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祝寿图碑 黎里镇文保所收藏着一块200年前的《祝寿图碑》，此碑高103厘米，宽34厘米。前不久，竖立在柳亚子纪念馆第三厅的庭院之中，游人一读碑上的图画及题词，大多觉得此碑非同寻常，竟由张问陶和刘墉署名。如果仔细品味，那么又有新的发现。  （6.3.17祝寿图碑） 祝寿图碑由乾隆时期的名画家张问陶和名播海内的书法家刘墉合作。 石碑右上有“祝寿图”三字，另起一行书有“仿百福老人意”，“状寿冯珍”，下有篆文印章“船山”。第三四两行书“癸酉四月遂宁张问陶绘于虎邱青山桥寓楼”。下面画有一柄硕大的灵芝，几笔劲逸的兰草。张问陶（1764—1814），字仲冶，号船山，四川遂宁人，乾隆五十五年进士，任过莱州知府，后引疾乞休侨居吴门虎丘，诗书画俱佳，书法放野近米芾，画风近徐文长，花鸟、人物风致萧远，所画的马与鹰，最得神俊。 石碑左半为刘墉的题词：“芝兰生古香”，钤印“御赐仙舫”，另换一行落款，“石庵刘墉”，钤篆体印文“石庵”。刘墉（1719—1804），进士出身，官至体仁阁大学士，加太子太保衔，为官清廉，名播海内的著名书法家。 这幅祝寿图是张问陶与刘墉一起赠予冯珍的。冯珍是什么人呢？查《黎里续志》卷三：冯珍字子耕，号秋谷，太学侯选按察使照磨，善诗词，广交游，见闻宏扩，曾与当时侍讲学士梁同书、相国阮元、祭酒吴锡麒、太史洪亮吉、太守张问陶讨教切磋，著作有《尊古斋诗钞》《西泠杂咏》等。冯珍没有作过什么大官，即使上任，也只是个按察使照磨，以对照磨勘为职，一介主管文书的小吏而已。然而由于冯氏博闻强记，知识渊博，所以受到张问陶等人的尊重。冯比张问陶年长，晚年家居黎里，与居于虎丘的问陶常相问候。问陶于嘉庆癸酉（1813年）作了一幅“芝兰图”为冯珍祝寿。芝兰，《孔子家语·在厄》：“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芳”，比喻才质之美。 冯珍一向佩服刘墉，更喜爱这位刘罗锅的书法，遗憾的是张问陶作此图已是“癸酉年”，那时刘墉已经逝世9年了，问陶尽管与刘墉有交，也不能起死于地下。说来也巧，刘墉有一宠妾黄氏，擅长书法，刘墉晚年精力不济，求墨宝者络绎不绝，于是黄氏就出而代笔，几至真假难辨。最后张问陶登门向刘墉遗孀黄氏求得了墨迹，《祝寿图》终成完璧。此石一出，刘墉晚年由宠妾为他续墨的说法可以确定。 冯珍得到《祝寿图》，如获至宝，专门请人刻成石碑，为珍藏也为纪念。200来年过去，黎里文保所的有识之士，从冯家弄冯氏后裔处得到了这块《祝寿图碑》，妥善保存至今。 歪马张蔡岭香 黎里道光同治年间蔡家出了个蔡傅梅（106－1855），字未羹，从小读书聪慧异常，蔡氏一族将他看作千里宝驹，傅梅不到10岁，已经积诗百首，其中“十月先开岭上梅”一句，为众人称道，于是很早就为他取号“岭香”。就是这匹为蔡家寄予厚望的千里驹，在成人之后，却得了一个“歪马张”的绰号。 黎里的马张，在明清时期是远近闻名的，马张一般叫作搨马张，是一种五色套印的木刻版画，主要用作祭神祀鬼。马张套印弄不好就会出现五官不正的次品，称为歪马张。久而久之，黎里但凡人品不正的人，就被称为歪马张。