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华文明的起源可以上溯到七到八千年以前的伏羲时代。那时，中国人的祖先就已经开始仰观天象了。通过对天文星象的认识，创立了最古老的历法，从而开始了在农耕和种植中的应用，开始了原始人类的最初文明化进程。 但是，由于自然客观规律所决定，我们所生存的地球是处在一个永不停息、纷繁变化的宇宙之中。周天星象会随着日月的往复而时刻发生着各种变化，并且这种变化与四时季节同步运行。另外，四季和星象配合也存在长期缓慢的变化，这就是岁差的结果。 人类在天文学上的知识和经验都不是永恒不变的，正确与错误的认识和知识，都具有时间上的相对性。所以人类的世界也总是随着岁月的变化不断在更新那些陈旧和过时的东西，当一个新世界诞生的时候，旧的世界就成为历史。那些不曾被记录下来的内容就悄无声息的消失了，但是当这些曾经的过去在消失了很久以后，却又会激发后来者无限的兴趣，本文就是带着这样的兴趣，通过岁差的推算，试图恢复和体验远古时代的人类是如何认识自然和世界的。 关键词：岁差周易太玄二十八宿古代天文甲骨文 网络相关检索 一、岁差概述 岁差是一种客观存在于地球——太阳运动体系的现象。 根据天文学理论，发生岁差的原因是：地球自转轴系在其公转平面上存在一个周期为25800年的陀螺摆动，天文学上称为进动，结果造成了地球冬至点逐年发生微小的偏差，也就是回归年与恒星年之间的微小差别[1] （恒星年=365.25636，回归年=365.24220）, 岁差=恒星年—回归年=0.01416(日) 岁差周期=回归年/岁差=365.2422/0.01416≈25800(年) 岁差在天文观测上最直接的表达方式是大约每25800/365.25=70.6年冬至点在二十八宿分度(365.25度)上逆向漂移一宿度(相当于25800/360=71.7年漂移1°)。同时北极点也围绕北黄极在转动。[2] 岁差这种客观的天文现象，人类很早就已经认识到了，根据历史记载，公元前2世纪，古希腊天文学家喜帕恰斯最早发现了这种现象，公元4世纪，中国晋代天文学家虞喜也在观察中发现这种现象。[3] 和世界其他古文明一样，中国古代文明也是最早首先起源于天文学的文明之一，基于这样一个特点，岁差的结果通过人类认识和应用天文学知识的同时，也必然是彻底的参与并严重影响这些以天文学为基础的文明进程和后来发展。 这种影响在各种文明中都遗留了大量的痕迹，我们只要去探索就会有发现。同时，通过对岁差的仔细研究可以把星空转化为一把度量历史的标尺。 二、建斗与建牛 从《太玄》和太玄历来看，冬至点是在牵牛初度，而依据南京紫金山天文台徐振韬教授在2002年第十三届安阳国际周易研讨会上公布的一份论文资料[4]表明，汉书记载在公元前104年时，冬至点在斗宿21斗，如果继续向后推算，到公元前23年和公元后47年之间，冬至点应当在斗宿19~20度。而不是在牵牛初度，与牵牛初度之间存在大约8度的宿度差，实际上，如果以牵牛初度作为冬至点，真实的年代大约应当在7×70.7+104≈668，就是公元前668年前后，这个时代按照历史记载，是在周平王东迁洛阳后10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的年代应当在公元前770年，也就是建立东周的年代）。如果考虑误差的因素，这种将冬至点设立在牛宿初度的历法应当是在东周建立初期发生的。而不是后来扬雄通过太玄历建立的。 关于这一点，应当还有一些证据。秦代，吕不韦组织门客编纂的《吕氏春秋》中有十二纪，其实这十二纪实际就是原原本本的照搬《礼记》中的《月令》篇，这个内容应当说是吕不韦在灭东周的时候从周天子那里获得的东西，而在《礼记月令》中，冬至点也是被定在了牛初度，这样来看，可以断定，在东周时代，周天子肯定组织过一次全面的“换斗”工作，实际就是重新确定了已经由岁差造成的不准确的冬至点，这个事实也是完全符合并可以证明上面的这种推测。 当然，扬雄之所以在恰当的时候和恰当的地点把太玄历推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确定冬至点的方位不是使用的地理南方，而是使用的地磁南方，也就是说，当斗宿19~20度在地理正南方的时候，牛初度恰好就在地磁南方的位置。[5]但是，自古以来，把地磁南方作为建斗的方位，却从未在史料中有记载，也许这种方法只有扬雄自己知道吧。如果要说明汉代人们应用了地磁来确定了冬至，就必须验证，当时的人们使用过类似于指南针的定向工具，可能就是司南。 