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礼记》四十九篇的内容相当杂，据刘向《别录》的分类，或属制度，或属通论，或属明堂阴阳，或属丧服，或属世子法，或属祭祀，或属子法，或属乐记，或属吉事，共九类，每类的篇数也多寡不等。因其内容杂，所以被人们看作是一部儒家的礼学杂编。从今天来看，它是我们研究战国、秦汉时期儒家思想的宝贵资料。其中固然有糟粕，但也不乏精华。举例来说，其《礼运》篇中对于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深情描述，《学记》篇中关于教学相长、尊师重教的阐述，并不因其年代久远而略有减色。还有不少章节，富于哲理，意味隽永。继承并进一步发掘《礼记》的积极成分，也是我们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项内容。 我们已经知道，西汉时的《礼记》只是《仪礼》的附庸，《仪礼》是经，立于学官，《礼记》则无此殊荣。但就其对西汉社会政治的影响来看，恐怕在当时《礼记》已经超过了《仪礼》，而西汉后期尤其如此。从《汉书》的记载来看，朝廷在讨论诸如祭祀、宗庙、立储等重大问题时，往往援引《礼记》为说。翻阅《汉书》，这样的例子很多。本文开头举了两个《汉书》的例子，由此可见一斑。王莽改制，其理论根据之一便是《礼记》，尤其是《礼记》的《王制》。即令稍事翻检《汉书•王莽传》，也不难看出此点。至于《礼记》对西汉学术思想的影响，我们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桓宽的《盐铁论》、刘向的《说苑》和《列女传》中都不难找出痕迹。从以上事实中笔者得出这样一种观感，即在西汉时，《礼记》虽然无经之名，但已在很大程度上有了经的实。 东汉末年，郑玄为《礼记》四十九篇作注，这件事可以看作是《礼记》脱离《仪礼》而独立的开始。从此以后，《礼记》的地位日益上升，《仪礼》则日趋式微。曹魏时，《礼记》已立有博士。北朝时，“诸生尽通《小戴礼》。于《周礼》、《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①。”这说明当时的学者热衷于《礼记》之学，对《仪礼》、《周礼》已相当冷淡。到了唐代，《礼记》正式进入经的行列。此时，《礼记》一书，“人皆竞读”②；而《仪礼》一书，“殆将废绝”。对于《仪礼》来说，真是每况愈下。到了北宋，王安石变法，干脆就废掉了《仪礼》。从此以后，作为经书的《仪礼》，可以说是徒有其名了。 《礼记》与《仪礼》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其原因何在？从古到今，学者无不认为《仪礼》难读。在西汉，连礼学专家徐襄也只能做到“善为颂，不能通经”③。所谓“颂”，是指具体的礼节动作；所谓“经”，即指《仪礼》。唐代的韩愈在《读仪礼》一文中曾说：“余尝苦《仪礼》难读，‘又其行于今者盖寡。”清代的阮元在《仪礼注疏校勘记序》中也说：“《仪礼》最为难读。”我认为，《礼记》的由附庸变为大国，《仪礼》的由大国而日趋衰落，这种现象恐怕不能用《仪礼》比较难读来解释。如果说难读，“佶屈聱牙”（jí qū áo yá ）的《尚书》在《十三经》中应该说是首屈一指，但其经典地位却始终岿然不动。我想，原因主要在于《礼记》与《仪礼》二书的内容不同，并因此而影响了人们的对其取舍。《仪礼》十七篇，篇篇都是一大堆繁琐的礼节单，篇与篇之间又多有雷同。《乐记》说：“陈尊俎，列笾豆，以升降为礼者，礼之末节也。”《仪礼》十七篇，除《丧服》一篇外，都是这种“礼之末节”。其枯燥无味自不必说了，更严重的是脱离时代，脱离生活。《仪礼》的内容极少具有可塑性，它近乎一堆僵硬的教条。“安上治民，莫善于礼”④，随着社会的发展，《仪礼》的内容越来越不能满足封建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在这种情况下，统治者将其弃之如敝屣[xǐ] 也就不足为怪了。《礼记》则不然，它虽然也记载了一些礼之末节，但它也同时论述了这些末节的意义所在；更重要的是，它主要是讲理论，它为封建统治者提供了极富弹性的礼治理论，而这种理论正好满足了统治者“安上治民”的需要，所以赢得了历代统治者的青睐，地位日益上升。清代学者焦循说：“以余论之，《周官》、《仪礼》，一代之书也。《礼记》，万世之书也。《记》之言曰：礼以时为大。此一言也，以蔽千万世制礼之法可矣（引《礼记补疏序》）。”语似偏颇，却也道出了《礼记》日益走红的根本原因。 《礼记》的日益走红已如上述，但问题并未到此为止，似乎《礼记》的风头还没有出够。这就要说到《大学》和《中庸》。《大学》和《中庸》本是《礼记》中的两篇，北宋时开始受到学者们的特别关注。到了南宋时，朱熹就将这两篇纳入他的《四书章句集注》。从此以后，随着朱熹《四书》受到官方的大力推崇而风行于世，《大学》、《中庸》两篇的身价也随之倍增，成为封建社会后期家喻户晓之书。这样以来，说到《五经》，有《礼记》；说到《四书》，也涉及《礼记》，真是风头十足。 注：①《北史•儒林传上》；②《经学历史》（中华书局本210页）；③《汉书•儒林传》；④《孝经，广要道章》。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