蔡岭香其人在世时，黎里专门将他与歪马张联系起来，直呼为“歪马张蔡岭香”，甚至有人看到马张作坊内的次品，直接就叫“蔡岭香”的。 其实蔡岭香是个多才多艺的读书人，道光七年（1827）蔡考上秀才，进入吴江县学。秀才正式的名字是生员，一名秀才从普通生员到廩膳生员，一般要五至十年时间，蔡岭香不到三年就升为廩生。道光十七年（1837），刚过而立的蔡岭香通过学政考选，成为拔贡。原来，清朝经过考选可以取得升入国子监读书的资格的有五类贡生，分别是恩贡、副贡、岁贡、优贡和拔贡，其中拔贡最难。清朝初年，拔贡每6年举行一次，由各省学政经过考试，选拔出品学兼优的生员保送入监，乾隆皇帝定为12年一次，苏州府学每次2名，吴江县学只有1名，能够取得这个资格真是凤毛麟角的人物。蔡岭香能够选为拔贡，十分难得。蔡岭香志得意满之际，难免盛气凌人，恃才放旷，待人接物目空一切。道光十九年（1839），有位与他较为相得的贡生，专程来黎里拜会，临别赠有一首28句的排律，《己亥十月将计偕北上，过黎里与蔡岭香明经话别，得展秋水丈授经遗像，敬题即为岭香勖焉》，节录如下： “去年我从长安归，访公醉倒槐堂杯。今我又发长安道，公墓丛生书带草。 嗟公绩学富文翰，少日才名动里闬。落花诗律万口传，周髀算术九章贯。” “劝尔勿恃才华艳，雕褩绣帨徒取厌。愿尔益绍探讨勤，金马石渠正待君。” 诗题中称蔡岭香为明经，这是那时贡生的别称，诗句赞扬蔡岭香的才华，也提到他醉倒槐堂，恃才取厌的种种行迹，语多规劝。不过，真如俗话所云，江山易移，本性难改，蔡岭香的个性在以后的岁月里，越加偏执。 道光二十年（1840），蔡岭香参加乡试，考得举人。捷报连连，一路春风，黎里以及吴江全县，都认定他前途无量。在蔡岭香看来，得中进士犹如探囊取物，稳拿。不料，接下来蔡岭香连续两次参加京城礼部会试，都没有能够连捷。紧接着是父母大人的丧事，长达6年在家守孝，无法参试。 尽管连续两次会试失利，尽管在家翘首以待，不过蔡岭香丝毫没有垂头丧气，反倒趾高气扬，甚至有点玩世不恭了。蔡岭香富有天赋，记忆力极好，读书过目不忘，广观博览，腹笥十分丰盈。当时好多读书人都想借阅蔡氏藏书，更多人希望与他交好。蔡岭香放出话来：不读五千册书者，不得登蔡氏之门！因此，弄得那一班文人学子都不敢自讨没趣。他家收藏极富，金石图书，晋唐碑帖及名人尺牍，应有尽有。蔡岭香多方擅长，诗词娴熟，有七步八叉之才；书法高妙，酷似董其昌。不过，他的眼格极高，对于一般文人的诗词、书画及篆刻，他总是摇头，横挑鼻子竖挑眼的，常常弄得人家尴尬万分。至于制艺，他更是拿手，对于禊湖书院的应试之作，往往嗤之以鼻，甚至说这种东西只能拿来擦屁股。 没多久，黎里文人中悄悄流传着一个蔡岭香的故事，说这个故事发生于蔡二次赴京会试途中。当时蔡岭香会同蔡云生、蔡左香二位族人，雇了一条画舫，远赴北京参加会试。第一站到了苏州，反正时日还早，逗留几天不妨。在蔡岭香的带领下，三人上妓院听琴唱曲，弈棋喝酒，流连缠绵了好几天。妓院玩乐是高消费，计算一下盘缠开销，可能到京后的花销会难以维持。蔡岭香计上心来，说有办法，你们二人明天到隔壁的绸缎庄去，选购被面……余下的我会妥加处置。次日，云生和左香，来到绸缎庄，说要购买4个上好绸被面，挑挑拣拣，磨磨蹭蹭，迟迟不肯付款，弄得店内阿大先生非常的不耐烦。店老板也出来了，暗暗地皱眉，仔细打量起这两个主顾。