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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与作者

http://www.newdu.com 2017-12-22 网络 佚名 参加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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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十七篇之《仪礼》与四十九篇之《礼记》而言,二者在两汉的地位甚不相伟。当时立于学官的《礼》,是十七篇之《仪礼》,不是四十九篇之《礼记》。在两汉时,《仪礼》是经,而《礼记》不是经,只不过是《仪礼》的附庸而已。今之所谓《礼记》者,“礼”,指《礼经》,即今之《仪礼》;“记”,犹如学习《礼经》时的笔记,它显然不是正式教材,只是附属于经文的参考资料,这种资料可以对经文进行某种解释、补充或归纳。
    《礼记》四十九篇的编者,郑玄认为是西汉的经学家戴圣。他在《六艺论》中说:“戴德传《记》八十五篇,则《大戴礼》是也。戴圣传《记》四十九篇,则此《礼记》是也。”由于《汉书•艺文志》没有明确著录《礼记》四十九篇及其编者,郑玄的这个说法便是最早最权威的了。现代学者洪业先生对此传统看法提出了质疑,认为今本《礼记》虽与戴圣不无瓜葛,但并非戴圣一人所编。而是在戴圣之后,郑玄之前,今礼之界限渐宽,家法之畛(zhěn)域渐灭,而《记》文之钞合渐多,不必为一手所辑,不必为一时之所成。详见其《礼记引得序》。其说颇有益于人们进一步思考,但尚不足以推翻传统旧说,盖证据犹不足也。
    《礼记》四十九篇的作者,也是一个难以说清楚的问题。为《礼记》作注的郑玄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为《礼记》作疏的孔颖达也没有把这个问题说清楚,后人就更不消说了。除了个别篇的作者可以指实以外,大多数篇的作者无法指实。孔颖达就老实地承认:“未能尽知所记之人也①。”《汉书•艺文志》礼家所载的“《记》百三十一篇”,可以说是今本《礼记》的最主要的源头,说到这百三十一篇的作者,班固也只是注云:“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既然我们无法逐篇地指实作者,那么,笼统地说是“七十子后学者所记”恐怕还是可取的。“七十子后学者”这一概念所含的历史跨度甚大,可以说上起春秋,下迄西汉(如果采用洪业先生之说,则是下迄东汉),从亲聆孔子教诲的七十子之徒,到西汉的儒者,都包括在内。这里应该指出,《礼记》中有许多“孔子曰”、“子曰”、“子言之”一类的字眼,有的整篇都是“子曰”、“子言之”。孔颖达认为这都是孔子的话,其实并不尽然。对此,梁启超曾加以澄清:“各篇所记‘子曰’、‘子言之’,不必尽认为孔子之言。盖战国、秦汉间,孔子渐带有神话性,许多神秘的事情皆附之于孔子,立言者因每托孔子以自重。要之,《礼记》所说,悉认为儒家言则可,认为孔子言则需慎择也②。”
    注:①《礼记正义》卷一;②《要籍解题及其读法》。
    吕友仁
     (责任编辑:ad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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