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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曾将上世纪80年代初内地的西学热潮称为“思想上的洋务运动”,而这其中影响最广泛深远的图书,便是商务印书馆延续至今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这也是商务印书馆最为知名的社科学术丛书的品牌,自1982年出版第一辑50种书,到现在已出版十辑400种,是中国自有现代出版以来最重大的学术翻译出版工程。这套丛书所列选的著作都是文明开启以来各个时代、不同民族精神的精华,代表着人类已经到达过的精神境界,开阔了几代读者的视野,滋养了几代学人的情操,曾被赞许为“对我国学术文化有基本建设意义的重大工程”。 近日,商务印书馆特别推出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珍藏本。珍藏本集合1-10辑的绝大多数作品,另选新出版的第11辑的十余种,组成400种图书,整套限量发行。本报今天特别披露这套传世图书编纂背后的故事。 故事1 读者大学派出专车搜购学生甚至抄书阅读 1982年是商务印书馆建馆85周年。在馆庆纪念会上,陈原以茅盾给商务印书馆的题词“维新大业,数出版先驱,堪称巨擘”勉励商务同仁；这一年,商务推出“汉译名著”第一辑50种。此后,1983年出版第二辑50种；1984年出版第三辑50种；1986年出版第四辑50种…… 改革开放伊始,尤其是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10年来文化学术活动的中断,出版上市的书籍远远满足不了读者的需求,因此形成那个时代特有的“书荒”。不少读书人都对那个时代新华书店、各出版社门市部外的买书排队长龙记忆犹新。那时一书既出,常常能发行到10多万册。 1982年,“汉译名著”丛书第一辑刚一面世,立即被一抢而空。丛书的印刷发行量远远满足不了市场的需求。各地新华书店纷纷告急,因为各单位报订的数字远远超过征订数字,往往是书一到店就被抢购一空,“简直盛况空前”。 在各高等院校,一些作为基本教学用书的著作更是广受欢迎,几乎到了一书难求的地步。第一辑出版时,四川大学为培养研究生订了50套。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原理》第一次印13500册,第二次印7000册,都是刚一发行即销售一空。 武汉大学和华中工学院得知《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消息,立刻联合行动,派出专车在全市及郊区各书店搜购此书,购得500本,但仍不敷二校师生的教学需要。 据当时的反馈消息,北大、人大等校图书馆里的这些书往往在书架里被借阅一空。一位复旦大学研究生来信,“我们十分需要你馆出版的《经济学原理》这样的著作,但堂堂复旦大学图书馆只有这部著作(上下卷)一套半,没有办法,我们只好排队轮着读。”有的学生甚至抄书进行阅读。当时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的林尔蔚曾下令,一定要在馆里留下300套完整的丛书以备所需,但由于编辑们实在无法拒绝读者的热情和需求,这些书还是没能被留住。 这套丛书的出版也引起了国外学界的注意。1985年,斯坦福大学政治学教授约翰·刘易斯看到《联邦党人文集》中译本,在与关在汉(《联邦党人文集》的译者,《政治正义论》的校者)交谈后,他认为中国学生读了关译的有关美国政治的著作后,对美国民主的经典著作的了解,可能超过大多数斯坦福大学的在校学生。 后来出版的“汉译名著”丛书,也都产生了不俗的反响和深远的影响。以1995年至1996年的数据为例,黑格尔的《美学》1995年一印就是一万二千套,一年内销售一空；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1996年重印了一万套,仍供不应求；而《君主论》、《人性论》、《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精神分析引论》等都重印过不止一次。而且现在重印最少五千套,高的多达一万五千套…… 故事2 译者朱光潜在废纸堆发现被抄走的《美学》译稿 “汉译学术名著”的很多书,都有着传奇的故事,而其中最传奇的,大概当属朱光潜先生译《美学》的故事。 黑格尔的《美学》煌煌三卷,近110万字,是西方美学史上的一座高峰。