突然，云生的袖管里滑落了2个绸被面，阿大先生一见，马上一把揪住，这被面是怎么回事？云生不承认偷拿，说是在别家店里买的。阿大与老板一起上前揪人，结果四个人推推搡搡，嘴里不清不爽。云生赌神罚咒的，就是不肯承认。阿大气不过，上前抄了他一个耳刮子，二人四拳相对，店堂顿时成了拳击场。好在这时地保来了，略一问讯，就准备带云生他们到官衙去。正在这时，蔡岭香踱进店来，问了事情的原委，他不慌不忙，掏出了一张票据来，原来这2个被面真是从另一家绸缎店里买的。阿大先生一看呆了，老板也傻了眼了，怎么办？蔡岭香说：我们三人都是赴北京会试的举人老爷，你们有眼无珠，凭空污蔑，该当何罪？正好，见官去，见官去！老板连连作揖谢罪，恳求三位宽宥。戏演得差不多了，蔡岭香开出了200两白银这么一个条赋，后几经回复，最后实得100两银子了事。 故事流传的同时，蔡岭香歪马张的绰号也悄悄传开了，后来索性“歪马张”与“蔡岭香”就划上了等号。蔡岭香依然故我，目空一切。事情又有发展，每当更深人静，隔三差五的会有一种声音：“蔡岭香死在北角荡！”夜空里，尖利利的，令人毛骨悚然。原来，蔡岭香平时有相当多的不良嗜好，特别是酗酒和赌博。他几乎天天喝酒，动不动烂醉如泥。好多高朋前来拜访，他往往醉倒在黑甜之乡，无法接陪。他精通数学，因此能掐会算，擅长打麻将，十赌九赢；牌九，只有32张牌，他更是算计精到，十赌十赢。每隔二三天，他就要往盛泽去赌博，那里的赌场大，台面输赢也大。不能在科场上施展才能的年月里，他在赌场内找到了用武之地，他的聪明才智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北角荡，正是蔡岭香去盛泽乘船的必经之路。为此，蔡岭香每次雇船或乘坐航船，都额外加钱叫船家绕过北角荡。 守孝期满，蔡岭香已经47岁，第三次参加会试，可惜这一次依然名落孙山。好在大清王朝规定，举人三次参加会试不中，准予参加吏部拣选，一般都能铨补知县。蔡岭香顺利通过拣选，由于当时实缺太少，需要候补相当长一段时间。 候补期间，蔡岭香心境不顺，脾气更大，赌瘾也更大了。咸丰五年（1855）深秋的一个中午，他喝得醉醺醺的，要乘坐航船去盛泽了，家人都来劝阻，可是素来个性倔强的他，怎么也阻拦不得。刚一上船，他就打起了瞌睡。这次，船家没有绕行，径直摇进了1200多亩的北角荡，这里水大浪高，无风也有三尺浪，偏偏这昏暗的老天，又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天低云暗。突然加狂风大作，乘客中有人大叫：“不好了，船要翻了！”“蔡岭香，死在北角荡！”蔡岭香蓦地惊醒过来，迷迷糊糊地跳将起来，往船头上一窜，一个跟斗跌进了北角荡。第二天，蔡家花了重金，请了两条丝网船，才将蔡岭香的尸体打捞上来。 蔡岭香总算还有几名文友，深深为之痛惜，他们聚会一起，追思岭香，为他编辑印行了《思无邪诗文集》和《岭香诗余》，又商量撰写一副挽联，其中一人拟了一个上联：“厄并子安，落霞警句高千古，苦无偶语”；徐达源的儿子徐晋鎔接了下联：“狂追太白，提月仙踪渺十洲，群相叹服。”上联将蔡岭香比为早年溺毙的唐初才子王勃，下联则说他犹如李太白那么狂放。盖棺论定，可谓贴切。