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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语：辟雍，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所特有的重要礼制建筑“三雍”之一,是“天子之学”的场地，是当时帝王行礼乐，宣德化、释奠孔子的重要场所。  辟雍碑 中国古代的教育制度因其朝代更迭而不尽相同，但始终在传承民族文化的过程中去继承和发展。西晋时期，在统治阶级内部形成一个贵族阶层——门阀世族，为了保证他们受教育的特权，晋武帝在太学之外另立国子学，并规定五品以上子弟入国子学，六品以下子弟入太学，以体现“贵族士庶皆需教”的原则。1931年洛阳出土的西晋辟雍碑，为我们研究西晋的教育制度提供了新的材料。该碑出土后便引起学界的高度重视，顾廷龙先生撰文《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跋》，余嘉锡先生撰文《晋辟雍碑考证》,对该碑做了基本文献史事的考证，北京师范大学方韬先生曾撰文《从晋辟雍碑看晋武帝立嗣》对碑中反映的晋武帝立嗣作了较全面的研讨。其实，辟雍碑原立于西晋太学内，是一件反映当时皇帝对太学教育的重视和礼仪制度有关的实物资料，尤其是碑阴刻有行政官员太常、散骑、常侍，教职人员博士、助教、都讲、司业、主事、司成等，以及学员如礼生、弟子、门人、散生、寄生等的郡籍及姓名，多至400余人，这对研究晋代的教育制度和教育内容以及学生来源有重要价值，笔者在阅读碑文及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不揣浅陋，拟就碑文中反映的西晋教育制度做一探讨。 一、辟雍与辟雍碑 辟雍，是中国古代都城中所特有的重要礼制建筑“三雍”之一,是“天子之学”的场地，是当时帝王行礼乐，宣德化、释奠孔子的重要场所。辟雍之名早已有之，周朝时为贵族子弟所设的大学就叫辟雍。当时共有所谓“五学”东为东序，西为瞽宗，南为成均，北为上庠，中为辟雍。贵族子弟根据其父的官阶，分别对应入学。西汉时期的太学包括辟雍和泮宫，皇室子孙在辟雍上学，诸侯的子弟在泮宫就读。自东汉至魏晋，数百年中，并列“五雍”明堂、辟雍、灵台、太学和国子学，其后，辟雍与太学是否为一回事儿，辟雍究竟是指单纯的贵族学校机构，还是指单纯的礼制建筑，或者两者兼有，古来众说纷纭。有人认为，东汉之后各代均设辟雍，除北宋末年外，都仅仅为祭祀之所。也有人认为，其和明堂、灵台、太学同实异名。还有人认为，辟雍“以养老教学”。但经不少人考证，西晋时有辟雍，又有太学，太学、辟雍不在一地。当时辟雍在太学之西侧，二者相距不远，确为考古发现所证实。据史书记载，西晋时在太学之外设立国子学，专供五品以上贵族子弟上学，而太学则是供六品以下官员子弟读书之所。《太平御览》卷五百三十五引晋尚书大事曰：“按洛阳图，宫室南自有大学，国子辟雍不相预也。”此为辟雍、太学并立之证。 辟雍碑，全称“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义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碑，1931年出土于河南省偃师市东大郊村西晋太学遗址中，后立于村内。西晋咸宁四年（278年）十二月二曰刻。碑首、碑身以整石凿成，通高3.22米，宽1.1米，厚0.3米。碑座呈长方形，高0.46米，宽1.84米，宽0.93米。