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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多年前子夏一句“仕而优则学，学而优则仕”，将做官和读书联成一体：官做得有声有色了就可安逸地读读书，书读有所获了就可以做做官。当书还刻在竹简上时，读书只是贵族的特权，所谓“学在官府”；等到春秋王官解纽，学术下移，私学兴起，平民才有机会读书，所谓“学在四夷”。家无读书子，官从何处来？读书成了平民做官上升的通道。 到了隋唐以后，科举制度更是将“读书做官”制度化。“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成了天下书生的梦想。那幺，是不是古人做了官就真的不读书或不用读书了呢？  白天做官，晚上读书 读书人在古代有一种天然的优越感，如果在乡间，家有秀才，那幺其地位就会高于别家；在官场，书香门第同样是引以为傲的事。因此，古代官员“白天做官、晚上读书”，十分普遍。 一是习惯使然。历朝历代的官员大多年幼时就开始学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寒窗苦读，养成了长年读书的习惯，做了官以后大多不改其习惯，能勤于读书，即使在休假中、退休后也依然手不释卷。总之，读书是古代官场的主流。 二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社会价值观的推崇。魏晋南北朝和唐宋时期，品评官员往往看其出身门第、识其谈吐风度、论其书法辞章、讲究名望口碑等，有了这些不成文的尺度，官场上读书、作文蔚成风气，不读书之辈很难在官场里立足和生存。 三是宰相须用读书人，历代皇帝用人导向的指引，以及偃武修文、重用儒生的制度建设，都要求做官必须读书。汉武帝时考核提拔官吏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能否通达儒学。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治的儒生备受器重。汉朝标榜以孝治天下，因此，汉代官员争相阅读《孝经》。据《太平御览》载：“故汉制天下皆诵《孝经》，选吏则举孝廉，尽以孝为务也。”“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官员自然也就将学习《孝经》奉为必修课。 盛唐时期好学之风遍及朝野，官员士子对读书极为重视。唐太宗常言“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告诫百官多读史书。韩愈说，“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中唐以敢于进谏出名的阳诚因家贫无书读，便去做了抄书吏，昼夜不出门，“经六年，乃无所不通”，堪称“励志哥”。 史载“宋太宗崇尚儒术，听政之暇，以观书为乐”，宋真宗“听政之暇，唯文史是乐”。公元990年，宋太宗更是向各路官员遍赐《九经》，赵普、范仲淹等宋代名宦几乎个个都是勤学苦读的典范。宋太宗给赵普撰《神道碑》，称其“及至晚岁，酷爱读书，经史百家常存几案，强记默识，经目谙心，硕学老儒，宛有不及”。《宋史》对宋代官员的读书之风给予了高度评价：“上之为人君者，无不典学；下之为人臣者，自宰相以至令录，无不擢科，海内文士，彬彬辈出焉。”  明成祖朱棣看到“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便于永乐四年动用文人儒臣三千余人，集古今图书八千余种，历时六年编成11095册、3.7亿字的《永乐大典》。在统治者的大力倡导下，明代刻书业发达，书市繁荣，尤以帝京云集天下书商，书市之大，书籍之全，历史罕见。明代官员亦以淘书、刻书为乐，举凡科举考试上榜者“必有一部刻稿”。 清代官员中不仅汉人热衷读书，就连满人都爱学汉文读汉书。清代前期出了不少通晓汉籍的满族官员，如和王申 就是一个饱读诗书的文人。康熙皇帝更是作出了表率，他不仅能诗善文，对西方的算学、地理、光学等自然科学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还下令将《几何原理》译成满汉文字发给官员学习。 上马杀贼，下马读书 古代官员分文官和武官，文武之间最容易产生矛盾，互相瞧不起。五代后汉时，双方曾大吵一架。这边说：“安定国家在长枪利剑，安用毛锥？”“毛锥”就是用来记账收税的毛笔。那边说：“无毛锥则财赋何从可出？”武官认为文官“授之握算，不知纵横，何益于用”？但统治者当然明白这是片面的理解，连元初耶律楚材都主张“守成必用儒臣”，重视保护书院，优礼儒士。 