（本文部分资料由倪九余提供） 不准考科举的陶家 黎里镇唐桥南岸向西30来步，那里有一条陶家弄，晚清与民国年间曾多次改名，现在定名为托儿所弄。追踪历史，好象一直有人有意要抹掉陶家在黎里镇上的种种留痕，个中原由，主要源于陶家在太平天国时期的一段纠葛。 清朝初年，浙江绍兴陶家堰陶氏一个分支迁居到吴江黎里镇东北一个名叫“梓树下”的乡村。迁居至此的陶氏先人，子孙繁衍，家道殷富，在梓树下构建宽敞的房屋，前厅后堂、厢房书斋一应俱全，沿河筑有河埠，盖起巨大的船棚。到清代中期，形成港南港北两陶。可是乡下治安不靖，陶家遭到土匪觊觎，多次上门来抢劫。道光末年，部分陶氏族人迁居黎里镇，其中陶思博（号茂林）一家，在唐桥南岸购屋定居，堂名容保堂。陶思博读书不多，不过他能说会道，颇有人缘，在容保堂安居了十多年。咸丰十年（1860）太平军攻占黎里，当时黎里组建的地方武装团练，全力反抗，结果大败，真可谓玉石俱焚，合镇为此而死于非命的男女多达200余人。为此，太平军慕王谭绍洸专门安排钟良玉在此驻守，钟是湖南人，满清政府举人，驻扎在镇东地藏殿内，接手后，一连好几天接见当地缙绅、宿儒，据见过钟头目的人说，钟待人颇为谦和，真有几分仁爱云云。其实钟良玉目的是要选择一批乡官，为太平天国征收赋税。陶思博等十多人就在这特定的境遇中，被人推举出来，经过钟良玉的面谈考察，分别授予乡官。太平军设置的乡官，分为六级，较小的是伍长、卒长、两司马，往上是旅帅、师帅，最高是军帅。黎里镇被推十多人，大多派为旅帅之职，唯独陶思博，被授予军帅，乡官中最高的职务，总管黎里镇及周边乡村。 当时，太平军把城隍庙、玛瑙庙等庙宇放火烧毁，将庙宇内的香炉、铁签、铜钟或铁钟尽数抬去，熔化后浇铸大炮。又在火烧场上搭起高台，汇集全镇百姓进行训话。主要内容是宣讲拜上帝会的教义，征集钱粮。可是，老百姓多数怀着强烈反抗情绪，一句也听不进去。百姓们抱成了团，就如黎川市河的石驳岸一样，整整的，铁硬铁硬，太平军这条大铁船，硬是要靠岸，这就硬碰硬了，怎么得了。好得陶思博，他作为太平天国的军帅，站出来，两头说话，缓和了双方的矛盾冲突。他提出维持地方治安的数章约法，简化了征收钱粮的程序，只按照田亩多少，商铺大小，折合成现银，上缴给太平天国。一般平民百姓，生活艰难，就免征了。 太平天国建立，尤其是定都南京以后，多次举行科举考试。自明至清，一般秀才考试三年二次，乡试会试三年一次。太平天国需要人才，每年都举行县试与乡试，甚至一年举行四次，以天王洪秀全名义举行的叫天试，东王杨秀青举行的叫东试，北王韦昌辉的北试，翼王石达开的翼试。咸丰十一年（1861），杨秀青、韦昌辉在内讧中被杀，翼王石达开带兵出走，四试只剩天试。太平天国急需延揽各路人才，洪秀全下令各县各府全面举行“莠士”考试。莠士，其实就是秀才，洪秀全为了与清代的科举考试有所区别，在“秀”上特加廾头而成“莠”。太平天国的乡试中式者不称举人，称为博士。考试时，规定必须避讳的字，比如为了避天王洪秀全的讳，秀与全，分别写作“莠”与“荃”；为避杨秀青之名，“青”作“菁”；为避南王冯云山之名，“山”改写成“珊”字；为避西王萧朝贵之名，“贵”改写作“桂”字；还有国家的国字，当中的“或”字改写成“王”字，顺字偏傍的“川”字，中间要求少写一竖等等。太平天国也有武士考试，县试与乡试取中的分别称猛士与勇士。