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中国近代，康有为立孔教为国教的做法令人注目，其关于孔子是教主的观点基于对孔于思想的创造性阐发。对于孔子之道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康有为反复强调孔子作为孔教的教主以救世为情怀，其一切思想均围绕着救世展开；由于具体环境和受众不同，孔子注重变通，致使其思想大小、本末、精粗无所不包，犹如佛教小乘、大乘兼备一样。对此，他写道：“盖孔子兼备万法，其运无乎不在，与时变通而得其中。声色之以化民，皆末；无声无臭，乃为天载。如五色之珠，说青道黄，人各有见，而皆不得其真相者也。所谓圣而不可测之谓神，孔子哉!”这就是说，只有在本末、大小、精粗无所不备，而这一切都是为了救世的前提下理解孔子之学，才能领悟孔于思想的大义，否则将会误解孔子，甚至可能背离孔子之道的微言大义，使孔子之学日益狭隘。沿着这个思路，康有为从不同角度诠释了孔子之道的基本内容，奠定了孔子成为教主的理论基础。 一、天道与人道 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出于临时发药、注重变通的需要，孔子之道广博深奥，无所不备——不仅言形体而且言灵魂，不仅讲人生而且讲天神。这表明，孔子之道包括天道与人道两部分，并不像人们所理解的那样只讲人道而不讲天道。对此，他解释说：“故二千年来，得见孔子之道者寡矣。以为孔子专言形体，而不知其言灵魂；以为孔子专言人世，而不知其多言天神。其他德行、政事、言语、文学之科，独人立国，天下合群之义，莫不详委该备，所谓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非子赣亲闻性与天道，何得尊叹之如此?后人据所见以妄议神灵者，如五色之珠，见青见黄皆不是。如天之大，苍苍无正色，杳杳无终极，若言是笠是弓，赞之攻之，总皆谬见而已。”针对这种情况，康有为坚称，六经皆孔子所作，应该以六经而不是以《论语》为经典来领悟孔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对于这一点，梁启超在给康有为作传时特意指出：“昔中国之言孔学者，皆以《论语》为独一无二之宝典。先生以为《论语》虽孔门真传，然出于孔门弟子所记载，各尊所闻，各明一义，不足以尽孔教之全体，故不可不推本于六经。六经皆孔子手定，然《诗》、《书》、《礼》、《乐》，皆因前世所有而损益之；惟《春秋》则孔子自作焉，《易》则孔子系辞焉。故求孔子之道，不可不于《易》与《春秋》。《易》为魂灵界之书，《春秋》为人间世之书，所谓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孔教精神，于是乎在。”梁启超的介绍表明，康有为坚信六经皆孔子所作，因而不像前人那样以《论语》为经典而是依据六经来解读孔子思想的。 沿着依据六经解读孔子之道的思路，康有为指出，六经构成了孔子思想的基本内容。孔子作六经本身就证明了孔子之道博大精深，赅天道与人道。对此，他解释说，同样出自孔子之手的六经在内容上各有侧重，这决定了由六经构成的孔子之学内容丰富，本末、大小、精粗无所不备。其中，《易》和《春秋》是讲天道的，其他四经则主讲人道：“盖《易》与<春秋》为孔子晚暮所作，《诗》、《书》、《礼》则早年所定。故《易》与《春秋》晚岁择人而传，《诗》、《书》、《礼》则早年以教弟子者。然《诗》、《书》、《礼》皆为拨乱世而作，若天人之精微，则在《易》与《春秋》。孔子之道，本末精粗，无乎不在；若求晚年定论，则以《易》、《春秋》为至也。”后来，康有为改变了《春秋》和《易》皆讲天道的说法，转而声称《春秋》主讲人道，只有《易》讲天道。尽管具体说法不一，《易》讲天道则是康有为的一贯看法。《易》是孔子所作，是讲天道的，《易》的存在本身就证明了孔子之学具有天道方面的内容，天道与人道一样是孔子之学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康有为这样描述孔子之道： 夫孔子之道广矣博矣，邃矣奥矣，其条理密矣繁矣，又多不言之教，无声无臭，宜无得而称焉。请撢其涯，求其门……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庄子。