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明经与进士二科为唐朝科举的基本科目，明经又分为五经、三经、二经、学究一经、三礼、三传等，考试之法，先贴文，后口试，经问大义十条，答时务策三道。 《礼记》、《春秋左传》称大经，《毛诗》、《周礼》、《仪礼》称中经， 《周易》 、 《尚书》 、 《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称小经。通二经者，通大经一部加上小经一部，或取中经两部；通三经者，大、中、小经各一部；通五经者，大经、小经皆须通。科目则由举子自选。另外，《孝经》、 《论语》是必考课目，有时还加试《老子》 、《尔雅》。韩愈在《答崔立之书》中说：“及来京师，见有举进士者……或出礼部所试诗、赋、策等以相示，仆以为可无学而能。因诣州县求举，有司者好恶出于其心，四举而后有成。”岑仲勉说：“明经多帖两经，似乎较难，然《孝经》、《论语》文字无多，不难兼习。……进士诗、赋限韵，要须自出心裁，比口试专凭默记者，难易有差。” 神龙元年（705年）明定明经科考试有三场。第一场帖经，第二场试义，第三场试时务策。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到明朝，科举考试形成了完备的制度：院试（即童生试）、乡试、会试和殿试，考试内容基本以"四书五经"为准，以“四书”文句为题，规定文章格式为八股文，解释必须参照朱熹（扒灰佬）《四书集注》，以此来禁锢人们的思想。 王安石任参知政事后，对科举考试的内容着手进行改革，取消诗赋、帖经、墨义，专以经义、论、策取士。所谓经义，与论相似，是篇短文，只限于用经书中的语句作题目，并用经书中的意思去发挥。王安石对考试内容的改革，在于通经致用。熙宁八年，宋神宗下令废除诗赋、贴经、墨义取士，颁发王安石的《三经新义》和论、策取士。并把《易官义》《诗经》《书经》《周礼》《礼记》称为大经，《论语》《孟子》称为兼经，定为应考士子的必读书。规定进士考试为四场：一场考大经，二场考兼经，三场考论，最后一场考策。殿试仅考策，限千字以上。王安石的改革，遭到苏轼等人的反对。后来随着政治斗争的变化，《三经新义》被取消，有时考诗赋，有时考经义，有时兼而有之，变换不定。 以上摘自百度百科 易经在重“思想教育”的科举中诚然不属于重点 王安石变法时，注重策论，摈弃死记硬背，引导实际应用。取消贴经（填空背诵）和默义（名词解释），改为经义（对典籍的深度理解）和策论（治国实际策略），明法科，法律，强行推广王安石的新经义。 在变法问题上，北宋皇帝和太后这些最高统治者，神宗、宣仁太后、哲宗、徽宗等每一个都和前一任反调，整个朝廷又因人废事，做不到对事不对人，所以王安石的变法政策，随着皇帝和太后的寿命和王安石、吕惠卿、司马光、曾布、蔡京等人的起落，像荡秋千一样摆过来又摆过去，先是司马光得势拨乱反正，然后章敦又反攻倒算。徽宗又迷恋收集石头，外有女真和渤海的崛起，西夏的中兴，内有宋江和方腊等起义，没多久就北狩五国城。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