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屈峰在木制家具表面涂蜡，防水延年。  无论面对的文物是多高的等级，用料如何讲究，屈峰必须心静如水。  现场“问诊”，文物金贵，古建里不能装空调，屈峰全副武装还被冻得手指不能打弯儿。 “你是那个，那个，那个谁！”医院候诊大厅里，一位患者突然站起来，手指着一位平头圆脸的人，显得挺兴奋。 “哪个谁啊？”平头笑了，粗眉微挑，细眼眯成条缝儿。 “看见你上电视了！修文物那个！嘿，演得真不赖！”还想拉着再说，医生叫号了：“下一个。” “来啦。”平头憨厚地笑着应答，心里嘀咕着：“什么就是演的，我们就是这么干活儿！” 他叫屈峰，故宫博物院文保科技部木器组组长，今年因为一部《我在故宫修文物》突然火了，成了位“网红”。其实，他是个带着点侠义柔肠的文物修复师。 1 心外无理 跟屈峰约采访，时间定在早上8点半。准点赶到故宫神武门，跟他一个部门的同事刘潇雨特意出来迎接，“我们那儿在非开放区，怕你迷路。” 太阳刚升上来，建福宫外的黄顶红墙就贴着墙根儿抹了一小道影儿，偶尔有工作人员骑着自行车经过，遇到熟悉的彼此点个头，或者干脆骗腿儿下车聊两句，然后再滑轮上车。 恍然，人就穿梭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胡同四合院，家家户户都认识，十几米路能走上半个小时。 顺着建福宫西墙拐进一个长夹道。再往北，春华门前，三位脖子上挂着故宫工作牌的人，指指点点。“最近这儿可能要修。”小姑娘刚上班一两年，声音清亮柔和，不急不躁。 刷卡进了科技部的玻璃门。一阵风涌过来，立了夏的风，还跟春风似的，轻轻柔柔的，探出墙头的杏树叶子沙沙骚动着。屈峰所在的小院儿就在墙后。 这儿真就是座四合院，没有金碧辉煌的大殿，正房都是朴素的灰瓦。 每天，屈峰走这条路上班，每一次都是一场修行，隔绝凡尘，静心凝神。 他是西安人。站在40岁的门槛上回首：年少求学坎坷，足够写本小说了；2006年，从中央美院雕塑系硕士毕业，梦想当艺术家。 当年他的首选是留校任教，可惜学校那届不招人。为了生存，两个工作他必须选一个。一个是去一所学校教色彩。还有一个就是去故宫修文物。“我也学过画画，但来故宫能做雕刻，所以进了宫。” 不过，当聘用合同真摆到屈峰面前时，他在御花园里长久地愣神儿，“难道人生就这样了吗？” 一咬牙，屈峰还是签了。 步入社会的第一个十字路口，他往前迈了一步，几次甚至想缩回脚。 “学艺术的嘛，纪律性不是特别强。”他挠挠头，坦承得像个孩子。 这种不适应，从进门就开始了。“我以为就算没有窗明几净的工作室，怎么也得是格子间啊。可是一进门，我一瞅，呦，这不就是‘农家院’吗，各式各样的树郁郁葱葱，大水缸上盖着木盖子，门上还有挂锁。我从小就是跟这样的农村院子长大的啊。” 进了屋，地面是旧时铺的大石砖，岁月留下的坑坑洼洼里，散落着一层木屑。也许，这些木屑出自某尊雍正收藏的宋代佛像、乾隆坐过的明代圈椅，也或者是康熙使用过的某件屏风。窗户上挂着古旧的白色百褶窗帘儿，让人禁不住猜，到了冬天窗台上是不是也会摆着一排存西红柿酱的玻璃瓶子。 按照故宫文物修复延续至今的“师徒制”，屈峰拜了当时组里年纪最大的郭文通为师。“头天领导把我俩叫到一起，让互相了解了解，感觉跟相亲似的。” 拜师时，全组同事在场，屈峰给老师傅倒一杯清茶，双手奉上，喊了声“师父”。正屋当中一把木椅上，当年55岁的郭文通正襟危坐，点头接过茶。“我们学艺术的，不讲究这个。在美院工作室也跟老师，不过不管多大岁数都直呼其名。” 第一年里，原则上是不能碰文物的。屈峰的主要工作就是看师傅干活儿，打下手，做一些复制品，还有打水扫地。 “有时候抻脖儿凑近了看，师父都会嘱咐‘躲远点儿’。”屈峰直言，对这种清宫留下的装饰繁复的木制品，最初不是太感冒，因为太工匠式了，没创意。“这样的东西让人觉得技术真好，但格调和想法都不高明。” 再加上家具本身先是实用性的，有些审美价值确实比不上书画、玉器。“有时候我们修文物，也在开玩笑：这件东西做得真丑。但是丑也得按照丑的来。”因为师父教的第一件事儿就是：一件东西如果找不到相同样式的参考，就不能动。必须有“原样”，而且要严格按照原样来修。 有分寸的屈峰干活儿利索，他每次都是早早完活儿。这就跟学生完成作业一样，早完事儿早放学。 有一次，他给一个玉山子底座补配一只缺失的底足，一口气儿就做完了。 交活儿的时候，师父说：“你做快了。” “做快了不好吗？” 师父说：“这东西你琢磨过吗？” 屈峰愣住了，仿佛一下子被点醒了。 确实，屈峰在的这院子与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显得“格格不入”，这里原本是“冷宫”。“有人传说，皇帝不进灰瓦的屋子。我这间屋子据说是当时光绪皇帝的一位妃子住，里外70多平方米。” 如今，时光掩盖了曾经，繁华未必守得住，但寂寞却是每个工匠必须耐的。“慢慢来”，也开始变成屈峰的口头禅之一。 2 白马非马 偶尔也有朋友问，“能不能拿故宫的料给做个串珠？”“修复时用的是清宫留下的老料，要核算了重量去库房选，再称重。”屈峰说，“多余的还得送回去。” 屈峰说：“我不做收藏，也喜欢，不过买不起。” 有一次，有人托朋友找到他，去给一屋子货掌眼，是花了好几千万收藏的。屈峰想着，一不收钱二不开证明，就去见识见识呗。去的时候，小车来接的，屈峰特意拽上了一位老师傅。 进门一看，屈峰就来了一句：“一件真的也没有！” 买主愣在原地，久久回不了神儿。屈峰抻抻老师傅衣角，自己灰溜溜打车回来了。他呵呵地笑：“老师傅调侃我嘴快，连口水还没喝呢。这都是玩笑话。不过，机器做的东西，一眼就能看出来。” 在他眼里，文物和木材没有价钱，但有感情。 如今，屈峰偶尔路过宝蕴楼，都会进去，驻足在一把藤椅前，满足感充满胸腔。 与故宫动辄几百岁的藏品相比，这把民国时期的椅子算是文物界的小辈儿。单就木器一类，与宫里或紫檀或黄花梨的高档材质比，这把椅子就是最普通的藤编。 但是它的修复，却让屈峰念念不忘。 这把椅子是故宫博物院第一任院长坐过的。送到木器组的时候，棕藤编的椅子腿儿都弯了。保管员说，估计好几十年放在库里没人动过了。 给变形成罗锅儿的腿掰直了，要的是耐心。“不能用劲儿大了，加点水然后给点温度，压住固定。一遍一遍地，重复调整了两周多，没什么技术，比的是耐心。” 有了情，一切变得诗情画意起来。 也许，当年老院长就是坐在这把椅子上，做了决定，邀请一批能人进宫修宝。这批人里有一位是前门大街古典家具铺子里的巧匠，姓白。上世纪70年代，这位老匠人收了位徒弟——复员转业兵，因为爱用木头雕军舰，算是有点基本功，所以被直接分到了木器组。这人就是郭文通，屈峰的师父。 2008年，清代的文渊阁十二围屏被送到木器组。其中一扇破损严重，只剩下诗词屏芯，下半部分的三块雕龙板都缺损了，需要补全。 屈峰领到了一块方形的小雕龙板，另一位姓刘的老师傅，负责补全一块圆形的大团龙板。 屈峰想自己科班出身，这都不算事儿。等雕了八成的时候，他瞄了眼刘师傅的团龙，发现不太对了。这时候就跟同框合影一样，美丑立竿见影，刘师傅的生动，自己的呆板。 刘师傅点拨他：“你这龙跟没吃饱似的，身上的曲线不够顺畅，显得没有劲儿。” 这就是中国匠人的智慧，很多事儿不能言语只能心领神会。“同样一道线，中间的轨迹、力度和律动的变化，需要沉下心，反复琢磨。” 