曰：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传而在六艺者，邹鲁之士、措绅先生能言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 原于天命，发为人道，本于至诚之性，发为人教之化，穷鬼神万物之微，著三世三统之变。其粗则在人伦言行、政治之迹，其精出于上天无声无臭之表。而所以行之后世。为人不可离者，则以其不高不卑，不偏不蔽，务因其宜，而得人道之中。不怪不空，不滞不固，务令可行，而为人道之用。尚恐法久生弊，又预为三重之道，因时举措，通变宜民。惟其错行代明，故可并行不悖，既曲成万物而不遗，又久历百世而寡过。因使孔子之教，广大配天地，光明并日月，仁育覆后世、充全球。 这清楚地表明，孔子之道不仅包括天道方面的内容，而且以天道为根基，孔子所讲的人道皆发端于天道。其人伦、教化思想都是从天道中演绎出来的，天道在孔子之道中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地位和作用。至此，康有为得出结论，尽管以救世为宗旨，孔子之道以人道为主，天道却不可缺少，因为孔子的人道都是从天道中推导出来的，这便是：“孔子之道本于天，以元统天。”“孔子之制度必本于天。” 进而言之，孔子所讲的天道包括性与天道两个方面，康有为称之为“性与天道”或“性天之学”。在此基础上，他强调，由于天道方面的内容邃奥高深，孔子择人而传，子贡、庄子是孔子“性天之学”的传人。基于这种认识，康有为对孔子天道方面的内容十分重视，由于确信庄子传承了孔子天道方面的内容，故而提升庄子在孔学中的地位——不仅一再宣称庄子与孟子一样得孔子大同之传，而且将之置于荀子之上。同样的逻辑，《易》是孔子讲天道的，康有为便对之予以推崇和阐发。按照他的说法，孔子注重变通，并且兼养魂魄，无论变通还是灵魂之事都以《易》为主要经典。对此，梁启超介绍说，康有为认为《易》专讲灵魂之事：“若夫《大易》，则所谓以元统天，天人相与之学也。孔子之教育，与佛说华严宗相同：众生同原于性海，舍众生亦无性海；世界原具含于法界，舍世界亦无法界。故孔子教育之大旨，多言世间事，而少言出世间事，以世间与出世间，非一非二也。虽然，亦有本焉。为寻常根性人说法，则可使由之而不使知之；若上等根性者，必当予以无上之智慧，乃能养其无上之愿力。故孔子系《易》，以明魂学，使人知区区躯壳，不过偶然幻现于世间，无可爱惜，无可留恋，因能生大勇猛，以舍身而救天下。” 二、仁 康有为强调，博大精深、无所不包的孔子之道一以贯之，其核心便是仁。这就是说，仁是孔于思想的宗旨和主线，甚至全部的孔子之学都可以归结为一个仁字。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一再宣称：“该孔子学问只一仁字。”“孔子之教，其宗旨在仁。”康有为认为，仁是孔子思想的宗旨，孔子的思想都围绕着仁而展开，无论其治国方案、人伦规范还是经济制度皆是如此。对此，他解释说：“孑」子所以为圣人，以其改制，而曲成万物、范围万世也。其心为不忍人之仁，其制为不忍人之政。仁道本于孝弟，则定为人伦。仁术始于井田，则推为王政。孟子发孔子之道最精，而大率发明此义，盖本末精粗举矣。《春秋》所以宜独尊者，为孔子改制之迹在也。《公羊》、《繁露》所以宜专信者，为孔子改制之说在也。能通《春秋》之制，则‘六经’之说莫不同条而共贯，而孔子之大道可明矣。《春秋》成文数万，其旨数千，皆大义也。汉人传经，皆通大义，非琐屑训诂名物也。故两汉四百年，君臣上下制度议论，皆出《公羊》，以《史记》、《汉书》逐条求之可知也。苟能明孔子改制之微言大义，则周、秦诸子谈道之是非出入，秦、汉以来二千年之义理制度所本，从违之得失，以及外夷之治乱强弱，天人之故，皆能别白而昭晰之。振其纲而求其条目，循其干而理其枝叶，其道至约，而其功至宏矣。”这就是说，仁奠定了孔子思想的主体内容。康有为特别指出，孔子最重要的经典《春秋》就是讲仁的，仁在《春秋》中是一以贯之的主线，《春秋》之义恢宏博大却以仁为主。在他看来，仁决定了孔子后学的嫡传与别派之分：正如以礼为核心内容注定了荀子只能传承小康之学，终归属于别派甚至“孽派”(梁启超语)一样，孟子之所以成为孔门保罗、龙树，董仲舒之所以成为孔后一人、汉代第一纯儒，根本原因之一是对仁的发微。