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形制辨伪 一个鉴别者的头脑里，储存了众多的不同时代的不同铜器的图像。当鉴别某一件铜器时，自然而然首先将它与储存库的图像进行对照，看它与哪件铜器图像相近似。这时就可能产生两种情形：一是找不到与之相应的储存库的图像。换言之，这种形制的器物从来没见过。二是与储存库的某一图像接近。 第一种情况包括两种可能。或者是发现了以前所没有发现的新的形制的铜器，那是值得庆贺的。例如早先认为附耳鼎出现在西周中期，当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附耳鼎时，不免让人又惊又喜。或者是一件拼凑起来的伪器，作伪者用几件旧铜器中的残片按自己的想象拼成一件新器，或者将真器的某一部分改造，或者干脆另起炉灶，制作一件从未有过的形状奇特的铜器。对于内行来说，很容易看出破绽，而一般的收藏者则容易上当。他们对每一类青铜器在各个时代的特征不清楚，或不太清楚，误以为是某某时代的器物而加以收购。或者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件稀有的器物，产生新奇感，不再仔细观察。物以稀为贵，作伪者以形制奇异而吸引人，来迎合收藏者的心理。 《西清古鉴》载有蟠夔鼎，它是将颅的上半截甑添加三足而成。兽耳尊则是在倒置的车銮之柄上加两耳及口沿。或者将锌于倒置，据掉虎纽，加上两耳，既可以伪作壶，也可以伪作尊。由于是拼凑或改造的，锌于无论如何变化，其腔体与尊和壶还是有较大区别。同时添加的部分如三足、两耳，它的成分含量不可能与原器一致，因此反映出来的地子、锈色也不相同。 我们知道觯的特点是像酒杯，口沿是圆形的，不像爵有流口，形体不大，稍修长。用手直接持执，而没有鋈。但故宫藏的一件商代父乙觯却有流口有凿，显然不对头。再仔细看，原来是将爵的流口和錾安在觯上的。一般的觯可能卖不出好价。作伪者于是将其改头换面，以新奇来招徕顾客。有的用古壶盖作肚，用旧鼎耳作耳，用碎器片焊足，作成鼎。也有在学的口部另安一个流，冒充新器。明明是方内戈，却又加了一个曲内，令人啼笑皆非。不少是用铜镜来改作成商周器物。铜镜好找且便宜，改制后的铜器价格要翻十几倍以上。有将铜镜锯开，拼凑成方鼎的腹腔部分，方斗的四壁及底，或者是戈之类的兵器。由于是拼凑起来的，接痕明显，不难分辨出来。 第二种情形是有原器或图录可供摹仿，伪造出来的器物与我们所见的某一件真器相似。其中有些仿器水平较高，尺寸大小及细部都与真器相差无几，因此鉴别时要特别小心。可以掂掂分量。一般来说仿器比真器重，有压手感。据报道故宫藏有两件形制与尺寸大小相近的西周铜簋，一件是真器，一件是仿器，仿器高15.4厘米，宽26.7厘米，真器高15.8厘米，宽27.7厘米。仿器虽小于真器，但比真器还重420克。上海博物馆藏的两件西周铜器师兑簋，真器高22.5厘米，腹径23.4厘米，假器高22.3厘米，腹径24厘米，真器与伪器大小十分接近，但伪器比真器重260克。 有些仿器并不完全按照原器模样制作。作伪者为了经济利益，加添上铭文。或者由于作伪者水平不高，或者只见到图录、未看到实物，在每一部分的尺寸大小与形状上与原器有差别。我们只要细心观察比较，可以发现破绽。 现代，尤其是近十几年来，由于旅游与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青铜器复制品充斥公私经营部门。其中不少青铜器从形制来看与真器惟妙惟肖，如出一辙。原因也很简单：它们往往是在真器上直接复制的。