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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听说要谈续修《孔子世家谱》的事儿，朱先生就知道又要得罪人了。从抨击“国学热”，批评于丹“不知道《论语》为何物”，说孔子是“私生子”，到质疑所谓“孔子后裔”的血统问题，这许多年，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朱维铮先生已经得罪了不少“孔教”卫士；他提出的问题，用俗一些的话来说，是要敲掉很多人的饭碗的。然而不论今朝国学怎样热，于丹怎样火，孔子后裔声势怎样壮大，到头来终究要接受历史的考验。在整个访谈中，朱先生不停强调的一句话就是：要尊重历史。 最近国家对外汉语办公室在组织海内外学者共同翻译“五经”，据说要翻成八种语言。您参加了研讨会，能不能对此事谈谈看法？ 朱维铮：其实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英国传教士理雅各（JamesLegge）已经翻译过《中国经典》，包括《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左氏传》，加上《论语》、《孟子》，还有《竹书纪年》。理雅各是和中国人王韬合作翻译的。当时王韬因为跟太平天国有联系而被清廷通缉，逃去香港，英华书院院长理雅各就邀请他同译。办法是王韬解释古汉语文本，由理雅各笔译成英文，正好与利玛窦、徐光启以来西书中译的合作模式相反。三年后，理雅各回英国，又邀王韬赴英，继续翻译《周易》。理雅各译本出版后到现在一百多年，不少欧美学者还在使用，可以说影响很大。不过王韬并非经学家，理雅各的汉学修养也可疑，况且“四书五经”文本不可能门门都通。后来也有学者不满他们的译本，要重译，但限于个别经典，例如香港中文大学的刘殿爵翻译的《论语》、《孟子》，学界评价很高。然而“五经”整体重译仍未见尝试。 此次重译的组织者是法国汉学家施舟人和袁冰凌两位教授，国家汉办予以全力支持。他们的计划是翻译“十三经”，也就是《周易》、《尚书》、《诗经》，“三礼”（《周礼》、《仪礼》、《礼记》），“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还有就是宋以后加进去的《论语》、《尔雅》、《孝经》、《孟子》。这些经典到清中叶都已形成相对固定的官方文本，清末民初以来专经的文本研究又有进展，更突显重译的必要。这次国家汉办邀请了二十多位国际著名的汉学家和国内学者，共同研究重译方案，计划是先把“十三经”译成英文，再参照英文本和中文本翻译成另外八种主要语言。但具体分工我不太清楚。较诸以往理雅各、王韬的合作模式，现在的好处是，参与其事的汉学家均为文史专家，古汉语修养都很好，需要找人帮助也很方便。 您的研究常常提醒我们，经典形成的过程十分复杂，翻译过程中肯定应该考虑到。 朱维铮：所谓的“经”都是汉代的产物，至于每种文本的源和流追溯起来便很难讲。二十多年前我曾经在《孔子研究》创刊号上发表过一篇《〈论语〉结集脞说》，依据古近种种矛盾的历史陈述，以为今本《论语》，并不是孔子死后几代弟子编辑的本子，甚至不是汉代的三种抄本的某一种，而是孔子死后六百年的东汉末年的郑玄糅合今古文本的改订本。这个文本在魏晋后渐居主流，汉代三种或四种文本也就失传。而且版本问题又牵涉到了文字、句读的问题，举两个有名的例子。 《论语》现在的通行本里面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几句话，而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却引《鲁论》，说“易”读为“亦”，也就是孔子办学的鲁国，儒者相传的《论语》文本，这三语的句读应该是“加我数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这处异文就牵涉到了孔子有没有学过《易经》的大问题。 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段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治理民众，可以要他们顺从，但是不可以让他们开启智慧。这是中外前近代权力者通行的愚民政策，基督教《圣经》将信众比作羊群，将教士比作牧羊人，与依据孔子此语将治民称作“牧民”，毫无二致。但是自命孔教的马丁·路德的康有为，却说前人都读错了，这里“子曰”，应该断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说孔子鼓吹凡事都要征求民意，民众同意了，就可以去做，民众不同意，领袖要说服他们懂得必须这样做的道理，所谓开民智。所以，孔子其实是民主政治的教主。可惜，康有为用如此怪异手法替孔子辩护，连梁启超也不信。 类似例子在经学史上相当多。不仅《论语》存在材料可信度问题，别的儒家经典也都存在结集过程、篇章文字、原典涵义问题，有的更复杂。每种传世文献都有一套文本和诠释的变异史，要厘清很困难。