关于司南的使用，在东周时代就已经存在的事实应当是被公认的，由此看来，司南在哪个时代，除了具有指南的作用以外，在制定历法上也应当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当时的人类看作是天帝的意志和化身，从而也具有了一定神秘内涵，汉代的太玄历中的斗建应当理解为，以司南之斗柄，建牛初度，而以午时太阳在正南斗20度的位置为确定冬至点的方法。 继续依据上述岁差的推算，整个西周时期，冬至点可能就在八度范围的牛宿中漂移，牛宿8度和须女1度之间的位置，依据岁差来计算，时间应当在：14×70.6+104=1092也就是公元前1092前后，而这个年代依据历史学家的断代，恰恰是武王伐纣灭商的时代。所以西周初期建立的历法应当是以牵牛须女之间为冬至点的，我们后来知道的，西周时代一直延续到后来，常常使用牛作为牺牲来祭祀上天的习俗，可能也和这个牛宿冬至点的历史事实有关吧。 三、丙与商 从甲骨文商字的字型[6]来看，是有三个类似倒立的三角形组成的金字塔形状，而下面的两个三角形融合起来，就是甲骨文中的丙字，丙字和商字之间到底有无联系，如果有，这种联系是什么呢？我们先看《说文》对丙字的解释：“丙位南方，万物成，炳然，阴气初起，阳气将亏。”可见，丙在这里已经具有南方的含义了，至于丙的南方含义到是很容易理解，因为丙是天干的第三位，丙丁为火位南方，这是五行家的传统观点，而六十甲子至少在商代，甚至以前就有了，我们的问题是要解决，这个天干中的“丙”字是从那里，要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还要借助于我们对岁差和天文星象的认识，通过岁差的推断，公元前1086前800多年中（前1086~前1886年），实际的午时南方冬至点是在流传至今的28宿的须女12度范围内漂移，而在须女宿附近，南方，存在着一个星座“显微镜”，这个星座的形状，从简易的星图上看，实际就是被描绘成了一个和甲骨文丙字一模一样的象形字，我们是否可以这样猜测，从而形成一个假说：在商代时，“显微镜”座的五颗星，恰好是一个甲骨文丙字的形状，而且，在冬至的正午十分，太阳恰好就在这个位置，商人依据这个天象，使用了这个文字，同时在这个丙字上方有一个摩蝎座，由此组成了丙字，以此在上方做一个倒三角形的标记，用来表示冬至点，同时也形成甲骨文商这个字。 另外，在显微镜座的旁边就是后面要讲到的南鱼座，这个南鱼座实际也是一个斗勺的形状，而我们知道。不论是我们熟知的北斗，还是斗宿的南斗，都有一个称为柄的结构，而显微镜座和南鱼座特殊的相临关系是否和这个丙的名称来历有关呢，这也十分值得我们思考，同时，在《尔雅》中，对丙字是这样解释的：“鱼尾谓之丙。”[7]这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并切中要害的解释，原因也在于南鱼座，可能在作为斗之前，一直是作为鱼的形象来认识的。 当然，这仅仅是一个假设，丙字和商字的真实来源还需要我们继续探讨。 四、《尧典》与建虚 《尚书》之《尧典》，是中国最早确凿记录二十八宿应用于确定四时季节的古代经典之一，其中有：“日中，星鸟，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宵中，星虚，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8]这样的明确描述，这些描述，如经过整理，会发现，其中的28宿方位与太玄中罗列的二十八宿的分度基本是符合的，但是这里所说的：“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从字面来看，昴宿可能是唐尧时代的冬至点，然而，如果按照这个昴宿来应用岁差推定，唐尧时代距公元前104年的年代应当是：（胃14+娄12+奎16+壁9+营室16+危17+虚10+女12+牛8+斗5）×70.6=119×70.6=8400(年)，距今则是8400+2100=10500年，这是最晚的下限，而上限大约还多780年，其实这个结果是错误的，这个结论不能得到任何考古学事实的证实，原因是，《尧典》中记录的这个星宿，实际是当时人们在夜晚黄昏时（大约是酉时前后，晚上6~8点，）观测到的中天星空状况，不能表示中午，午时的太阳的实际位置，所以这个结果应当减去25800/4=6450年，实际的结果应当是在距今4500年的时代，这个时代按照当今历史和考古学者的推断是吻合的，关于这个结果，其实自汉代以来，宋代以后一直都有人使用这样一种方法来推断唐尧的年代，而4500年，距汉代（公元前104）冬至点在斗21度这个时间的距离是：（4500—2106）=2394年，冬至点距离斗21斗的度数是： 2396/70.6=34度，大约的位置应当在：34=斗5+牛8+女12+虚9实际就是虚宿9度左右，所以唐尧时代的冬至点建立应当是建虚。