座面线刻有孔子及其弟子颜渊等8个人物画像。碑首呈半圆形，延续了汉魏时期螭首碑的形式，由六条蟠龙伏绕，龙首伸向两侧。碑额隶书‘‘大晋龙兴皇帝三临辟雍皇太子又再莅之盛德隆熙之颂”23字，碑文隶书，30行，满行55字，无撰书人姓名。碑文记晋武帝司马炎即位后设立学官，重振太学，在4年内3次亲临辟雍巡视以及皇太子司马衷亲临太学辟雍的经过。此外，文中还追述了司马氏建国的历史，称颂了司马氏的才略。这些记载，对于了解西晋初年太学的盛况和当时的教育制度具有重要价值。碑阴分10排依次刻出太学学官、博士、助教、礼生、弟子等的职衔、籍贯、姓名，共400余人，来自西晋全国15个州，70余县。这些记载，可以弥补历史文献的不足，是珍贵的实物资料。 东汉末年军阀割据混战、攻伐征讨不断，百姓生活动荡不安，洛阳太学也随之凋敝。曹魏政权建立后，虽对太学进行过重修，但其规模远不如东汉旧观。1963年发现的辟雍遗址，在偃师市佃庄镇岗上村东侧，过去这里曾经出土过许多 石经残石，人们多以为这里就是太学遗址的位置所在。1931年发现的辟雍碑和1963年发现的辟雍碑座，确定了文献记载中的辟雍遗址位置。遗址为正方形，长宽各170米，是一组完整的夯土建筑群，由4个不同方位的“品”字形夯基构成0。辟雍碑的出土证实了洛阳太学创于东汉初期，历经曹魏，至西晋再度繁荣，是我国古代传授儒家经典的最高学府，汉质帝时学员曾达到三万人。司马炎登上帝位后，“敦礼明化，以庠序为先，“廓开太学，广延群生，天下鳞萃，远方慕训，东越于海，西及流沙，并时集至万有余人”。司马衷登基后，也重视学校教育，太学的规模很快发展到“万有余人”，远比曹魏时期兴盛。辟雍碑文载：晋武帝于‘‘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六年正月，又奏行大射礼，其年十月，行乡饮酒礼。皇帝躬临幸之”。可知司马炎曾三临辟雍，巡视讲话，考察太学学生的“德行“通艺”，并进行赏赐。“诏曰：群生勤学务礼，遵修旧典，朕甚嘉之。遂斑繪大燕，上下咸周三家之礼。庭肆终日。既而锡寺、卿丞、博士、治礼、学生，下至乐工，束帛帱巾，各有等差，厚施丰备，人知所劝，宇内承风，莫不景慕。于时方国贡使及报塞入献之戍，备于海外者，盖以万数。”皇太子司马衷也两次来到辟雍与全体师生见面。他们对辟雍的关照被师生们视为“盛德隆熙”。碑文记叙的晋武帝及太子司马衷视察太学的事迹，除了迎合西晋皇室立储的需要外6,也充分体现了西晋时期朝廷对国家教育的重视程度，是_件值得颂扬的事情，树碑铭文当在情理之中。 二、碑阴题名反映的西晋教育制度 西晋在太学之外创办了一所旨在培养贵族子弟的国子学，是我国古代在太学之外，设立一所传授同样内容的中央官学的开始，是西晋教育制度的一个主要特点。《武帝纪》云：“（咸宁二年）夏五月，镇西大将军、汝阴王骏讨北胡，斩其渠帅吐敦。立国子学。庚午，大雩。”国子学于公元276年由晋武帝下令设立，278年确立学官制度。国子学规定官五品以上的子弟才能入学。国子学的设立为了满足士族阶级享有教育特权，严格士庶之别的愿望，维护门阀士族的利益。其设立使中央官学多样化，等级性更明显。后因晋战乱，国子学名实俱亡。辟雍碑碑阴题名证明了这一特殊的教育制度的存在，是研究西晋教育制度的重要资料。在碑阴题名中，分别记有行政官员太常、散骑、常侍，教职人员博士、司业、主事、司成等，以及学员如礼生、弟子、门人、散生、寄生等的郡籍及姓名多达400余人,其中太常1人，散骑常侍博士祭酒1人，散骑常侍博士1人，典行郑大射礼博士1人，典行王乡饮酒礼博士1人，博士8人，助教1人，治礼中郎3人，治礼礼郎5人，治礼舍人1人，治礼军谋橡2人，太学吏舍人1人，太学吏军谋1人,都讲2人，主事1人，礼生108人，弟子136人，门人2人，散生51人，国子都讲1人，国子司业1人，国子主事1人，国子司成2人，都讲3人，主事2人，寄学3人，寄学陪位1人。