早在1958年时,朱光潜先生已经翻译并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黑格尔《美学》的第一卷。之后因受“文革”干扰而中断,第二卷译稿在“抄家”时被抄走。 到“文革”后期,朱先生在北大西语系打扫垃圾时,居然在一个角落的废纸堆里发现了被抄走的黑格尔《美学》第二卷译稿。在朋友的帮助下,朱先生拿回译稿并进行秘密修改。1974年商务印书馆开始恢复业务活动,时任副总编的高崧提出了两个工作办法,一是将多卷本的书补缺,另一是人弃我取。在这一原则下,商务希望把朱光潜所译的黑格尔《美学》列入出版选题。于是派编辑陈兆福,经由看守朱先生的工宣队同意,去看望“反动学术权威”朱光潜。通过巧妙的周旋,终于避开了工宣队的监视,与朱先生洽谈《美学》出版事宜。 朱先生于是接着翻译《美学》第三卷。1981年,《美学》全书三卷四册全部出齐。1980年,这位美学大师在83岁高龄之际,又决心翻译18世纪启蒙运动著名学者维柯的代表作《新科学》,1986年辞世前译完。 在他逝世的前三天,他神志稍许清醒,趁家人不防,竟艰难地沿梯独自悄悄向楼上书房爬去,家人发现急来劝阻,他嗫嚅地说,要赶在死前把《新科学》的注释部分完成。丛书收入了大师这两部杜鹃啼血般译出的著作,也收入了那存亡继绝的一缕学脉。 故事3 编者中大要为商务提供电脑编辑每年一个月读书假 “汉译名著”是一套没有主编,也没有编委会的丛书,但它却是聚全国学术界和翻译界之力量而成就的。解放前老商务的译者和合作者名单中,不乏严复、梁启超、蔡元培、章士钊、蒋梦麟和胡适等文化巨擘,这一定程度上得益于商务形成的领导人和丛书编辑不定期地到各地高校、研究机构走访和座谈的机制。 1984年,编辑人员到广州、长沙、武汉高校的走访中,中山大学副校长夏书章表示,如果商务愿意实行编辑出版工作的现代化,中大可以优先供应他们所生产的电脑。 另一方面,商务的一支编辑队伍,对于出版工程有着重要的意义。在重新建造“文革”后的商务的几年里,陈原设立编辑每年一个月的读书假制度；设置“评书会”,评论近期所出的重要图书……商务至今仍保存着每年的读书假制度这一传统,在读书假之后,要求编辑写出读书报告,并在馆内刊物上进行相互交流学习。 学者说 这是我判断书店品位的标准 有没有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丛书,有多少,是不是完全,在我竟成了判断一家书店品位的一个标准。记得有一次在西安出差,空下来时去逛了城里最大的一家书店,或叫书城,进去以后照例先去商务专柜,一看红皮的,齐刷刷放满了好几架子,而且是需要梯子爬上去的那种高大书架,蔚为壮观。我当时就寻思:西安,毕竟古城嘛,真有文化! 这些年居上海,刚开始听人说上海书城,或专程或顺便时也去了几次,但渐渐觉得不对劲,就懒得去了,大约也是上面讲的“偏见”在作怪了。好在上海书城的斜对面还有一家商务印书馆的专卖店,极可怜的小门面,内容是好的,形象寒碜了些,仿佛是在告诉人们:学术在上海,被闹猛的商业挤压得不行了。 ——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孙周兴 网友说 封面颜色分类暗合中国传统 对大多数30岁以上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汉译名著”是一个铭心刻骨的名字。它意味着一个启蒙时代的开端,充满雄心,满溢理想,让众多重量级的异域智者在中国复活,进而引导因身处思想匮乏的社会而彷徨于无地的人们走上光亮之路。 在我看来,“汉译名著”的最大价值有二:一是象征性的,它让有求知欲的人感到可以触碰“迄今为止人类已经达到过的精神世界”,进而感觉自己能够成为地道的读书人———只要把这些书都看完；另一个则是实用性的,它第一次构建了大模样的西学译库,桔色是哲学,绿色是政法,蓝色是经济,黄色是历史,读者得以勾绘自己的研阅坐标。此种以封面颜色分类的做法,也暗合中国传统。《四库全书》即以函套颜色划分,经部浅绿,史部红色,子部浅蓝,集部灰色。 以今日的眼光看,“汉译名著”虽已接近经典(选目较经典、多数译文较经典),但仍有不少可提高之处,譬如有些书为节译本(如《罗马帝国衰亡史》),有些书并非译自原著而是转译(如《摩奴法典》),还有些书存在擅改原文或错译的地方,另一些书在出版前言或译序中存在旧意识形态的套话(如称斯宾诺莎是“伟大哲学家、唯物主义者和战斗的无神论者”)。此外,尚有不少经典之作未能入选(如《上帝之城》)。 ——摘自网友“四一”网易读书博客 南方日报记者 蒲荔子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