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传统艺术形式多样，篆刻则是一朵奇葩。对于篆刻，虽然一些书籍报刊常解说为“濒危状态”——其实杞人忧天，未必了解真相，至今仍有无数的人用毕生精力去追寻。石不能言自可人。印章不仅有是雕虫之趣，或者糊口的薄技，世易时移，逐渐由单纯的印章实用性转变成绝对的篆刻艺术性，曾经“壮夫不为”的篆刻变成寄寓人生的艺术形式。时代变迁总会造就历史潮流中的弄潮儿，印工成为艺术家，铁笔写春秋。如果对于历史和现实加以审视的话，从篆刻到印章，有实用和艺术之间的关联，亦有艺术与市场之间的矛盾之处。现代人看待秦汉时期的印章，仍具有无可替代的艺术价值，市场经济时代，追求经济效益，一样不能忽视艺术性这根弦。两点合在一起来看，艺术性毫无疑问是核心，这就是文化。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根，是历史的见证。谈到文化，自然不能忘记源头，与文字相关的书法篆刻比国家的历史还要长。就篆刻而言，习惯上有“印宗秦汉”和“明清流派”的说法，分别对应不同的地域中心。秦汉印为中原腹地，明清流派为江浙皖一带，“印宗秦汉”是根本，秦汉的发源地在陕西。陕西赵熊先生所带领的终南印社是建国后成立最早的地方印社之一，在全国很有知名度和艺术影响，为弘扬民族艺术而努力，为实践“印宗秦汉”而付出，是许多印人心目中的那一片领地。 赵熊先生是四十年代生人，今年恰好六十岁。与他同样年代出生的篆刻家，坚持到现在的并不多，掰着指头可以点出人数。这些为数不多的印人，正是今日印坛中坚力量。最初我与赵熊先生接触较少，交流不多，因为一次研讨会的机会，就篆刻创作相关话题进行了很多交流，感觉他对篆刻艺术无限痴迷和执着。在我与他的交流中感受到两点，一是始终认为艺术是一个过程，不刻意于风格的自我塑造，风格不是现在进行时，而是一般将来时。对于这一点，我深有同感，篆刻不能过早地结壳，否则就不能从传统中吸收更多营养。进一步成熟就意味着僵化，必须与人的年龄和心态大致同步，未老先衰多见，急于求成定型，为了风格而风格，适得其反，欲速则不达。 我从他提供的资料中选出一些印蜕，按照个人体会加以排列之后，觉得整体上有三个特点，一是阶段性，二是组合性，三是延续性。在赵熊先生多年篆刻生涯中，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的想法，非常跳跃。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这种阶段性并不是单纯年龄原因。人在不同年龄段都会有不同的想法和喜好。我发现赵熊先生随着时间推移在入印文字上会不断地加以调整，印风变化可用“剧烈”二字来形容，有时甚至会“推翻”自己以前的作品，一些印章形式上非常新潮，对流行现象也非常关注，可见他的思维极为敏锐。六十年的经历对于一个人来说，跨度非常大，这一段时间也正是整个社会历史中变化最大的时期。二是赵熊先生的创作常是某种类型的印章一组一组地刻，一方面说明尝试的艰辛，另一方面说明特别勤奋和多元，按照他信中所说，刻唐诗绝句跨度为十年，禅语刻石前后花了十二年时间。这已经不算短的时间，也正好符合他对于风格“在路上”的理解。现在有的人办展，一天刻几十方印，一晚上写几十幅作品，第二天就能办展，没有任何意义。赵熊先生在来信中阐述自己不在意所谓的风格塑造，完全是一种自觉形式。若将所选取出的前后期作品集中来看，他总有自己所坚持的审美意趣，也就在不知不觉中形成了自己风格。当今印坛，一些人为求与他人不同，不惜怪异冷僻，其实这很不正常。艺术首先是一种共性，是共性基础上的个性，都说“印宗秦汉”，证明整体格调应该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之上才有各自的性情。但事实上现在很多所见的作品并非如此，说明在体验传统方面还做的不够。 从具体创作技法上来看，可以归纳出以下三个特征： 一是入印文字是赵熊先生非常感兴趣的经营重点，对多种文字进行尝试，包括金文、小篆、谬篆和泉币文字等，甚至还有老宋体，范围非常广。入印文字多元尝试，秉承前贤遗风，正好亦符合他尽量涉猎广而多重吸收的创作思路。“书乡”以老宋体入印，处理非常到位，既保留老宋体特征，又体现金石味，各种因素糅合巧妙之极，是一方代表作。 二是形式感构造是创作表现中的另一个支撑点。形式感经营分为两部分，一是肖形印，二是文字印。