按照康有为的说法，孟子对仁的解释“最直捷通达”，董仲舒发仁最精。他之所以对孟子和董仲舒倍加推祟，让董仲舒取代了原本属于荀子的位置——早年康有为将荀子与孟子一起奉为孔门“二伯”，原因在于董仲舒对仁的发挥最为精辟。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了仁对于孔子思想的至关重要，印证了孟子、董仲舒在孔子之学中首屈一指的地位与仁息息相关。 进而言之，康有为在强调孔子之道可以归结为仁的同时，将仁的内涵界定为自由、平等和博爱。如此说来，既然仁是孔于思想的宗旨，仁的内涵是自主、平等和博爱，那么，自主、平等便是孔子思想的题中应有之义。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不止一次地写道：“夫自由之义，孑」门已先倡之矣。昔子贡曰：我不欲人之加之我也，吾亦欲无加之人。不欲人加，自由也；吾不加入，不侵犯人之自由也。人己之界，各完其分，语意周至。”“大约颜子、子贡无所不闻，故孔子问子贡与回也孰愈，而叹性与天道。子贡传太平之学，曰：我不欲人之加诸我，吾亦欲无加诸人。人己皆平。”此基础上，康有为多次强调孔子之道不仅在逻辑学、心理学方面与西方相合，而且在政治、经济和法律方面先于西方，并且优于西方。 三、六艺与口说 在康有为看来，孔子所作六经侧重不同的内容，已经表明孔子的思想无所不包，内容丰富；况且，孔子之道大多“不言之教”，除了这些见诸文字的文本之外。还有不立文字的微言大义。沿着这个思路，与早年从六经中匡定孔子思想内容的做法有别，从《论语注》等著作开始，康有为强调孔子之道包括经典文本与口说微言两部分，这两部分内容迥异，级别不同。其中，经典文本就是《诗》、《书》、《礼》、《乐》、《易》和《春秋》，即六经，也称为六艺；口说口口相传，寓含孔子的微言大义；六经只是普通之学，孔子以此日以教人；口说则择人而传，是一般人不可得闻的高级之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他写道： 子赣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文章，德之见乎外者，六艺也，孔子日以教人。若夫性与天道，则孔子非其人不传。性者，人受天之神明，即知气灵魂也。天道者，鬼神死生，昼夜终始，变化之道……子赣骤闻而赞叹形容之。今以庄子传其一二，尚精美如此，子赣亲闻大道，更得其全，其精深微妙，不知如何也。此与《中庸》所称“声色化民，末也；上天之载，无声无臭，至矣!”合参之，可想像孔子性与天道之微妙矣……天下之善读孔子书者，当知六经不足见孔子之全。 子赣就是前面所说的子贡。在这里，康有为坚持子贡、庄子传承了孔子有关“性与天道”方面的内容，却将六经从孔子思想的全部内容变成了其中的一部分，而在孔子的思想中加入了与六经相对的口说部分；声称在六艺与口说这两部分之中，口说之微言大义远远比六经重要。与此相关，康有为将先前认定的《春秋》和《易》或者《易》讲天道变成了只有口说微言才传承天道。循着这个逻辑，“性与天道”并非限于《易》，包括《易》在内的“六经不足见孔子之全”；只有口说才是孔子的微言大义，六艺尽管也是孔子的思想，却只是粗浅之学，孔子用来日以教人。这降低了六经在孔子之道中的地位和价值。更有甚者，由于六经的内容各有侧重，每经只是孔子思想的一部分，如果传得一艺，则不仅不能窥见孔子思想的全貌，反而使孔子大道支离破碎，老子、墨子皆为“一曲之士”正因为对六艺的分裂。对此，康有为特意强调：“夫以孔子之道之大，孔门高弟之学术之深博如此，曾门弟子之宗旨学识狭隘如彼，而乃操采择辑纂之权，是犹使僬侥量龙伯之体，令鄙人数朝庙之器也。其必谬陋粗略。不得其精尽，而遗其千万，不待言矣。假颜子、子贡、子木、子张、于思辑之，吾知其博大精深，必不止是也。又，假仲弓、子游、子夏辑之，吾知其微言大义之亦不止此也。佛典有迦叶、阿难之多闻总持，故精微尽显，而佛学大光。然龙树以前，只传小乘，而大乘犹隐。盖朝夕雅言，率为中人以下而发，可人人语之，故易传焉。若性与天道，非常异义，则非其人不语，故其难传，则诸教一也。”循着这个逻辑，康有为指出，当务之急是洞彻孔子大道的微言大义，而孔子的微言大义就隐藏在《春秋》之中。 综观康有为的思想可以发现，《春秋》不仅仅是六艺之一，而是孔子之道的关键所在，《春秋》可以把子」子在六经中的思想贯通起来。