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自网络 就十七篇之《仪礼》与四十九篇之《礼记》而言，二者在两汉的地位甚不相伟。当时立于学官的《礼》，是十七篇之《仪礼》，不是四十九篇之《礼记》。在两汉时，《仪礼》是经，而《礼记》不是经，只不过是《仪礼》的附庸而已。今之所谓《礼记》者，“礼”，指《礼经》，即今之《仪礼》；“记”，犹如学习《礼经》时的笔记，它显然不是正式教材，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可以对经文进行某种解释、补充或归纳。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郑玄认为是西汉的经学家戴圣。他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其编者，郑玄的这个说法便是最早最权威的了。现代学者洪业先生对此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今本《礼记》虽与戴圣不无瓜葛，但并非戴圣一人所编。而是在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zhěn)域渐灭，而《记》文之钞合渐多，不必为一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详见其《礼记引得序》。其说颇有益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但尚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盖证据犹不足也。 《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礼记》作疏的孔颖达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人就更不消说了。除了个别篇的作者可以指实以外，大多数篇的作者无法指实。孔颖达就老实地承认：“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①。”《汉书•艺文志》礼家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可以说是今本《礼记》的最主要的源头，说到这百三十一篇的作者，班固也只是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既然我们无法逐篇地指实作者，那么，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恐怕还是可取的。“七十子后学者”这一概念所含的历史跨度甚大，可以说上起春秋，下迄西汉（如果采用洪业先生之说，则是下迄东汉），从亲聆孔子教诲的七十子之徒，到西汉的儒者，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指出，《礼记》中有许多“孔子曰”、“子曰”、“子言之”一类的字眼，有的整篇都是“子曰”、“子言之”。孔颖达认为这都是孔子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对此，梁启超曾加以澄清：“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情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因每托孔子以自重。要之，《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需慎择也②。” 注：①《礼记正义》卷一；②《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吕友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