笔者看过一些复制品展览，其中部分作品确实很能迷惑人，如果没有更多地看到真器的话。但是看得多了，还是能分辨出来。即使是一些较好的复制品，从整体上来看，缺乏一种生气，显得比较呆板。尤其在转角处、颈腹的曲线上，或者圆转移，或者缺乏内力。这与铜器复制者的工艺熟练程度有关，恐怕更深刻的原因是注重了形的特点，而于神韵的把握不够。怎样使内在的神情、韵味通过外形展露出来，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如果把一件铜器简单地理解为不同线条组成的“器物”，那么即便在原器上翻模，也难以达到乱真的程度。 二、纹饰辨伪 不同时代的人们所穿的衣服的质地与颜色是不同的，同一时代男女老少的衣服花色也不一样。青铜器也是如此。首先看一看器物上的纹饰与器形的时代风格是否一致。如果在商代晚期铜器上装饰着重环纹，战国铜器上装饰着饕餮纹，西周早期铜器上镶嵌金银丝、绿松石，而商代早期铜器上布满三层花纹，那必定是伪器无疑。 商代晚期与西周早期青铜器中，有不少造型精美、纹饰富丽者。它们往往是作伪者的对象。为了使伪作接近真器，作伪者常采取整器作伪方式，即器形、花纹均是伪造的。过去这方面作伪较佳者是北京、苏州两地。由于器形仿造得像，纹饰制作精细，主纹突出，地纹清晰，满器花纹，很有迷惑力。细加分析还是能看出毛病：纹笔较死板，纹饰呆滞缺乏变化。日前笔者曾看到一件西周中期的牛尊的仿制品，满器花纹。粗看尚可，但仔细观察，纹饰线条交代不清，有些地方相当模糊，看不出究竟是什么纹饰;纹笔柔软乏力，缺少韵味与生气。凡是这些斟青铜器精品为仿造伪造对象的，只要多看原器，掌握它的神韵，不难识破。尤其是纹饰，要达到原器精美传神、令人心震的艺术境界，是很不容易的。而这正是我们辨伪的有利条件。 没有纹饰的铜器价格较低，于是作伪者便在其上加刻花纹。由于器物是真的，从形制上很容易使人上当。加上纹饰凿刻精细，几乎可以乱真。辨别时须注意几点：一是看纹里有无锈迹。添刻的花纹，其纹里没有锈。即便作上假锈，与器物其他地方的锈色也不一样，而且这假锈用指甲一抠就会脱落，露铜的本质来。二是既然用刀錾刻，则必然留下刀痕，能看出走刀之处，纹笔决不像铸出来的那样浑圆，而显出毛边来。 一般来说，器物上纹饰越多、越复杂，价值越高。有些器物上纹饰比较简单，作伪者选择合适的部位加刻纹饰。据报道，故宫藏一件战国铜盘，盘内底刻有六条鱼环绕一周，其中有三条鱼是后来加刻的。伪刻的鱼纹笔相连无间断，不如原刻自然，当然地子、锈色也不对。不过作伪水平还是很高。如果没有相当经验，很难分清真伪。除了刀法熟练外，一个原因是伪刻的三条鱼穿插在原刻的三条鱼中间，图形走向自然，布局也说得过去。而有些增刻的纹饰则容易露出破绽。笔者曾见到一件春秋铜鼎，腹部饰两道弦纹。这是当时鼎上常见的纹饰，很简单。作伪者在两道弦纹中间加刻西周中期流行的呈带状分布的分尾鸟纹，与器形的特征发生了矛盾。同时增刻的纹饰刻掉了器物原来的层面，其槽里必无原来的氧化层，色泽自然就不同，即便作上绿锈，也与原器不一致。 战国时期，某些青铜器上镶嵌金、银、绿松石以及其他物质，组成富于变幻的绚丽图案，深受收藏、研究者的喜爱。作伪者投其所好，在器物原来的花纹上再加嵌金、银、绿松石。有的是在商代西周铜器的纹饰上加嵌这些物质，与器物的时代特征不符合。有的是在战国青铜器上镶嵌，一是留下刀痕，二是镶嵌的水平差，没有真器那样镶嵌紧密，天衣无缝。 对于饰有二层花纹的青铜器，辨伪时特别要注意地纹。商与西周真器上的地纹，如云雷纹，铸造得十分洒脱，自然，转折处很圆润。