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容庚1947年作行书五言诗 容庚，生于1894年，1983年去世。本名肇庚，字希白，号颂斋，广东东莞人。我国著名的古文字学家、考古学家和收藏家，在篆刻学方面也有很高造诣。 琉璃厂是个大学堂 容庚于1922年北上求学，在北京学习、工作和生活二十多年，这段时间是他学术研究的巅峰期，他研究金文和青铜器的代表作《金文编》和《商周彝器通考》就是这段时间完成的。学术研究离不开史料，研究青铜器更离不开出土文物，容庚之所以能成为青铜器研究大家，故宫的藏品首居其功。 1926年，容庚被聘为北京故宫古物陈列所古物鉴定委员会委员，是鉴定委员中最年轻者，因为他精通金文，可以通过文字辨别古铜器的年代及其真伪。当时中国博物馆尚未完备，公家所藏仅故宫一家，除此之外，便是私人所藏和琉璃厂、隆福寺等处文物市场了。如果说故宫是文物的海洋，那么琉璃厂就是一所大学堂，是流动的博物馆和图书馆，容庚的个人收藏是从这里开始的，他的学术研究也由此进一步登堂入室。 容庚最早逛琉璃厂，以购买书籍为主，他当时是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不过一介寒士，如1925年1月1日容庚日记载：“饭后与三弟游市场，购得旧抄本茅鹿门批本《韩文集选》残本一册，价铜元二十枚，罗复庵行书联一对，价四角。”1月26日又记：“逛琉璃厂，购《康南海戊戌遗笔》一册。” 1928年4月28日，容庚在日记中写道：“余向不入古玩铺之门，以囊中羞涩，爱而不能得，徒系人思也。”正是这一天，他与范天祥、明义士逛琉璃厂，在尊古斋购得一昜兒鼎（价五十元）、一三羊镜、一得志玺、一宗妇簋。这是他购青铜器之始，从此一发不可收拾，收藏从无到有，从简到丰，他的《金文编》由此得到充实，他也从此开始了编撰《商周彝器通考》的历程。 热衷收藏书画作品 书籍、铜器之外，容庚最热衷收藏的是书画作品。 1926年9月，容庚与谢国桢、王振铎拜访张伯英，借得王羲之书帖，编辑成《二王墨影》付印，从此对与王羲之、王献之有关的碑帖倍加留意。1933年11月，容庚购宝书堂《兰亭稿》，1938年9月10日，容庚日记载：“九时半至文奎堂，阅《兰亭八十种》，佳甚。尽录其题跋，即午饭亦未食也，四时乃毕。还价千六百五十元，有允意。”第二天，“属文奎堂送《兰亭叙》至琉璃厂，同往请罗复广审定。复广极言其佳。”9月12日，他即付款1650元给文奎堂，购下《兰亭八十种》，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1939年，容庚据此编成《兰亭集刻》，并作《八十三种兰亭记》。1943年3月，他从书商倪玉书处借得《兰亭阁》一卷，马上开始校、临《二王帖》。正因为得益于这一批收藏和持久的研究，上世纪60年代，容庚才敢于在自己家中与康生就《兰亭序》版本问题据理力争，毫不相让。 抗战爆发以后，容庚心绪烦闷，教学研究之外，常以笔墨为乐，寄情于书画之中。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燕京大学被日军占领，容庚重回上斜街东莞会馆，此地与琉璃厂咫尺之遥，他常常留连于厂甸、隆福寺等地，这个时期购入的明清书画难计其数，从日记中可见一斑。以此为基础，后来容庚写成皇皇巨著《颂斋书画小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容庚开始购藏、研究丛帖，他说：“所居密迩琉璃厂，时至观复斋、富华阁、翠墨斋假丛帖观之，并编录其目，或选购一二。”1953年，容庚“复至北京，丛帖不为时尚，有用作爆竹原料者，收复百余种，如贫儿暴富矣。”容庚研究丛帖成《丛帖目》，而其所藏前不久由广州博物馆编成《容庚藏帖》，共170种270余函。 梁鼎芬的风趣 1932年1月20日容庚日记：“购梁鼎芬手札一册，价五元。”容庚后来给这批尺牍编目时自注：“四十一纸与张香涛，十纸与端仲刚尤自风趣。”梁鼎芬（1859—1919），号节庵，广东番禺人，光绪六年进士，散馆授编修。梁氏曾为张之洞幕宾，与张之洞函多为公务尺牍；梁氏与端方之弟端绪（仲纲）等人为诗友，致端绪函多谈诗。上世纪50年代末，容庚应香港《大公报》副刊艺林之邀，写作了一系列有关书画收藏的文章，其中一篇就是《梁鼎芬的风趣》。 容庚此文开篇即说：“广东每当易代之际，颇多慷慨奇节的人，表现南方之强，清末梁鼎芬也算是一个。”梁鼎芬有一通致端绪手札，是关于作诗、赏诗的。关于作诗，他说：“病榻无聊，不能行，不能坐，不能观书，惟有作诗而已。诗亦作不好，惟有学白、陆体易成篇，心中亦好过。”又说：“病院每夜必呻吟，有二事：一疮口痛楚，左边手足不便，转动皆痛，因此叫苦。宽仆随院伺候尚好，惟好睡，每叫不能醒。一枕上作诗不成，必要呻吟，往往哼之达旦。仆人不知，以为病也，起来招呼，吾喝之乃悟。”关于赏诗，他以诗被陈三立激赏而自豪：“伯严来问病，尽以示之，自嫌滑易，必为渠大笑。乃伯严说，亦有恰到好处者。”“作诗甚多，昨夜始成一首，系简伯严者。此公是大敌，眼睛又识货，不可随意也。”此诗及信又转与宝熙（宝二爷）、李孺（李大爷）、易顺鼎（易小姐）看，易顺鼎他称易老五，为何称“小姐”呢？“晦若谓其人如荡姬佚女，色艺冠时，可谓推许尽致矣。小姐好脂粉，故诗中有此气，此语小姐闻之最乐也。”这就是梁鼎芬的风趣。 前人所藏泽被后世 在容庚繁多的收藏中，名人尺牍只能算一个副项，但其购藏也并不止于此。1925年4月10日他在日记中写道：“购李文田手札五页，价五角。尚有张之洞、周锡恩、沈曾植诸人手札，未购也。”容庚在北京时与李文田之孙李棪过从甚密，南归后又与李棪之弟李曲斋交往频繁，他所藏李氏手札可能已经转让其后人。 1943年8月14日，容庚日记：“宋估送龚橙手札三十余页来，索价百元。”9月4日又记：“早游琉璃厂。下午访张骥，得见武某文徵明《两溪图》、释弘仁《某寺图》，皆甚佳。得龚橙尺牍，三十馀页，价五十元。”容庚原藏亦不见于后人著录，令人遗憾，但愿龚橙这批手札仍存于世。 容庚收藏文物本欲作为研究之资，但由于客观的原因，这批藏品在他生前并未能物尽其用。令人欣慰的是，他的藏品仍然基本完好地保存下来，作为文献资料和艺术品泽被后世。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