事实上，康有为虽然认定六经皆出白于孔子之手，却对《春秋》寄予厚望，誉之为六经之至贵，解开六经的金钥匙。对此，他一再声称：“‘六经’以《春秋》为至贵。”“孔子之道，全在于‘六经’。《春秋》为‘六经’之管籥，故孔子之道莫备于《春秋》。”进而言之，如果说孔子的微言大义就隐藏在《春秋》之中的话，那么，孟子则是最早揭开这一秘密的人。对此，康有为说道： 然则求孔子之道者，于六艺其可乎?子思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譬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日月之代明。孟子者，得子思升平之传；故善言孔子者，莫如孟子。孟子言禹，则曰抑洪水；言周公，则曰兼夷狄、驱猛兽；言孔子，不单其他，但曰“知我罪我，其惟《春秋》”，又曰“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然则六艺之中，求孔子之道者，莫如《春秋》。 如果说孟子是最早发现《春秋》价值的人的话，那么，董仲舒则是对《春秋》微言大义阐发最好的人。《春秋》及其微言大义的重要性决定了传承《春秋》微言大义的孟子和董仲舒思想的至关重要。两相比较，如果说孟子的贡献是发现了《春秋》寓含微言大义的话，那么，董仲舒的贡献则在于光大《春秋》的微言大义，使閭而未发的孔子之道重见天日。至此，康有为的结论是：“明于《春秋》者，莫如董子。自元气阴阳之本、天人性命之故、三统三纲之义、仁义中和之德、治化养生之法，皆穷极元始、探本混茫。孔子制作之本源、次第，藉是可窥见之。如视远筒浑仪而睹列星，晶莹光怪，棋列而布分也。如绘大树，根本干支，分条布叶，郁荣华实，可得而理也。孔子之道本，暗舀湮断久矣，虽孟、荀命世亚圣，犹未能发宣。江都虽醇儒，岂能逾孟越荀哉?有道者，高下大小，分寸不相越。苟非孔子之口口相传，董子岂能有是乎?此真孔子微言大义之所寄也。” 总之，孔子之道包括文本和口说两部分，文本的内容十分明确，指《诗》、《书》、《礼》、《乐》、《易》和《春秋》组成的六经，或称六艺。对于口说的具体内容以及微言大义是什么，康有为的说明沿着两条线索而来：一条是子贡、庄子传承的“性天之学”，一条是子游、于思、孟子和董仲舒等人传承的《春秋》蕴藏的微言大义。鉴于微言大义在孔子之道中的重要性，康有为将传承大义的庄子和孟子一起归到了孔子的大同一派，视为嫡传。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这两条线索具有各不相涉的传承谱系和代表人物，内容也大相径庭，彼此之间呈现出巨大张力：第一，子贡、庄子传承的“性天之学”侧重天道，孟子、董仲舒传承的《春秋》则侧重人道；第二，微盲大义不同于六经之处在于其属于“不言之教”，以口说为传承方式，《春秋》作为六艺之一则属于文本。或许是意识到了这种张力，康有为在解读孟子和董仲舒的思想时历来突出两人的今文经学家身份以及对《春秋》微言大义的阐发，反复申明两人对《春秋》的解读绝非像荀子、刘歆那样注重训诂、考据；同时一再强调孟子和董仲舒的思想都本于天道，包括“性天之学”方面的内容。当然，随着康有为思想的转变，庄子由早年作为孔子大同派的代表倍受关注而逐渐被边缘化，孟子和董仲舒等人则成为孔子微言大义的传人，三世、三统也随之成为孔子微言大义的主要内容。 四、大同与小康 康有为一再强调，由于身处据乱世，孔子注重变通，因时说法，所有思想都“三数以待变通”，三世、三统即属此类。于是，他说道：“孔子创义，皆有三数以待变通。医者制方，犹能预制数方以待病之变，圣人是大医王而不能乎?三统、三世皆孔子绝大之义，每一世中皆有三统。此三统者，小康之时，升平之世也。太平之世别有三统。”这就是说，孔子既讲升平之世的小康之制，又讲太平之世的大同之制，二者都是孔于思想的组成部分。与此相联系，在对孔子之学传承谱系的追溯中，康有为始终突出小康与大同两方面的内容分别被不同的孔子后学所传承，致使孔子之学分为两派，这一趋势早在孔子的亲授弟子中就明显地表现出来。有鉴于此，他反复宣称：“孔子后学两大派：齐、鲁之间则曾子，外国则子夏。”“颜子之后分为两派：有子、曾子。”这清楚地表明，早在孔子的亲授弟子那里，孔子之学就已经分裂为两派了。至于这两派的代表是谁，康有为或者说成是曾子与子夏，或者说成是曾子与有子；尽管代表人物有所出入，孑」子的亲授弟子就已经分为两派则是毋庸置疑的。