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元代文人画的兴起，与道教的兴盛有共同的时代因素和内在的精神联系，因为元代画坛的几位巨匠同时也是道教的信奉者。首开其风的是画坛领袖赵孟頫，他虽然身在朝廷，但内在精神始终不离“清静”二字，其画风简约、清远，蕴含着道教的美学思想。 元代贬儒崇道文人借笔抒情 元代绘画史有一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有相当一部分画家都信奉道教。这些画家或直接投入道门，或在家修道，或具有一定的道教思想，其作品或多或少蕴含着道家、道教的审美思想及意趣，形成了清、静、简、淡、雅、拙、空、远的元代文人画风格，在画坛上占据了主流地位，并影响了明、清两代画坛的走势。元初的赵孟頫和元末的“元四家”(黄公望、倪瓒、王蒙、吴镇)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人物。 早在元代以前，道家和道教思想已成为一些画家的精神家园。道教奉道家创始人老子为始祖，老子提出的“大象无形，大音希声”思想一直影响着中国绘画追求写意、神似、自然的风格和神韵，顾恺之、吴道子、宋徽宗等画家都是道教徒。到了元代，道教思想对画家的影响呈愈演愈烈之势，乃至出现了画家集体信道的奇特现象。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元代统治者贬儒崇道的政策有密切关系。 儒、释、道三教中，儒教的地位本来一直高于释、道(个别时期除外)，蒙古人入主中原后，佛教和道教受到空前重视，儒教地位急剧下降。由王喆创立的全真道迅速崛起，和已传承千年的正一道并驾齐驱，均受到元代统治者的庇护，享受免除差役、赋税的特殊待遇。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儒士，其社会地位降到了历史的最低点，在一张流行于元朝的社会阶层排行榜上，“儒”居第九位，仅排在“丐”之上。文人画家绝大部分都是儒士，面对科举之途受阻、入仕无门的困境，便纷纷投入道教所开辟的“桃源洞天”，有人借笔墨以抒其抑郁之情，有人将道家清静无为思想融入笔端，讲求意趣，各自形成独特的风格。 赵孟頫郁郁不得志信奉道教求解脱 出生于南宋末年的赵孟頫，是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一世孙、秦王赵德芳的嫡系子孙。父亲曾任宋朝的户部侍郎兼知临安府浙西安抚史。他天生聪敏，“读书过目辄成诵，为文操笔立就”，在少年时代便有远大的志向。但可惜好景不长，十一岁时父亲便去世，二十多岁时又经历了亡国之痛。虽然后来他的命运峰回路转，被元朝重用，屡次加官晋爵，晚年更是官居一品，但数度受到权臣的排斥刁难，无法施展才华，实现其抱负。故内心深处仍郁郁不得志，常有“中原人物思王猛，江左功名愧谢安”之叹。同时，他以宋宗室的身份仕元，为时人所诟病，而他自己对此抱有惭意。因此，通过信奉宗教追求精神上的解脱，就成为他必然的选择，而最终他选择了道教。 赵孟頫和道教的关系，从其名号就可略见一斑。他的字号很多，比较常用的是松雪道人、水晶宫道人、在家道人、太上弟子等，这些字号直接表明了赵孟頫的另一个身份——在家修行的道人。他之所以信奉道教，有家庭背景的原因，也有时代背景的原因。宋代皇室向来崇道，宋徽宗还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很多皇室宗亲都是道教徒，赵孟頫的祖先也不例外，据说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任职于道观。 同时，赵孟頫生活的时代，正是道教影响最大、传播最广之时。至元六年(公元1269年)，元世祖忽必烈诏全真道所尊东华帝君、钟离权、吕洞宾、刘海蟾、王喆五祖为“真君”，又封王喆七大弟子为“真人”。