其中的祭酒博士为学校的重要职位《晋书•职官志》云：“咸宁四年（应为咸宁二年），武帝初立国子学，定置国子祭酒博士各一人。《唐六典》卷二十一曰：“汉官仪云：汉置博士祭酒—人，秩六百石，后汉以博士聪明有威重者一人为祭酒。晋武帝立国子学，置祭酒一人。晋令曰：祭酒博士，当为训范，总统学中从事。”至于博士、都讲、主司、司成、礼生、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位、散生等学官制度的设立，余嘉锡先生在《西晋辟雍考》中已作了较详细的考证，本文不再述。但题名中同时出现的都讲和国子都讲、主事和国子主事、国子司业、国子司成等，说明当时参与辟雍行礼的包括太学和国子学两座皇家大学，与文献记载相符。碑阴所记的学生虽然只是太学学生很小的部分，但他们的籍贯‘‘东越于海，西及流沙”，涉及15个州、70多个县，可以说来自五湖四海。不过，太学生大多数为北方、东北、西北等地方的人，西南、东南等地的学生很少。这是因为当时蜀汉、东吴两国尚在，来自这些地方的学生因此不多。题名学生中的朱乔尚建、王迈世光、瑰景大卿、瑰元君凯4人，都是来自西域的学生。1924年新疆鄯善县曾出土一部西晋写本、陈寿撰《三国志》残卷，1965年吐鲁番也出土了一部西晋抄本《三国志》，将出土古籍中的记载与辟雍碑碑文对照，可知西晋时期内地和西域来往频繁、关系密切。 三、辟雍碑反映的西晋礼仪制度 辟雍是朝廷“行礼乐宣德化”的场所，皇帝亲临辟雍行礼则是其行礼乐宣德化的主要形式。西晋皇帝在辟雍行哪些礼呢？西晋于辟雍行 礼，见于《晋书》的共三次，即‘‘武帝泰始六年十二月，帝临辟雍，行乡饮酒之礼。……咸宁三年，惠帝元康九年，复行其礼。但辟雍碑文记载：武帝泰始三年至咸宁四年，曾五次于辟雍行礼：泰始三年十月始行乡饮酒乡射礼；泰始六年正月（刘）熹（段）溥等又奏行大射礼;同年十月行乡饮酒礼；咸宁三年冬十_月行乡饮酒礼；咸宁四年二月行大射礼。这五次行礼，其中两次见于《晋书》，其余三次史书失载。如将碑文与史书所记合并计算，西晋_代于辟雍行礼共六次，分别行乡饮酒礼和大射礼。 汉晋时期，治经学者学派对立，各家对经典的解释大相径庭。治礼大家中，东汉马融、郑玄所传之业与西晋王肃之学多所相左，但在辟雍行礼却同时采用了这两种对立的学说。辟雍碑碑文记载，当时于辟雍行乡饮酒礼及大射礼是“马、郑、王三家之义并时而施”；碑阴所列行礼人员名单，又将“典行郑大射礼博士'行“郑大射礼生”与“典行王乡饮酒礼博士'行“王乡饮酒礼生”截然分开，足见行大射礼系从郑玄之义，而行乡饮酒礼则依王肃之学。辟雍碑的这些记载，既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当时所行之礼的具体仪式，又能够使我们看到经学学派之争的某些情势。 总之《晋辟雍碑》包含着丰富的信息，碑中对西晋武帝三临辟雍及皇太子两莅辟雍的记载，充分反映了西晋一朝对教育的重视。碑阴题名中的博士、都讲、主司、司成、礼生、弟子、门人寄学、寄学陪位、散生等的设置，为研究西晋的教育制度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资料。因此,《晋辟雍碑》堪称中国古代教育史上的一座丰碑。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