在的网上掐架，我们拼命读书还不如他。 直到改革开放中的那一年，他要去深圳闯天下——他是个非常好的画家，画的动画片都得过奖。在离开的时候，我和宋捷去送行，大家在一起谈话，我把自己最好的书——徐梵澄译的《五十奥义书》——都送给了他。当晚在分手的时候，我记得大概在晚上十一点左右，他说别烦了，我给你们介绍吧，我讲的东西不是我自己想出来的，而是从老师那里听来的。那个人叫潘雨廷，原来就在学校里边，过去从来也没有注意到。听了他的介绍，我和宋捷就到潘先生那里去，看到那里已经有一群人听，其中大部分人后来出国了，一些人在社会上很有名。然后就是相见恨晚，每天都是新的，连笔记上都打着感叹号。 把笔记保存下来的想法很晚才产生，其实也不算太晚，在一年多以后。早在此之前，我已经开始协助潘先生做事情，我觉得这种一般人不懂的绝学，对我们民族非常重要。潘先生把当时所有看得到的学问，不仅仅是某一家某一派，都贯通了——过了二十年，我重新整理这本书，也没有觉得它落后多少。从传统文化讲，有一种类似于感应的事情，你内心真正想的东西，假以时日终究会实现，至少对我而言是这样。我们当时是完完全全不懂的，冥冥之中就是有类似于这样的巧合。我们是纯粹的，没有其他的杂念，然而这件事，我相信它改变了我的生命。 我整理潘先生的稿子，做了二十年。潘先生的书到现在出了差不多十二本，但是学术界没有几个人读下来。这并不要紧，我把它保存下来，让想看的人看得到，自己的责任就尽到了。 这八本日记原来就是学术性的，整理时有节制地删去了一些私人的事情。中国的学术和日常生活并不脱离，我有意保留了一点其他内容。比如写到上海音乐学院大火，如果该院的院史有记载的话，那一天真的有大火，这就是所谓的实录。 （2012年3月14日下午在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速记稿整理而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