绝大多数武将出生入死之际，也认识到读书的重要性，重视谋士，如刘邦、刘备等。有的武将本身就是文官，如辛弃疾、陆游等；也有不少文人投笔从戎，征战沙场，特别是大唐和大宋年间；还有的武将酷爱读书，如关羽灯下读《春秋》，曹操本身就是诗人，武人狄青接受范仲淹建议读兵法终成一代名将。另外，文官爱读兵书也很普遍，如韩信据说得了一部《太公兵法》。 赵匡胤出身行伍，却酷爱读书，他随后周世宗攻打淮南，有人告发他私载货物数车，一查，发现其实是数千卷书籍。周世宗说：“你一个武将，应该多想想坚甲利兵，带这幺多书干什幺？”赵匡胤回答：“臣承蒙陛下用为将帅，担心不能很好地完成任务，所以弄来些书随时观看，就是为了学知识、广见闻、增智虑啊。”公元962年，赵匡胤对身边人说“欲武臣尽令读书以通治道”。 明清两代的督抚本身还兼军职，负有战守之任。王阳明一代大儒，先后带兵平定了多次叛乱；曾国藩率湘军东征，身边将领如罗泽南、胡林翼、郭嵩焘、刘蓉、左宗棠、李鸿章等大多是读书人，他们朝出鏊兵，暮归讲道，上马杀贼，下马读书。湘军悍将曾国荃的志愿就是“百战归来再读书”。太平军李秀成后来总结失败的原因之一便是太平军中无读书人。 拜师交友，读书悟道 西汉刘向说，“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读书历来都是修身养性、明理求道的重要途径，也是衡量人品官德的重要标准。读书穷理，格物致知，为的就是明心见性，正身立德，“热闹场中冷得下，纷华场中淡得下，艰苦场中耐得下，便有几分人品,几分学力。” 《论语》云：“学也，禄在其中矣。”多读点书，不断总结经验，提高自己，是一种继续学习，既是儒家要义，也是为政需要，且不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礼无以立，官员读书旨在增加学识，开阔心胸，提高施政水平。如董仲舒以《诗经》《春秋》断狱，赵普以《论语》为治理天下的依据等都是一时美谈。 北宋寇准被罢免丞相后，以刑部尚书知陕州，蜀帅张咏返京述职时路经陕州，寇准以东道主身份接待他，临别时低声问张咏：“何以教准？”张咏只说了一句话：“《霍光传》不可不读也。”寇准不解其意，立即命手下找来《后汉书》阅读，读至“不学无术”四字，笑着说：“此张公谓我矣。”可见即使官居高位，长期不读书不学习，也贻误国事、害人害己。  古人可读书籍有限，为了弥补不足，士大夫之间还重视拜师访友，以广见识，以开心智，逐渐形成各自的师友圈，或书信往还，论书问学，或借假日相邀而聚，以文会友，品评文章，交流心得，互相启发，相互促进。这样的事例史不绝书，如曾国藩在京城时到处拜师学习，交友访学，寻求读书良法。后来做了高官，他身边也聚集大批门生好友，如李鸿章说，“吾从师多矣，莫若此翁之善教者。”这为他们后来书生领兵奠定了基础。 着书讲学，化民成俗 古代官员仕宦一生，最终往往将安身立命之地寄于学术事业，将“求道”作为自己一生最大的奋斗目标。读书成为古代文人士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不二选择，恪守“立德立功立言”的人生目标。读书也是“透得名利关，便是小歇处”。《红楼梦》里薛宝钗就以自家是个读书人家，祖父爱藏书引以为傲。 一是在着书作文方面勤勉笃毅，成为作官和作文两方面的典范。汉唐以来大小官员中，身为思想家、文学家、史学家的就不少，文化人和政治家往往合为一身。特别是自魏文帝曹丕把文章提到“经国之大业”的高度后，诗文着述就成官场的显规则。古代官员大多能咏诗言志，赋词遣情，并将其融汇于从政实践中，涵养为一种以读书铺就为官之路、以为官提升品性的优良传统。唐宋官员几乎人人都有诗文集传世，南宋司法干部宋慈还撰写《洗冤集录》，成为中国法医学的里程碑之作。 二是在讲学布道方面不遗余力。如唐宋官员每到一地，都乐于收门生，建书院，讲学传经布道。宋代书院之发达，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明清继承这一传统，讲学之风更盛。如万历年间，以顾宪成为精神领袖的一些文官经常利用休假时间在无锡东林书院读书讲学，议论时政。顾宪成还为东林书院题联：“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清代特别是甲午战争后，官员们终于从虚骄梦中惊醒，士林争讲西学，官吏竞谈新法成为官场新常态。开读书会成为政务之余的新时尚，如长沙由谭嗣同、熊希龄发起南学会，联络全省官绅读书讲学，每七日集会演讲一次，听者数千人，“专以开浚知识，恢张能力，拓充公益为主义”。 着书讲学，在官员们看来也是儒家赋予他们的社会责任，正官风，倡士风，教民风，化民成俗，开悟民众。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