《我在故宫修文物》纪录片里，有一个公认的泪点：屈峰一边拿着刻刀，一笔一划地雕琢着佛头，一边娓娓道来：“你看有的人刻的佛，要么奸笑，要么淫笑，还有刻得很愁眉苦脸的。中国古代人讲究格物，就是以自身来观物，又以物来观自己。所以我说古代故宫的这些东西是有生命的。人制物的过程中，总是要把自己想办法融到里头去。人到这个世上来，走了一趟，都想在世界上留点啥，觉得这样自己才有价值。” 有一条弹幕写道：“我这个外行人都听哭了！” 每天一进这院子，屈峰就觉得进入了一个相对隔离的世界。他早上7点30左右到办公室，下午5点下班，干起活儿来顾不上看手机，常常是下班了，才发现世上又发生了很多大新闻。 平静如水，淡泊如云。 纪录片播了之后，有朋友开玩笑：“艺术家怎么就成匠人了？”屈峰笑答：“是木匠。” 此时，白马非马。 3 格物致知 去采访那天，屈峰正窝在屋子一隅，趴在工作台上，拿着一把小刻刀雕雕划划。 “您干吗呢？” “朋友买了个小玩意儿，跟我说雕得不好看，让我给改改。”屈峰递过手里的小东西，是个双手合十的小和尚木偶，“我现在琢磨过来了，他们太聪明了！他要是给我块木头让我刻一个，我肯定不干。但是说改改，我就上手了。” “开玩笑，开玩笑！”屈峰怕人误会，赶紧又解释了一句。 当时，整间办公室里，满满当当都是活儿：进门的工作台上，一把椅子被拆成各种板子，旁边放着几根除尘时候用的棉签；迎面儿两张工作台上摞着一摞紫檀铅玻璃插屏，有些地方年久开裂了，待补；旁边还摆着一把刚修好的扶手椅。“柜子里还有呢，按人头算，一组7个人，一人至少一件儿”。 这么多活儿，替同事修个小玩意儿，不算是走神儿，算屈峰在释放不安分的因子。 “修文物，不像是干别的活儿。觉得烦了，就停手，溜达溜达，散散心，平和了再来。”这是师父反复跟屈峰耳边叮咛的话。 屈峰的办法是，下了班可劲儿造。他有一间工作室，在望京，里面有斧子，一种宫里的修复室里很少用到的工具。 只是也许连他自己也没想到，这里跟宫里依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他有一件作品，如今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题目叫做《十字街头》，是一件雕塑群像。 “刚上班的时候，老师傅中午都会趴在桌子上睡会儿，我闲不住，跟屋里猫着，老出动静，所以干脆出去溜达。”屈峰正说着话。木器组新来的小伙子跟屋里打开磨砂机，车个东西。 屈峰无奈地摇摇头，冲着他喊：“你一会儿再弄！” 说话声音被轰隆隆的声音盖住了，屈峰倒也不生气，就坐在椅子上等着，仿佛在回忆自己年轻时类似的“莽撞”。 那会儿，他最爱去的地方就是隆宗门。从他在的小院儿出来，往东溜达十来米就到了。这儿是一处十字路口：往南，前朝，三大殿巍峨挺立；往北，后宫六院，婀娜伶俐；往东，珍宝馆，钟秀别致；往西，就是办公区，安静内敛。 “我就特别喜欢在这儿看人，因为是岔路，很多人到了这儿就会迷茫。眼神里透露出来的，都是一种懵懂的光。” 人生何尝不是如此，未知前路， 左右为难。有些人坚持了，有些人退缩了，有些人往左，有些人往右，没有输赢。 他站起来，走到刚修复好的扶手椅面前，端详。“多漂亮。这把椅子，全世界就4把。”屈峰炫耀着，仿佛一位后辈在讲述前辈的辉煌。 这把椅子的学名叫明黄花梨六方扶手椅。椅盘最宽78厘米、深55厘米、通高32厘米。椅面是较为罕见的六方形，扶手略外撇，通常于正厅两厢对称陈设。 此椅六足外面起瓜棱线，椅盘边抹采用双混面压边线，管脚枨起芝麻梗。其余构件如后腿上部、扶手、搭脑、鹅脖、联帮棍等都采用甜瓜棱。 “讲究！如此造型起线，体型‘空笨’的椅子显得端庄灵气。”屈峰说，这是明代家具中一件不落窠臼、悦目清新的作品。 