可是，黎里与其他乡镇一样，读书人大多处于观望状态，不肯随便应试。上面催得紧，陶思博多方动员，带头将自己的儿子莘农送去参加县试，最后陶莘农取为莠士。 二年以后，太平天国失败。黎里镇的乡绅，将陶思博通长毛，陶家子弟参加了长毛的科举考试等情由，逐级上报至县府，于是陶氏一族被列为贱民，世世代代不得参加清朝举行的科举考试。 陶家的子孙后代认为，先祖陶茂林有功乡里，尊称为赋秋公。正是由于赋秋公，才使得黎里的平民百姓不再受到侵害，虽说征收了赋税，但比起满清政府来，可谓轻徭薄赋得多。 在黎里，一直流传着一个贬义的名词“陶白虱”，出典就在陶身上。这一黎里镇独特的名词，专指那种爱占小便宜，且占了小便宜之后还要贬损他人的人，实在是打上了黎里士绅歧视陶思博的深深烙印。陶思博从乡下迁居到黎里镇，在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社会，颇不容易立足。不过，陶思博也不是任人宰割的软蛋，他非常会算计，门槛非常精。有几次陶赴他人的宴席，他不肯同镇上的头面人物同席，也不和一般客人同桌。主家因为客人多，往往专门为孩子们安排一个席面，陶氏就与孩子同席。陶氏的食量特别大，很能吃，一桌酒菜，一个人能包个十之八七。他特别爱吃肉，一只蹄子，先是“卷铺盖”（搅蹄子的皮），接着再“劈硬柴”（吃蹄子的精肉），三下五除二就全进了肚里。每每这种时候，有人就会冷嘲热讽，什么卷铺盖、劈硬柴之类，都是旁人为陶氏造出来的讥讽话。陶氏则反唇相讥，时不时抓住对方的瑕疵，一拳来一脚去。于是，有人专门为陶氏取了一个绰号“陶白虱”，说他“青布衫上白虱，吃人又钝人”（比喻式土话，占了别人的便宜，还要用话贬损别人），久而久之，陶白虱之名就此传开，陶的真名反倒不被人记起。陶白虱就成为“吃人又钝人”者的代名词。太平天国之后，因为陶白虱当过“长毛”的乡官，陶家被打入了另册，陶白虱更是受尽讥讽。有人揭出了陶白虱的多种隐私，说陶为了延年益寿，掏钱让哺乳妇女给他喂奶，他专门让这几名妇女吃不放食盐的炖猪蹄，认为这样的乳汁最能养人；喝人奶之后还要吃“阴枣”，说陶将一名流落街头的少女收留在家，每天夜间将一枚枣子塞进少女的阴道里，第二天他拿来吃掉，认为这是采阴补阳。这，让黎里民众真假难辨，也让陶白虱有口难辩。 陶莘农这个“长毛莠士”，连同他的儿子陶藕舲及五个孙子，当然还有后来的子子孙孙，都打入了另册，不得参加科举考试，时时处处受尽歧视。 晚清时代，柳亚子与陶藕舲的儿子颇有交往，其中老二陶亚魂与老五陶承周最为相得。这在柳亚子自传《五十七年》中有记载：“亚魂弟兄五人，是用唐虞夏商周做排行的，亚魂是老二。老大号绩唐，不是我们一派人。老三号甸夏，东吴大学毕业，但思想也不能和我们共鸣。老四早死，不知叫什么殷呢，还是什么商，弄不清楚了。神州是老五，他倒是我早年很忠实的门徒。他年龄比我略小，人极聪明，讲话颇幽默，头脑也清楚。”（柳亚子文集《自传·年谱·日记》177页）陶亚魂名佐虞，患有肺结核，1904年与柳亚子一起到同里镇读书，身体吃不消了，柳亚子与亚魂的弟弟陶神州雇了船送他回黎里养病，不到10天竟然就去世了。陶神州本名赓照，字承周，神州一号是柳亚子为他所取。对陶神州，柳亚子在《自传·年谱·日记》148页也有一段记载：“陶亚魂，他原名叫赓熊，号佐虞，别号嘂旦，……他原籍吴江，住居黎里乡间一个小地方，名叫‘梓树下’。