对于其肖形印创作，在阅读《篆刻》杂志，见其中将赵熊先生列作“肖形印十家之一”时才知晓，之前孤陋寡闻，有所不知，可看出他对汉肖形印及来楚生的理解、变通、运用。文字印是经营重点。从他早期参加篆刻展的“面墙斋主人书”作品开始，一直到现在仍是如此。需要说明的是，形式感有时是章法，但章法未必就是形式感，更多侧重篆法功效，以自然为上，比如徐三庚对邓石如“计白当黑”的理解就已经是形式感，而不是章法，过犹不及。现代人追求的多半是形式感，并不是章法。我所选出的这一批印章形式感极强，整体上技法驾驭处理得心应手，但也因为注重形式感，虽然每一方印都很新颖，但不同印面放在一起，则有不同风格冲犯的情况存在。“由心作相”印面对比度很强，但文字和边栏之间这种处理存在一些唐突处，文字显现出摆放迹象。“我忘吾”线条构成对比很见新意，但有意盘曲会稍失自然。“网细鱼稠”更像一幅画，存在图案化倾向，“空中一片石”就整个印面的经营而忽略了字形相互之间的关系，远不如“五更钟”来得更为生动。此印中文字大小磊落欹侧，跌宕多姿，是一方精品代表作。类似利用文字特征自然而出，又考虑到技法等综合因素，这样的创作更接近完美。由此而言，风格形式的营造主要还在于形式感和章法之间的权衡，实质上其中的关键归根结底是处理书法篆刻之间的关系，以及个人篆书风貌问题。如果留心这一组“货币文字”印章的话，可以看出非常统一，无论是印面形式还是篆法相互之间的关系，出之自然。入印文字作为载体，可以充分感受到作为一种最基本的凭据和依托，决定了作品离“刻”更近还是离“写”更近。篆刻与书法一样，存在许多需要加以处理的对立矛盾，无法完全切割，有时在某个方面稍有放纵，便有些“过”，有时候做的不好，看起来欠火候。风格与习气也仅一步之遥，真理向前一步就是谬误，这个平衡点的把握非常重要，一是要寻找这个平衡点，二是要不断调整这个平衡点，使得章法经营不断突破自我，又能时时在可控范围之内。我想，赵熊先生个人所的理解风格“渐变”，是有自己独到之处的。 三是单刀充分运用。单刀在表现情趣上极有优势，“重阳祭祖”充分展现了欣赏视觉上的美感，全印用刀轻快爽利，无一复刀，酣畅淋漓，乃赵熊先生代表作。 三点统而言之，入印文字是一种载体，单刀写意和形式感经营是互动的两方面。一般在分析具体技法时，分列为刀法、章法、篆法三类，实际上三者密不可分，从中可以看出赵熊先生篆刻创作一些规律性，实际上就是风格所在。 我觉得像“寿且昌”、“墨涛”、“老墙”、“康平斋”等一类印章是典型的赵熊印风，且与他的书法已经十分统一。白文在用刀上保留起止刀痕，浑厚老辣，似山之不平，整体上即便稍有冲突也无所顾忌，甚至在所不惜，朱文冲切兼用而更偏向于切，线条生涩苍浑而见笔意。作为一个书印兼善之人，有这方面的优势。整体上入印文字极为丰富多元变化，但我以为，“入印文字”最终应该变成篆法。如前所述，赵熊先生篆刻创作有形式上的“组”和时间上的“段”两个特征，与他个人篆书创作结合起来看，应归结为一种更为纯粹形式，入印文字应有独特的标签——个人篆书风格。因为就个人印风而言，篆书是一个根本标志。赵熊老师擅长隶书和行书，隶书更是他的代表书体，以此扬名。近年来书印风格走向统一，如新刻的《道德经》中词句“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印。隶书在印面中运用，结体使转不同于篆书，弄不好便有生硬感，但也有一定的优势，可以展现简洁、古朴之美，赵熊先生作品所展示的正是隶书的简便和古朴，这与他对入印文字的探索也能够呼应起来。篆刻偏于隶书在篆刻史中是有先例的，最典型的就是“西泠八家”。八家皆善隶法，侧重以隶法改造篆书，刀法上偏向切刀，在表现金石味上有优势存在，但笔意存在局限性，不如皖派冲刀来的明快。从“以书入印”的角度来，浙派入印文字的个人风格远不如邓石如身后的吴让之、赵之谦和吴昌硕等人更为显著，所以最终在入印文字、书法风格以及金石味之间有个权衡，不言自明。 赵熊先生对于篆刻风格“上下而求索”，是一个阶段，是一个过程，不完全是结果，符合他自己“在路上”的理解，这是一个印人的谦慎，也是一种对于艺术执着和赤忱的精神。艺术追求本身是无止境的，但对于每个人来说，生命是有限的，有限的生命追求无限的艺术，总有谢幕告一段落之时，所以必须毕竟要看到一种现实的风格形式存在。人在旅途，艺术创作会随着心境变化而自然变化，因为人生经历而更加洗练精彩。对于赵熊先生来说，花甲之后篆刻艺术更精。（中国画通鉴网专稿 来源：艺术家提供 作者：薜元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