也许他也没有完全意识到，曾一度以为无处安放的艺术梦，在中规中矩的日常工作中被安放得妥妥帖帖，“中国文化其中有一部分审美的精髓，就在木器里面，我会从这里挖掘，然后通过当代方式的转换，运用到自己的作品中”。 屈峰逐渐找到了匠人和艺术家的平衡点。 这也是一种慰藉，一辈又一辈的艺术家通过自己的方式，让传统技艺时隔数百年再次发声。 4 虚极静笃 前段时间，屈峰面试一拨儿年轻人，他问了个问题：“你们想过自己的性格合适吗？” 一个年轻人一脸憧憬地说：“一想到每天都能接触文物，就心潮澎湃！” 直言爽利的屈峰一盆冷水泼下去：“这个地方可不能澎湃，一澎湃就麻烦了，还是要冷静。” 为了给新来的故宫人磨性子，屈峰打算用老招儿——赶上鱼鳔胶快用完了，今年夏天他打算让年轻人用汗水明白一下传承的力道。 这算是故宫木器组的“秘方”。每隔一两年，屈峰他们就要去海边出趟差，有时候是大连，有时候是厦门，不远千里就奔着黄鱼鱼肚去。“这两年越来越不好买，这东西富含胶原蛋白，很多都高价卖给饭店了”。 买回来以后，鱼肚要用温水泡发、加热，然后放到铁锅里捶打，直到打成糊状，过滤晾干以后裁成手指粗细的条状，用时加水熬成胶。只要不受潮，存上十年八年都不会坏。 最痛苦的，要算砸胶的时候。在鱼鳔不断捣碎成糊状的过程中，胶的拉力也会逐渐出来。屈峰说，壮汉砸上五分钟，手就抽筋、浑身冒汗了。“经常用锤子砸着砸着，出了黏性的鱼鳔会把整个锅都带起来”。 累到不行的时候，需要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轮换着砸。屈峰说：“木器室里年轻的小伙子轮流着一刻不停地砸，一天下来，顶多能砸半斤的鱼鳔胶。所以有老话叫好汉砸不了二两鳔。” 每一次制作鱼鳔胶，周期都要长达数月之久。刚来木器组，都得撸胳膊挽袖子先过了这一关。 干嘛不去外边买？屈峰解释，市场上鱼鳔胶很少有人卖，即使有效果也不如宫里自己做的，只有费如此心思砸制的鱼鳔胶，在文物修复时才不会对文物产生腐蚀，文物修好了也不会憋屈。 屈峰往东一指，隔壁王振英师傅的父亲，当年给太和殿修龙椅的时候，用的就是这种胶。锅里一熬，拿根筷子插进去，拎起来都不往下滴汤儿。最关键的是，用这种胶修文物，完全可逆，用点热水一泡，就能化开。 修行，讲究的是本真，而非简单的固守陈规。 屈峰说：“什么叫修旧如旧，界定了旧才有得谈。有人下定义，残缺才是美。但如果一把龙椅缺了腿儿，那不是美，而是失了威仪。所以必须就事论事，怎么修，修到什么份儿上，惟一不能丢的是文化信息。” 屈峰桌子抽屉里收着一把锉。“这是我自己做的。在故宫，工具要跟自己一辈子，全都是自己做。”他说。 小院儿里的东西，正在一点一滴地往骨血里渗透。 最近，故宫木器组在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内容是传统宫廷家具修复技艺。 屈峰也变了。一开始，“我看文物就是文物，我就是我自己。”后来，“你会逐渐把文物当成一个生命去看。你是一个生命，它是一个生命，两个生命在碰撞的过程中，就会用自己的生命体验去理解文物，反观你和周围事物的关系以及思考你自己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如今，每天下班，屈峰都会不自觉地用手拽拽挂锁，是不是牢靠。他还雕了个“保镖”站岗——胖墩墩的苏轼雕塑。他给出了独特的解释：“苏轼爱吃肉，不可能是瘦子。” 一处小院儿，任由时光变迁，就这样悄然无声地锁住了匠心。传统和现代在屈峰的手里以一种奇妙的方式交互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