至大三年(公元1310年)，元武宗又加封全真五祖为“帝君”，七真为“真君”，丘处机弟子尹志平等十八人为“真人”。道教初创人张陵的后代也受元室扶植，元世祖曾三次召见第三十六代天师张宗演，命总领江南道教。元成宗大德八年(公元1304年)，授第三十八代天师张与材为“正一教主，主领三山符箓”。全真道的地盘主要在北方，正一道则以南方为根据地。 与道教领袖成莫逆之交 在这种特殊的家庭和时代背景下，赵孟頫与道教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儿时便结识了活跃于宋、元之际的茅山宗高道杜道坚，并尊杜道坚为师，后来又受法诀于茅山宗道士刘大彬，可以算是一名茅山宗道士。此外，他和玄教(龙虎宗支派)首任大宗师张留孙、第二任大宗师吴全节等也过从甚密。赵孟頫曾遵师嘱画老子像和《玄元十子图》，并旁书小传。“玄元十子”是指关尹子、文子、庚桑子、列子等道教先贤。在《玄元十子图》之后，赵孟頫写道：“师(杜道坚)嘱余作老子及十子像，并采诸家之言为列传。十一传见之，所以明老子之道，如此将藏诸名山，以贻后人。子谓兹事不可以辞，乃神交千古，仿佛此卷，用成斯美。” 赵孟頫和张留孙、吴全节也是莫逆之交，他是元朝高官、画坛领袖，张、吴是道教领袖，他们曾经同在集贤院里共事，经常切磋交流，产生了深厚的友谊。张留孙死后，赵孟頫亲自撰文并书写了纪念他的碑铭，此碑目前保留在北京东岳庙大殿旁的庭院里，是研究元代道教和赵孟頫书法艺术的珍贵文物。 全真道以合一三教为旗号，王喆劝人诵佛教《般若心经》、道教《道德经》、《清静经》及儒家《孝经》，赵孟頫对这种理念非常认同，曾作《三教图》倡导三教合一，晚年以书写儒、道、释经文为乐。元仁宗评价他“博学多闻，书画绝伦，旁通佛、老之旨，皆人所不能及”，可谓公允之言。 开创元代文人画新风尚 赵孟頫是“全能艺术家”，诗、书、画、金石无所不精，特别是书法和绘画的成就最高。明人王世贞曾说“文人画起自东坡，至松雪敞开大门”；明人董其昌称他的画为“元人冠冕”。赵孟頫之所以取得如此高的成就，除了靠过人的天赋外，还得益于他的道教修养。 道教崇尚简约、简易，老子《道德经》提出“少则得，多则惑”，这种思想对赵孟頫产生了很大影响，在元代画坛中，他首先提倡“简”的风格，认为笔墨应尽量从简，方能突出意境，显露灵性。他向往古代绘画朴素的风格，提出了“古”和“简”的统一。他在自跋画卷中说：“作画贵有古意，若无古意，虽工无益。今人但知用笔纤细，傅色浓艳，便自为(谓)能手。殊不知古意既亏，百病横生，岂可观也？吾所作画，似乎简率，然识者知其近古，故以为佳。此可为知者道，不为不知者说也。”他的绘画作品，既能简，又能密，表达出深远的意境。 赵孟頫的《松下老子图》，对“简”和“繁”的处理极为恰当。清人钱杜在《松壶画忆》中评论说：“《松下老子图》，一松、一石、一藤榻、一人物而已。松极烦，石极简；藤榻极烦，人物极简；人物中衣褶极简，带与冠履极烦。即此可悟参差之道。” 也有人认为赵孟頫的画作可以用“清”字来概括，这个“清”的意境也源于道家哲学。老子说“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修道到一定境界，心灵自然会“清”。有了心灵之“清”，才能把握天地之“清”。画面“清”，境界便远。赵孟頫的绘画实践，正是道教审美思想和意趣在艺术创作中的体现。 然而，赵孟頫毕竟还有凡心，和以得道为目的的出家道士有所不同，因而不能守拙，也不能实行道家以拙保身的处世哲学。所以他的书法“圆转流丽”，其绘画也就缺乏“拙”的味道。明末清初傅青主和顾凝远，曾分别以因巧失拙的观点，批评赵孟頫的绘画和书法。尽管如此，赵孟頫仍然开创了元代文人画的新风尚，为文人画成为主流指明了方向，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