比如所谓“十三经”，自汉至清不少君主都宣称他们所尊的就是孔子的真传本，却只能引发学者的更多质疑，目前争论仍在继续，再过两千年也未必息响。我赞成将它们重译，介绍给全球非汉语世界的读者，但以为要选择目前中外学界一般认可的文本，主要是清中叶以来音训考辨均属上乘的文本，但不能反历史地强调这就是孔孟时代的原典。 翻译过程中也应该参考出土文献的研究成果吧？ 朱维铮：当然应该参考。问题是汉代经书的原型就是当时出现的简牍帛书,多为古文,而用秦汉文字改革之后的“今文”读写，意味着经过筛选才变成传世抄本。如今的出土文献，也许是传世抄本的原型，也许本来是筛选后的弃物。假如将被改编或被否定的某种遗简当作某部经传的原型，可能有孤证不足为据之嫌。比如郭店楚简里有没有思孟学派作品，就值得存疑。郭店楚墓唯一一件与墓主系年相关的器物，铭刻的是“东宫之师”还是“东宫之杯”？学者仍有歧见。如果李零先生所释“东宫之杯”是正确的，那么它的墓主可能并非楚太子师。这位身份不明的墓主，只觉得这是件宝贝而拿来陪葬。据此推定墓葬年代就难以置信。再说用碳十四测算年代的误差是两百年，而孔孟之间不过一百年，怎么能断定那些残简就是孔孟之间的文本呢？郭店简出土情况还比较清楚，可以作为了解思孟学说的某种参考。然而有些炒得很热的战国遗简，尚不知出土时间地点，也不明流失过程，有学者声称其中内容当属《诗》、《书》原型，恐怕问题就更多了。 我相信“二重证据法”，更相信经过严格科学程序检验的考古文物证据。正因为相信科学，我对于单凭今存经传文字矛盾就大加臆断的“疑古”，以及过度强调来历不明的所谓出土文献价值的“信古”，才都会存疑。出土文献很重要，但是得承认现在的科学手段还没有精确到令人难以置疑的地步。 汪德迈先生在“五经”翻译的会议上说在现代文明出现危机的情况下，没有一件比多语种翻译中国的“五经”更紧急的事情，言下之意，似乎中国古文明现在成了救世良药。 朱维铮：汪德迈先生是这次参加会议年龄最长的学者，他的弟子程艾蓝教授是“文革”以后第一个来华跟我研习中国经学史的外国高级进修生。他们对中华文明史都深有造诣。 现在的五经翻译，发起者、策划者和参与者，来自中外不同领域，共同目标是用多种语言重译中国传统的“十三经”。因为是翻译，就决定了域外阅读对象是对中国经史感兴趣的读者而不是专门的研究者。我以为，翻译这些传统经典，可以让域外世界不懂汉语的学者和非学者，能够了解这几百年来中国人所读的经典的面貌，了解近世中国人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包括说话、交往的特点的教化由来，从而了解历史上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经典基础，当然也会注意到这些文本在流传过程中的变形及其历史效应。这是件好事，我很支持，以为有助于增进现代人在全球化氛围中的互相理解。 我的老师周予同先生一直说历史上有真孔子和假孔子，一直说研究后世的假孔子，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历史上的真孔子。直到“文革”中我堕入“牛”群，“无聊才读书”，重读十三经二十五史，始渐悟周师所述中国经学史，否定孔子的思想是中华文明的源头，可谓至理名言。还在抗战中期，傅斯年、顾颉刚秉承蒋介石的意旨，宣称“中华民族只有一个”，抹煞中华民族是历史形成的多民族的复合共同体。当时费孝通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说法，便彰显了学者敢于坚持历史事实的勇气。我们的多民族国家有悠久历史，现在的汉族有复杂的形成过程。北朝隋唐的皇族都是胡汉混血儿；南朝的权贵也无不是中夏与南蛮结合的产物。从晚唐至清末近千年，北方的契丹人、女真人后来都到哪儿去了？他们进入中原地区生活以后都渐渐融入汉族了。蒋介石不承认中国有多民族的现状，但不承认是不行的。中国各民族的语言、风尚、传统、信仰都不一样，只有彼此互相尊重，才能增进中华民族的内在向心力。所以我们讲历史，应该反对华夏中心论，反对大汉族主义，反对任何非历史的民族特殊论。 最近续修《孔子世家谱》的新闻您看了吗？据说现在孔子后裔的数目已经达到了两百万…… 朱维铮：我是研究经学史的，很重视家谱族谱之类史料。以前我常说，如果血亲联系无法证明，那么任何谱系就都难免有伪造的嫌疑。史书上明明白白记载着孔子的嫡系，到他的二十世孙孔融被曹操灭门，就中断了。孔子说过“夷狄之有君也，不如诸夏之无也”。建立金朝的女真权贵痛恨此说，攻打北宋时到曲阜就放火烧了三孔。当时跟随宋高宗南逃的人群里有孔子的族裔，就是迁居浙江衢州的“南孔”。稍后金朝海陵王突然想到要尊孔，就在民间拉出一个人封作衍圣公，于是“北孔”就续起族谱了。这样的历史在蒙元又重演。有历史记载可证。 历史上暴发户认名人当祖宗，屡见不鲜。唐代的三教问题，就是从鲜卑与汉人混血的李唐皇室，认孔子之师老子即李耳当祖宗开始的。认了老子当祖宗以后就有儒教、道教谁先谁后的问题。以后造反起家的朱元璋，当皇帝后要掩饰乞丐出身，也想学唐高祖认个名人当祖宗，于是想到了朱熹，可惜当时学者没有现在“体制内学者”聪明，绕来绕去，如吴晗所说，最后就是有一代怎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