而且往往有些线条似断非断，似隐似现，恰恰体现了自身状态的合理性。而伪刻的地纹，要么是糊涂一片，要么线条整齐、匀称，转折生硬。地纹伪作比较难，容易露出破绽。 三、铭文辨伪 我们在前两章谈到中国青铜器的一个显著特点是有铭文，而铭文的历史价值很高。历来研究、收藏青铜器者大多是王亲。国戚、文人学士，其中不少是精通历史文献与古代文字的行家里手，他们尤其重视铭文的研究。自宋代以来，青铜器的收藏与研究者就有一种习惯，即嗜好有文字的青铜器，更青睐有长篇铭文的青铜器。于是作伪者便迎合这种心理，大量伪造有文字的青铜器。 对铭文进行鉴别与辨认器形、纹饰一样，必须对各个时代的不同书体风格与具体字形笔划有全面的认识。怎样的铭文称得上佳作？这或许还容易道出原委。而怎样的运笔才算得上自然不做作，就不容易体会其中奥秘。如果说对形制与纹饰的体会较多地借助于绘画艺术的话，对铭文的理解则需要一定的书法艺术修养。学上半年绘画，作品能参加小型展览会。而练上半年大字，习作不一定拿得出手。同样，半年学习，可以掌握重要青铜器的基本形状、纹饰，而很难在铭文方面取得相同的效果。一次文物系统一位朋友持一有铭铜爵来询问，我们一看铭文就指出此乃复制品。不过铭文是从原器上翻的，制作得不错。来人说他曾拿给几位同行看，都因为铭文字体尚好而以为是真器。铭文辨伪可以说容易，也可以说不容易。说它容易鉴别是因为铭文伪作困难，不像形制与纹饰那样可以遮丑，也就是说它极易露出马脚来。说它不容易鉴别是因为它的特点与神韵不容易掌握。好与坏，自然与不自然的分界很难用语言准确地表达出来。说它玄，就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只有多看多琢磨，、才能辨别其中的细微差别。 伪刻铭文的情况比较复杂。一种是连器带铭文皆伪。最著名者为晋侯盘。盘内底刻铭文550字。文词仿《尚书》、《左传》，粗粗读来尚称典雅。字体仿《散盘》，又参以石鼓文。伪作水平不低，若不是书法拙劣，不失为上乘伪作。故宫所藏伪陈侯鼎，铭文作伪水平极高。粗看与真铭极相似，伪作连原铭的断笔处也一一仿出。如果不是与原铭核对，很难判定真伪。当然字体较原铭呆板也是破绽之一。 有的则是在真器上加刻铭文。真器本无铭文，加刻铭文以牟取暴利。有些作伪者不懂得同一时代的铜器形制、纹饰、铭文之间的关系，不同时代有不同的风格，将西周时期的长篇铭文錾刻在商代或者春秋战国的铜器上。这样的漏洞容易发觉。即使錾刻的铭文与真器形制、纹饰没有矛盾，但器表有锈而字口无锈，仍能看出破绽。如果字口有假锈，则与器表的锈色不同。同时錾刻的字口面宽底窄，留下錾痕，字体也由于着意摹仿而显得过分均匀、呆板、不自然。 有些兵器由于破损，只剩下有铭文的部分。作伪者便将这铭文部分镶在伪器上。人们在鉴定时，往往注意力集中于铭文部位。当发现铭文是真的时，又忽视其他部位的辨识，极易上当。这时就要注意铭文与器形有矛盾否，两部分的地子、锈色是否一致。 我们曾谈到清代道光时叶志洗收藏的遂启棋鼎。原来铭文只有二行，二十四字。后来古董商为了牟利，在原铭下加刻了一百二十四字。叶志诜和当时的金石收藏家如陈庆镛、张廷济、许瀚等都认为是真铭，唱和以示庆祝。这就是在真铭后增刻伪铭。遂启祺鼎是补刻伪铭较长的一件青铜器。一般情况下，由于作伪者功力所限，或者原铭文部位空隙小，补铭都不长，有几字或十多字。还有的器底有铭而盖已失，则根据器盖同铭原理，在伪作的盖内，仿器底铭文补刻之。一般来说补铭与真铭总有一段差距，细加辨识，不难分清。同时加刻的铭文的地子、锈色也与原铭不同。 以上几种作伪方式都是用刀刻铭文，尽管刀具锋利，但一刀下去，就会留下用刀的痕迹。