他的祖父是土豪之类，太平天国时代，曾当过‘乡官’。太平天国失败后，人家攻击他，不准他的子孙考试。于是，亚魂便去杭州冒籍，考进了仁和县秀才。”  （6.3.18青年陶神州） 从陶思博到陶亚魂已经传了四代，陶家始终不得参加科举考试。1905年，满清王朝科举制度寿终正寝，考科举成为过时黄花，不过镇上的官员、乡绅对陶氏一族的歧视依然如故。 1909年11月13日，南社在苏州虎丘成立，与同盟会互为掎角，致力于推翻满清王朝，陶神州随即入社，入社号81。陶神州的堂兄陶绍煌，字粟己，亦园，后来也加入南社，入社号931。 陶绍煌有三个弟弟，陶的父亲从《易经·乾卦》的卦辞中选取“元、亨、利、贞”四字分别为他们命名，陶绍煌排行老大，按谱名属“元”。陶氏四兄弟，虽然饱读诗书，但由于心存隐痛，无法晋身仕途，除了经营田产，就是经商。兄弟四人在芦墟和黎里两镇分别开有两个店铺，芦墟镇上开的是爿陶懋隆酱园，铺面很大，黎里镇上开的是义隆衣妆店，在唐桥上岸东首，三开间门面，十分气派。两个铺面，四兄弟合股，自有聘请的经理与襄理操作经营，平时主要由老大陶绍煌监督。 陶绍煌经常去芦墟镇，关心陶懋隆酱园的营销，陶绍煌注重谋划薄利多销，因而近悦远来，生意兴隆。酱园里多的是瓶瓶罐罐，缸缸甏甏。绍煌到得店里，总喜欢帮助搬缸翻甏，长年累月练得一手好臂力，这在读书人的圈子里，实在难得。1923年，绍煌有感而发，请人绘了一幅《运甓图》，柳亚子观赏后，作有《为陶亦园丈题＜运甓图＞》一诗，中有“迢遥华胄珍先泽，重见陶家《运甓图》”、“画苑松陵沈侍中（雪庐），银针玉薤重王翁（琴斋）”、“题诗惭愧殷勤意，寒雨冲泥夜叩门”等诗句。(柳亚子《磨剑室诗词集》519页)《运甓图》运用了《晋书·陶侃传》之典：“侃在州无事，辄朝运百甓于斋外，暮运于斋内。人问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过尔优逸，恐不堪事。’其励志勤力皆此类也。”甓，一种陶泥炼制的砖，较一般泥砖坚固，重量也大得多，后人常用“运甓”比喻刻苦自励。陶绍煌所运的甓，不是什么陶泥所制的砖，而是陶懋隆酱园里的缸甏。陶绍煌绍作《运甓图》已是民国十二年，当时曹锟贿选获得成功，从图从诗，约略可以窥视到他深藏不露的积极用世之心。 陶绍煌淡泊宁静，笃行好学，恂恂然一派儒雅之风。平时雅爱王羲之的十七帖，临摹颜鲁公，一手好书法。至今在吴江博物馆内保藏着他多件手迹，其中一副为人祝寿的红对，上款：“淦生姻兄大人大雅正之”，联语：“汾阳大富贵亦寿考，庐陵蓄道德能文章”，落款：“亦园陶绍煌”，下钤二枚印章：“亦园”、“陶绍煌”。每条纵176厘米，横36厘米。气象宏大，笔力遒劲，颇有功力。 陶神州的女儿陶秋英，于1936年2月7日，参加了南社纪念会，父女俩拜见了柳亚子先生。  （6.3.19陶秋英） 陶思博到陶秋英已经传了五代。陶秋英（1909－1986），是著名文史学家、书画家、诗人。自小聪慧俊秀，才思敏捷，朴素温柔，善良直率。先后就读上海商务印书馆尚公学校、吴江芦墟女子国民学校、上海爱国女学等校。1926年9月考入上海持志大学中文系。1929年10月与来校执教的老师姜亮夫相识并相爱，可是陶家早年已为秋英择定了婆家，秋英的自由恋爱得不到父母的同意。