尧以及后来禹夏的年代，冬至点都应当在虚和女宿中漂移。 但是，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应当心存疑虑，我们不能就此完全相信这个结果，因为，这个结果的真实性（我这里讲的真实性是尧舜时代，其年代真实性）直接依赖于尧典内容的真实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尧典的内容是真实遗留下来的尧舜时代的历史实录或者是原始资料的汇编，如果是这样，这个结果是可以值得相信的，相反，如果这个结果是西周时代，由西周的史官通过传说和类似上述方法推算得来的结果，那么，这个结果的准确性和真实性应当受到有限的怀疑，另外，二十八宿的来源也有待考察清楚，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二十八宿据说是来源于汉代，汉代以前，到底是从什么时候，二十八宿产生了，是产生于中国本土还是从其他文明的传入，当时的具体分度方法等等这些问题我们都知之甚少。所以在这几点是必须有所警惕的。 五、南鱼与南斗 如果我们可以认定，4500年前，中国上古的某个文明，当然最可能的就是尧、舜、禹的文明是通过28宿的虚宿来确定冬至点的，那样，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我们就生活在那个时代，我们在与冬至点相差183天的夏至子夜，会看到什么样的星空呢？依据现在的星空和二十八宿，我们可以想象，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神奇的天象，在正南方，我们会看到，虚宿的分度范围最南方天边，分布天鹤座、南鱼座和宝瓶座，其中的南鱼座在中间，在那时，可能就是一个由六颗星组成的斗勺，形状就如同后来28宿的斗宿中的六星斗勺，而宝瓶座和天鹤座位于两恻其形状如同两个相对而跪立的人，在争夺这个斗勺（）（或者是这条南鱼吧），这三个星座的形状组合起来，我们是否可以想象，就形成了鬥和閗这个字的甲骨文字型（）了呢？关于汉字：鬥、斗、閗这三个字，我们知道，当今都被斗字取代了，而这三个字之间神秘联系，从来没有人能提出一个合理的解释，如果我们从这个线索研究下去，或许会有所收获，斗这个字，具有斗争、斗勺（借指北斗星、南斗星的勺子形状）、古代度量衡中的斗升、和古代指南工具，司南的斗盘等等。许慎在《说文》还提到当时人们对文字进行多种混乱的解释中就有一种把斗字解释为：“人持十为斗”的说法，可见，暂且不论对错，或许还会有其他的解释。而如果那时的天象如果确如我们的猜测一般，相信古人不会放弃这样一个现成的摆在天上的文字不用的，所以，如今斗字的斗争的意义就可能来自这个鬥字，而斗字容器的意义也来源于这个南鱼座的斗勺的象形，后来周到汉代所使用的斗建也可能都是延续了这个传统。 如果读者有机会去位于陕西西安东南长安县的西周丰镐遗址，就会知道，一个五号宫殿遗址的位置就在当地一个名为斗门的镇子不到一千米的地方。这个地名说来肯定也与这个斗建的方法有关吧。 六、九丘与九虚 在笔者近年来所致力的易经太玄研究中，一直在做一种努力，就是要把太玄的真正出处探寻出来，并已经通过一些文章，说明了太玄来自九丘这样一个事实，并发现，这个九丘的最初创制年代大约就是在4500到5000年之间的黄帝和唐尧舜时代，为此曾详细的研究过说文中对虚和丘的解释，这里我们要用另一个角度——岁差来继续这个证明的企图。 通过汉代对二十八宿的描述，虚宿在二十八宿周天分度中占据了十度，我们是否可以设想，所谓九丘是否表明了当时的人们对其余虚宿九度的岁差设想和描述呢？所谓的建斗和建候是否其实就是建丘呢？ 七、伏栖与双鱼 伏栖是我们所能想象并从确凿的人类活动遗迹的中可以观感到的我们最早文明的文明之一，从时代上看，可以确定为7800年前的阶段，从岁差的角度来看，这个时代的天象，冬至点应当在奎宿附近，而我们在奎宿南方确看到了一个双鱼座，和一个鲸鱼座，这些星座的命名可能都不是出于我们自己的命名，但是其形状确不会由于这种命名而发生任何改变，这个双鱼座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那些在大地湾，马家窑、北首领、半坡等等文明遗迹中出土的有关鱼形图案的彩陶，鱼这种图案和岁差这种天文现象的完美结合也恰恰说明《易传》所说的：“古者，庖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的记录。