况且一道笔划不可能只用一刀刻成，第一刀与第二刀也绝不会完全重合。这样刀与刀的交合处也会产生比较明显的刀痕。而商代与西周的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用陶范铸成的，与刻款迥然不同。即便是春秋战国时的刻款，由于青铜器长期埋在土里，器物表面包括字口里形成一层氧化层，这与后世伪刻的铭文字口不同。如果在原铭之后加刻铭文，势必破坏这一氧化层，露出铜的本色来，这与原刻字口为氧化层覆盖是不一样的。即便作伪者往后刻字口里作假锈，也与其他地方的地子与锈色不同。 以上所说的辨伪方法是从铭文的外部形状进行观察。进行外部观察的同时还要分析铭文的内在因素，比如对各时代铭文的风格、用语特点等等要有了解。去年曾有人持一西周铭文拓片来，说是器物已失，只存拓片。粗粗浏览，拓片上文字不很清楚。文字书体还算可以，但有些地方读不通，顿生疑窦。忽然想起它的铭辞与《宴簋》（《三代》八、三十六、三）相仿。《宴簋》的！铭文是：“唯正月初吉庚寅，宴从硕父东，多易（锡），宴用作朕文考曰已宝毁，子子孙孙永宝用。”而此拓片文字则是“围困园口口从硕父，作朕，多易，宴用朕文考口客宝鼎。”作伪者不懂原铭意思，将铭首时序胡乱改动，在硕父与多易之间又加“作朕”二字，文又不通。而且诸如“从”、“硕”、。朕。等字虽仿照宴簋，但仿得不像。从整体来看，全篇铭文五行共21字，其中有些字转折时圆润，与宴簋铭文书体相近;而有些字的转角为方折，转折生硬。相互矛盾，格调不统一。 容庚在《商周彝器通考》中谈到，凡增减改易宋代著录之铭辞者皆伪。如《周公鼎》铭云：“周公作文王尊彝”，改作“公作文尊彝”、“白作文尊彝”、“周公作鼎”、“白作文王尊彝”、“公作文”。凡文句不合于铭辞体例者皆伪。如“子子孙孙永宝用”，“永”或作“作”。如《白和父鼎》，于“伯和父若曰”之下割去命词一段，直接“乃颐首敢对扬皇君休”。又如《即月尊》，铭云：“隹王令元年正初吉门月，作用子子孙孙永。”文义亦不通。要对铭文内容、格式进行鉴别，需要有一定的古汉语、古文字基础。 四、铸造辨伪 我们谈到中国青铜器铸造工艺方面的一个特点是用陶范法铸器。采用失蜡法是春秋中期以后的事情了，商周时期的青铜器绝大部分是用陶范法铸成的。后代盛行用失蜡法，而不懂得陶范法，作伪者也用失蜡法铸器。由于这两种铸造工艺过程及其效果完全不同，因此据以辨别真伪铜器很有利。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人们不了解古代的铸造工艺，只好凭形制、纹饰、铭文来鉴别真假。前几节我们已经谈到高明的作伪者能制作出形态逼真的青铜器来。尽管我们总结出了一套方法，但由于绝大部分青铜器面貌不尽相同，情况复杂，加上真的青铜器未必制作得好，形制粗陋、纹饰不清、铭文草率者也不少，鱼目混珠，单凭形制、纹饰、铭文来鉴别还不够。尤其是一些既没有铭文，也没有纹饰者，仅仅靠形制一项来判定，不能说有十分把握。而这时铸造方面的特征可以帮我们的忙。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几十年来我们总结出一套铸造辨伪的方法。这样我们就比前人多了一项辨伪手段。这也是半个世纪以来，中国青铜器鉴定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 所谓陶范法，铸造工艺的大概过程是：第一步按照要铸的青铜器形制，先塑一个实心的泥模，在这上面将主干纹饰雕刻出来。第二步在泥模上涂泥，并根据需要切成若干块。这就是外范的分割。