1930年9月大学毕业后，秋英为逃避家庭包办婚姻，到苏州私立乐益女中任教。1931年9月，考取燕京大学研究院中国文学研究生，由于父母包办的旧婚约尚未解除，没能得到父亲学费资助，她向伯父借款500元北上就读。1932年6月完成燕京研究生学业，获燕京大学文学硕士学位，南归上海，先后执教于上海明强中学、上海中西女中和杭州弘道女中等学校。 抗日战争爆发，陶秋英随父母一度避居苏州和同里等地，没多久回到上海。1938年8月28日，姜亮夫自法国返沪，经过十年蹉跎，忠贞不渝的一双恋人终于走到一起，在上海威海路中社举行了婚礼。吴江著名学者、妇女解放运动先驱金松岑老先生，特赠予姜陶二人一幅《海燕南归图》，并作有亲笔题诗。婚后第二天，姜陶二人在朋友的帮助下，乘船“私奔”，辗转香港、越南等地。经过金松岑等人的多次劝说，秋英父母终于承认了女儿的婚姻。1940年9月后，夫妇俩先后执教于成都华西大学、三台东北大学、云南大学和浙江英士大学。 1949年11月，陶秋英被聘为云南大学文史系教授。1953年，夫妇俩奉调至杭州浙江师范学院。1954年，得顾颉刚介绍，秋英到上海四联书店作编辑工作。1959年，秋英补校了夫君姜亮夫1937年纂辑的《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改名《历代人物年里碑传综表》，由中华书局出版。 陶秋英在中国古典文学史论研究方面建树颇多，著述主要有《中国妇女与文学》《汉赋之史的研究》《宋金元文论选》《敦煌碎金》《郑和下西洋》《〈红楼梦〉中的佛道思想》等。其中《中国妇女与文学》和《汉赋之史的研究》，先后在内地和港台多次再版，风靡学界，影响深远。《中国妇女与文学》一书，被认为是女性学者撰写的第一部中国妇女文学史研究著作。 陶秋英涉猎广泛，新旧诗体兼善，诗词清新隽永，才锋遒明，欧风时雨，多富新意。早年就为师公金松岑和夫翁姜思让诸老先生激赏，丈夫姜亮夫也自叹不如。 陶秋英多才多艺，除诗文外，书画皆擅，14岁就有画作入选《中国画报》。晚年重拾画笔自娱，创作了大量书画作品。她擅长画山水，笔致风秀，墨色清逸，意境高远，富有书卷气。1981年4月，在浙江省文化会堂举办《画家秋英国画展》，钱君匋、沙孟海诸先生为之题词，颇得社会好评。诗人书法家吴亚卿先生有《观女画家秋英先生国画展览口占》一诗：“生花妙笔写丹青，碧树青山有远情。遣得诗书来画卷，雅人深致老弥清”，堪称的评。陶秋英及其夫婿的墨迹，张充和先生收入了《云龙集》。 1986年6月2日，陶秋英在杭州病逝，丈夫姜亮夫撰写了一副挽联：“十年知友、五十年夫妻，辅我著书，福泽愧对赵文敏；卅卷诗文、三百卷绘笔，教女成材，哀荣有过谢夫人。” 现在，陶氏一族已经传到了第八代，遍布各行各业，有生活在梓树下的，有生活于黎里镇的，更多的是分布于全国各地，乃至走出国门，人才济济，其中教授、学者类的专家代有传人。（本文部分材料由陶氏后裔陶懿与梅堰庄培尧、莘塔董春官提供） 本文作者：黎里古镇保护委员会顾问李海珉 注：《古镇黎里》一书经原作者授权发布，如需转载请联系原作者。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