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俞平伯先生于1923年所撰《重刊浮生六记序》,就特别提及:“幼年在苏州,曾读过此书”,已“觉得可爱”,至1922年在上海,与顾颉刚先生等聚谈,并又从顾先生处借得《雁来红丛书》本,“自然重读时更有滋味”。当代前辈学者、《红楼梦》研究权威冯其庸先生,于1988年在北京撰有《〈浮生六记〉德译本序》,也特记他在十几岁时因抗日战争爆发,失学,在江南家乡农村种地,又一边读书,“《浮生六记》就是我当时最喜欢读的一种书”;后他将《浮生六记》与《红楼梦》并提。可见《浮生六记》确是我们中国的文学佳作。 《浮生六记》属于清代中期的作品,过去《中国文学史》、《清代文学史》都提到过这本书,所以,《(〈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的发现,是文学史、史料学上的重大成果,是一件很有历史与现实意义的事情。人民文学出版社今年上半年(2010年4月)出版了新的《浮生六记》,是增补本,增补了古籍辑录、收藏家彭令同志发现的第五记。人民文学出版社对此很有贡献。以前出版过俞平伯点评的《浮生六记》,这次出了新增补本,我曾在5月18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指出,这是史料学的一个重大成果,类似我们的敦煌学,这是我说的第一点。 第二,《浮生六记》新增补本中,增补的《海国记》提到我国钓鱼岛的主权问题,是我国对钓鱼岛拥有主权的一个新证据。 我另外再说三点。 第一,此次审阅评估的原件是否是钱泳的手抄本,近两年国内对此有所争论。北京大学历史系辛德勇教授早在其2006年撰写的《钱泳〈记事珠〉稿本经眼识略》(收入2008年10月中华书局出版的辛德勇《读书与藏书之间》二集)一文中,就已经明确“检视此书,满纸涂抹圈改,且在多处留有钱氏署名,其为钱泳手稿,自是了无疑义,毋庸再赘予徵考”。特别是近一年来,郑(伟章)先生和蔡(根祥)教授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尤其是郑先生,还把钱泳的其他作品找出来比对,这是非常科学的。郑伟章先生在钱泳的《登楼杂记》抄稿中发现了有关《海国记》所载内容的记述,也注意到彭令所藏 《海国记》与《登楼杂记》一样,皆为钱泳经手整理的文字。差别在于,《海国记》原件是钱泳亲笔抄录的,为其真迹;《登楼杂记》原件疑是钱泳之子钱曰祥经手整理其父作品之抄稿,为钱曰祥或其所请抄书匠的墨迹,现藏国家图书馆善本部。此外,我的学术挚友、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委员傅熹年先生,8月6日上午,在中国建筑设计研究院,认真鉴定包括《(〈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在内的《记事珠》原件后,认为“《册封琉球国记略》原件,是清代旧东西,钱梅溪(钱泳号梅溪)手稿真迹,当代人是造不出来的。”因此,我们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为钱泳真迹,完全能够确定下来;再作质疑,皆是无用之徒劳或别有用心。 我们可以从学术方面来讨论,钱泳是嘉庆、道光时期很有成就的书法家,与《浮生六记》作者沈复都是苏州一带的人。这也启发我们可以进一步作有关苏州地域文化方面的研究,把书法艺术、文学艺术和文人之间的交流作为一个研究方向,当时的书法家抄录同代文学作品这种风气是很值得研究的。 第二,沈复在《浮生六记》前四记中,除记录了与妻子、父亲的关系外,还记录了去重庆、四川、陕西、山东、河南等地游玩的过程,这是沈复的朋友石韫玉介绍去的。嘉庆十二年,石韫玉前往北京,经其介绍,沈复也来到北京。《浮生六记》第四记就到此为止,后来的没有了。我们注意到,《海国记》中表明,沈复的琉球之行就是嘉庆十三年开始的,这里面可以看出其中的关系,因此,《浮生六记》第五记的发现,对《浮生六记》本身也甚有价值。前四记的文笔风格与第五记可以作比较,这也是很有价值的。 第三,我是研究唐宋文学的,我们从唐代开始,与东边的日本、朝鲜对外交流很多。唐代时,有不少日本人来中国求学、做官,有一些日本人将当时的书带回到日本,一直保存下来。现在日本有些书,特别是宋代的书,对我们学术研究极有帮助。朝鲜,当时叫新罗,有不少人来中国,特别是明代,其中一些朝鲜人将途中经历写成了书,对当时中国的风俗有记录。因此,我认为中国太平洋学会以后可以研究一下中国古代与日本、朝鲜和东南亚的交流情况。西边过去有“丝绸之路”,我们现在可以从太平洋方面来研究我们古代的对外交流情况。 关于《海国记》原件的价值与意义,我是十分看重的。8月11日上午,在清华大学中国古典文献研究中心,我与彭令同志再次研读人民文学出版社4月份版“新增补”《浮生六记》时曾认为:“《(〈浮生六记〉卷五)册封琉球国记略(〈海国记〉)》原件,首先是清代书法家钱泳(号梅溪)的手稿,艺术价值较高,可比作一块玉;又系出自古典文学名著沈复《浮生六记》的佚文,文学价值很高,进而可视为一块美玉;再者能广泛传递、宣传‘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现实意义大,历史价值也高,更进一步谓之当代和氏璧,亦应该不为过。” 也许有人会说,这部古籍的文物价值,无法与宋元孤本古籍相提并论;艺术价值,也不可能达到历代顶尖级书法家传世墨迹之地位;“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历史信息,其他文献中亦早有记载。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古代著名书法家手迹、传世经典佚文与“钓鱼台(岛)自古属于我中华”的重要历史信息,在一部古籍中三位一体,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艺术性、文献性与文物性结合得这样完美,我感觉,这有点似天工巧合,人间奇迹,十分难得。这样的顶级历史文献,不是经常能被发现的,著名文献学家郑伟章先生见到原件时曾反复说,“不容易看到,大饱眼福了,赏阅前应该沐浴焚香”,我们相信,广大读者也一定能有尽量高看这文献一眼的期望。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