形制与主干纹饰就留在外范上。分范时还要做好子母口榫卯，范上要留出浇口，留出铭文范的位置。同时底纹之类的细花纹在外范上雕刻。第三步是制作内范。因为外范是在泥模上翻出的，它们相互的间距是一致的，因此只要将泥模的表面刮去一层，这层空隙等于要铸的铜器的厚度，问题就解决了。第四步是将内外范合在一起，从浇口将铜液灌入。铜液冷却后，打碎外范，掏出内范，青铜器的毛坯就制成了。最后再进行磨砺加工。 从上述铸造工艺过程可以看出：第一，外范是分割成几块的，因此器物铸成后，范与范的接合处不免留下痕迹，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铸痕。第二，有时铜液从接合处挤出来，冷却后形成范痕。第三，有时铜液会在器物表面留下块状痕迹，即铸瘤、铸疣。这些痕迹在器物的耳、足、凿、底或腹下更容易看到，因为这些地方隐蔽、窄小，即便想打磨掉也难。 而用蜡模法制造的青铜器则是另一副模样。同样它要先塑模，然后将蜡片贴在模上，它的厚度等于未来的青铜器的厚度。在蜡上雕刻花纹。蜡片不完全合缝或错位，铸成后会留下类似范痕的遗迹。但这种痕迹与范痕不一样，它是凹陷的，而陶范法铸成的则是凸起的。同时它的表面光滑，没有范铸法出现的铸痕。而作伪者往往不懂其中原由，总是把器表修饰得十分子整光洁，恰恰露出了作伪的痕迹。同时用失蜡法铸造的铜器，由于是整模铸造，蜡胎形成一个封闭体系，没有出气孔，因此铜液在灌注过程中，就有达不到的部位，尽管面积很小，但必然在表面形成细小空隙，冷却后即形成大小不等的沙眼。翻砂铸造的伪器，其表面也会产生沙眼。而范铸法则极少出现这种现象。 用陶范法铸造铜器，内外范之间须有铜片支撑，尤其像器足、耳的内范几乎被铜液包围，在与外范之间，必须有支撑点，将内范托起，这就需要垫上铜片或铜棍。这种衬垫物往往有规律地分布在器内，避开花纹与铭文部分。而作伪者不了解原理，有时把字刻在垫片上。不少伪器是用焊接法制成的，作伪者在焊接处做上假锈，或者是先将器足的底部空出，使内、外范结合起来，而不用垫片支撑，最后再封口。这都是伪器的特征。 如上所说，足、耳、柱、凿里往往残存着陶范。由于空隙小，又在隐蔽处，一般不再将其掏出。这种范土通常是红色和灰色，经过焙烧，很坚硬。如果我们发现器耳、足、柱或鋈内的土不坚硬，用指甲一抠就掉，就知道这是作伪者添加的泥土而不是原来铸造时留存下来的范土。有时会看到黑色的土，与范土不同。那是作伪者在翻砂过程中加入了适量的石墨和有机物形成的。为我们辨伪提供了线索。 附带说一点，锈色的鉴别在当今青铜器辨伪工作中具有重要意义。有些伪造、仿造者手段高明，不仅形制、纹饰、铭文仿得像，而且范痕、铸痕也能仿出来。这时我们就要借重于锈色辨伪了。真器上的锈色是经过长期在土里埋藏而自然生成的，是一点一点、一层一层长出来的，因此它有三个特点：一是坚硬，不易剥落;二是锈厚;三是层次复杂。比如有不少真器附着四层铜锈;第一层是黑锈，第二层为枣红色锈，第三层为绿锈，表面一层是土与锈结合的硬块。而一般来说，伪器上的锈由于生长时间短，锈较薄，像是用颜料涂抹了一层，且比较松软，容易被抠掉，层次也不复杂。有些假锈作得比较好，锈较厚，有层次，但分布不自然，或者过分均匀，或者过分集中于某一部分。这都是可疑点。 总而言之，鉴别、辨伪是一项十分复杂的工作，必须综合形制、纹饰、铭文、铸造工艺、锈色等各方面的特点，全面考察。尤其要多看、多比较，找出差异，总结规律，不偏颇，不武断，谨慎从事，方能有所收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