据说，后来一些指南针的使用还是把磁石安放于用木头雕刻成的鱼形器中，漂浮于盛水的容器中来判定南方，可能也是在遵循这个传统吧。而后来到了4500年前，用南鱼座的时候可能也还是保留了这些鱼的传统，而后可能才由鱼转换儿成了斗。 八、岁差玄易 斗建的方法已经确凿的记录在太玄和周易这两部经典之中了，离卦和丰卦就有最完全的表述，28宿可以十分清晰的环绕在这个玄易经纬图的斗建图上，并且可以看到通过岁差而遗留在这个图和后来文字上的一些痕迹，比如所谓“泰斗”、“太虚”、“太初”、“颛顼之虚”、“需之须也”，“须女之须”、“箕子之明夷”，“斗柄之丙”等等。 在太玄中，更和易经的革相准，这种相准关系也无处不遗留了岁差导致的天文历法变更的印记。易经革卦九四爻有：“悔亡，有孚改命，吉。象曰：改命之吉，信志也。”这里有一个“改命”的说法，从说文的解释看：“改，更也。从攴己。”说明改是更的意思，并由攴己两字组成。而说文对“攴”的解释是：“攴，小击也”就是小规模的打斗。己是天干的己日。以甲子为冬至，次年冬至为天干己日，这里改字的来源当与冬至确定历法起始有关。说文对更的解释是：“更改也，从攴丙声。甲骨文字形是：“”汤可敬先生在其《参证》中说“金文声符从二丙。”为何更与丙有关甚至还需要两个丙呢，原因可能是，殷商时代人们要通过一年中对显微镜这个星座的两次观测来确定历法的终始，革在伏羲六十四卦和更在太玄八十一首中的特殊位置，也都是当时创制这两部经典的人所特意安排的，为的就是要把冬至这个特殊的日期彻底的表达清楚。 太玄在玄测序中也十分明确的说明了和“丙”、“斗”之间的关联：“盛哉日乎，炳明离章，五色淳光。夜则测阴，昼则测阳。昼夜之测，或否或臧。阳推五福以类升，阴幽六极以类降。升降相关，大贞乃通。经则有南有北，纬则有西有东。巡乘六甲，舆斗相逢。历以记岁，而百谷时雍。”[9] “革”卦九五爻也表明炳的重要性：“大人虎变，未占有孚。象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 可见，其中的：“炳明离章”、“舆斗相逢”、“其文炳也”的词语都在强调，丙和斗的关系，说明上述有关岁差的一些假想应当不是毫无根据的。 九、斗转星移 也可以说是斗换星移，这是自然永不变更的主题，笔者似乎感到，在中国近8000年的可探索文明中，随着岁差永不停息，确又是悄无声息的推进过程中，这个古老，以天文奠定文明基础的广泛而悠久文明也在随时更换了确定历法的基准，历史上似乎确实存在着多次重大的换斗活动，而每次这种换斗活动也都伴随这一些影响深远的社会变革的发生，正如易经革卦所说的那样，“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哉！” 今天，我们已经把自己融合到了世界历法文明的统一中，我们以农业文明为基础的社会也发生了变革，也不再依赖于这种确凿具体的天文历法形式，但是这种古老文明形式中所蕴涵的“与时具进”思想精髓确是我们所不能抛弃的，它不在拘泥于狭隘的天文学形式，而是融会到我们民族文化思想之中。 十、后记 关于二十八宿与太玄和周易的关系，以及在历法方面的问题，一直都是笔者在不停探索的问题，但是也被一些问题困绕着，不能解决。此次，2002年九月，笔者参加了第十三界安阳国际周易研讨会，会上，上海复旦大学中文系的李定博士有一篇关于“贞”字的论文，通过对上古彩陶器物图案的研究，提出了一种新颖的理解古人思维方式的思路，十分具有启发性，扩展了易学研究的思维空间。同时在此次会议上，南京紫金山天文台的徐振韬教授讲解了有关风水罗盘的问题，其中涉及到了岁差的问题，会后，黄德鲁先生在复印徐教授资料的时候，十分热情的特意为我也复印了一份，在获得这些相关的新思路和资料以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思考，过去许多半途而废的思考又一次连续了起来，所以就决定继续一些问题的探索，上面是一些思考的结果。同时也对黄先生、李博士和徐教授表示感谢。 注:图片来源于网络 原文网址：http://www.daoisms.org/article/sort018/info-537.html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