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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由国家组织开展的重大科研项目《中国曲艺志》大型艺术方志丛书的编纂,不仅彻底改变了曲艺"有史无书"的贫困面貌,而且为曲艺学的真正确立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学术基础。去年11月出版的《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同样带来了重大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不仅填补了省内三大空白,还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说唱艺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理论支撑;纠正了理论界、史论界对曲艺中原来的许多谬误,证明了甘肃特色文化积淀的丰厚和历史作用。日前记者采访了《中国曲艺志》总编罗扬、文化部民族民间文艺发展中心主任李松以及《中国曲艺志·甘肃卷》主编徐枫。李松表示:"文化的传承,尤其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不应只是整理收藏如此简单。集成工作者呼吁,只有为传统文化注入活力,使其在新的土壤里继续生存,才能让传统文化的生命生生不息。"对《甘肃卷》的编撰完成出版,今年80岁高龄的罗扬表示,《甘肃卷》是《中国曲艺志》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独特的价值。 填补空白:甘肃卷为我国唐代曲艺正名 《甘肃卷》是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重大项目之一,由《甘肃卷》编辑部历时18年没有借助任何省外力量独立完成,全书共计109.5万字,目前为全国第二大卷,西北第一大卷。 《甘肃卷》填补了"三大空白"。据徐枫介绍,这三大空白具体是:其一,《甘肃卷》填补了我国唐时期曲艺史志及文本、文物、理论的空白。《甘肃卷》在编纂过程中,得益于莫高窟文献的实惠和佐证。莫高窟第十六窟发现藏经洞,出土大量遗书证明了敦煌在唐时期就有了民间说唱,是不可多得的历史文献。其二,《甘肃卷》填补了甘肃没有曲艺类史志的空白。甘肃是民间曲艺资源大省,各民族在甘肃长期的生活与生产劳动中创造了风格各异、丰富多彩的民间说唱艺术。但是,至20世纪末,关于甘肃民族民间曲艺的论述和专著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即便是有些专著也只是从一个专业角度对某一个曲种形式进行研究,而系统地、科学地将甘肃民族民间曲艺从历史渊源、沿革、流变过程、分布地域、文本、音乐、表演形态、舞台美术、机构设置以及传承关系综合性地加以叙述只有刚刚出版的《甘肃卷》。其三,《甘肃卷》填补了甘肃少数民族民间曲艺理论及史志的空白。生活在甘肃的藏、回、保安、东乡、蒙古、裕固、撒拉、哈萨克等少数民族为甘肃的曲艺曲种的创造、发展和繁荣作出了杰出的巨大贡献。但是,对甘肃各兄弟民族的曲艺形式及曲艺形态很少有人问津,甘肃各少数民族的民间说唱活动见诸于理论的不多,更不系统。《甘肃卷》对上述少数民族的民间曲艺活动进行了系统性的论述,为今后研究甘肃的少数民族民间曲艺奠定了科学的理论基础。 盘清家底:甘肃卷涵盖了126个曲艺曲种 甘肃是民族民间曲艺资源的大省,其原因有二,一是甘肃民族民间曲艺的历史源远流长,二是民族民间曲艺品种繁多。《甘肃卷》所收录的一百多个曲种,其中甘肃本地曲种有78个,外来曲种在甘肃有影响的有48个。据了解,《甘肃卷》中最有价值的发现为,以甘肃本地古代曲种主要以"转变"、"敦煌曲子词"、"说因缘"、"唱词文"、"说话"、"诵赋"为代表。其中,"唱词文"对以后诗赞系的鼓词影响深远,是曲艺中鼓曲类曲种(如大鼓、坠子等)的先河,"说话"则是今天评书的鼻祖,"诵赋"对后世形成的快板或快书有一定影响。 徐枫说:"明代以后,甘肃地方曲种趋向繁荣,种类逐渐繁多,汉族曲种如念卷(甘肃各地)、凉州贤孝(武威地区)、秦安老调(秦安县及周边地区)、民勤小曲(民勤县及周边地区)、秦州平腔(天水地区)、阶州唱书(陇南地区)、文县琵琶弹唱(陇南地区)以及藏族的甘南‘格萨尔说唱’、裕固族的‘裕固弹唱’、东乡族的‘东乡颂曲’等开始活跃。清代是甘肃民间曲艺活动的繁荣期,包括兰州鼓子词、兰州太平歌、肃州老曲子、河州贤孝、陇东道情等几十种曲艺形式在甘肃大地活动。《甘肃卷》在对以上地方曲种的挖掘中,对曾经发生过而现在已经消亡的地方曲种做了尽可能的叙述,如阶州唱书、景泰弦子书、喊牛腔、宁州竹鼓、兰州太平歌、弦儿调、嘉峪关杂话等,为继续挖掘这些曲种留下了珍贵的、系统性的文献资料及线索。"学术价值:纠正理论界、史论界对曲艺的谬误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甘肃卷》由于详尽地记述了唐代的曲艺形式和文本文献及文物,从根本上否定了以前中国曲艺的"宋代说"和"明代说"的论点,所以说在中国曲艺的断代问题上,《甘肃卷》提供了可靠的理论依据,同时《甘肃卷》为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民间说唱艺术提供了理论支持和理论支撑。传统的民族民间说唱艺术(也就是常说的民间曲艺)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范畴,它所反映的除了它们本身的艺术性质外,对研究当时各地的宗教信仰、民俗风情、人文环境、制作工艺以及文本的再生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甘肃卷》由于对甘肃传统的民族民间说唱艺术记载的文献详实可靠、有据可查,而且呈系统性,这就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保证和文献保证。 该志书的出版,还彻底纠正了理论界、史论界对曲艺中原来的许多谬误,证明了甘肃特色文化积淀的丰厚和历史作用。徐枫说,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由于信息交流、调查手段、文献查阅困难和田野调查不深入,许多关于民间曲艺的专著或论文对甘肃的记述很不准确,而这次《中国曲艺志·甘肃卷》就纠正了这种谬误。事实证明,由于受民间俗教及民间风俗的影响,甘肃的念卷活动不仅地域广泛,而且艺人之多、文本之多以及内容广泛都在全国堪称首位。还有,对许多民间曲种的冠名,《甘肃卷》进行了规范,如人们对"兰州鼓子词"的俗称叫"兰州鼓子"、对流行于永登苦水一带的"弦儿调"误称为"下二调"等等都进行了纠正。(记者 肖洁)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