从引文中可以看出，康有为对曾子十分重视，无论另一派的人物如何变化，曾子担任一派都岿然不动。其实，曾子之所以必然出现，是因为其学规模狭隘，传承了孔子的小康之学；有子、子游等人传承的则是孔子的大同之学。孔子亲授弟子的两派之分表明，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像孔子那样小康、大同兼备，而是对博大精深的孔子之道各有侧重，“皆为孔子之三统，门人各得其一说，故生互歧。故通三统之义，而经无异义矣。自七十子以来，各尊所闻，难有统一之者。”这样一来，原本在孔子那里的小康、大同圆融无碍，并行不悖，到了孔子的亲授弟子那里便被分为升平的小康之学与太平的大同之学两个派别。例如，同为孔子弟子的子路与颜回就分别代表了这两派：“子路‘车马衣裘与共’，乃传升平世之道者；颜渊‘无伐善施劳’，乃传太平之道者。”② 康有为强调，孔子亲授弟子所分裂出来的小康与大同两派在后来的传承中不仅没有弥合，反而愈演愈烈，致使两派之间泾渭分明。其中，孟子独领一派，从有子、子游和子思处而来；荀子担纲一派，接续了曾子的衣钵。对此，他比较说：“孔门自七十子后学外，至战国时，传道者有孟子、荀子，分两派。孟子学多在德性，荀子学多在礼，而传经则荀子为最多。”在康有为看来，孔子之学的两派之分是必然的：第一，依据不同的文本：六经皆孔子作，彼此之间各不相同却共同构成了孔子之道的具体内容。孔子的弟子或后学却对六经各有侧重，于是分出不同的流派。以作为孔子战国“二伯”的孟子和荀子为例，孟子一派以《春秋》为主，荀子一派以《礼》为主。第二，传承方式的区别：孟子一派以发挥微言大义为主，荀子一派以传经为主。第三，侧重不同的内容：大同以仁为主，小康以礼为主。一言以蔽之，孑L子之学的两派之分从根本上说就是小康之学与大同之学的区别。康有为指出，小康与大同这两种学说本身就有高低、深浅之分：前者是低级的，肤浅的；后者是高级的，邃奥的。对此，声明“述”康南海之言的梁启超介绍说：“孔门之为教，有特别普通之二者。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焉，《论语》谓之为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庄子。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传小康者多而传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往往相反。耽乐小乘者，闻大乘之义而却走。且往往执其偏见以相攻难，疑大乘之非佛说。故佛说《华严经》时。五百声闻，无一闻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闻。既不闻矣，则因而攻难之，故荀卿言，凡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书，未尝言《易》，殆不知有《易》焉。盖根器各不同，而所授亦异，无可如何也?” 康有为对孔子之道内容的诠释各个部分之间相互联系，围绕着孔子的救世初衷展开，共同指向了孑」子的教主身份和地位。其中，天道方面的内容不仅与人道一样证明了孔子之道的博大精深，而且证明了孔子之道是宗教。因为按照康有为的理解，信仰鬼神是宗教的特征，确信孔子讲灵魂之事，是判定孔子之道是宗教的前提条件。有鉴于此，他虽然强调孔子的一切言论均因人之性，顺人之情，以人道为主，却反复声称孔子之道源于天道。仁方面的内容不仅将博大精深的孔子之道贯通起来，同时彰显了孔教与佛教、基督教(耶教)的一致性，因为仁是三者的共同宗旨。从这个意义上说，孔教是否是宗教成为不证自明的，其与佛教和基督教的共同宗旨更加突出了孔教的宗教属性。孑」子之道文本与微言、大同与小康方面的内容印证了孔子之道的无所不备，更为重要的是，突出了孔子之道本身就包含自由、平等和民主思想。循着这个思路，中国之所以衰微是因为误解了孔子之道，当今的出路是沿着孟子、董仲舒等人的引领以今文经的方式发挥孔子的微言大义，使孔子的太平、大同之道日益光大。这是康有为对孔子是中国教主的论证，也是他呼吁立孔教为国教，凭借保教来保国的理论初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