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政治哲学家撰文认为儒家的复兴将改变中国的政治和社会。 去年秋天,在孔子诞辰(九月二十八日)暨国际孔子文化节前一天晚上,我参观了中国二千个孔庙中的几个。其中圣人家乡曲阜的孔庙是气势恢弘的宫殿式建筑,被看作中国古代建筑三大代表之一。和当地人交流中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不是他们如何尊敬这个古代哲学家,而是他的教导在超级资本主义中国是多么具有现实意义。 政治哲学家贝淡宁的新著《中国新儒家》探讨的话题就是儒家的复兴,该书观点新颖、一针见血,同时夹杂让人吃惊的个人生活的探讨。贝淡宁是自“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个受聘在北京著名的清华大学讲授人文科学的外国人,是这个国家的少数西方教授之一。他具有外人和自己人的独特视角。他的书把扎根于自我审视的儒家道德以及道德社会秩序的复兴和中国政治结构发生的变化结合起来。本书同时也描述了作者本人的自我发现历程,因为他热情拥抱儒家规范的核心内容,努力实现作为老师、父亲、丈夫、和长期在中国居住的外国人的“好生活”。 儒学复兴的迹象随处可见:中学和大学儒家经典课程的大发展、“儒学研讨会和书籍的大爆发”。比如,于丹自我帮助性的书《论语心得》(2006)销售量超过一千万册,引起文学界的关注,贝淡宁开玩笑说它比自毛泽东的红宝书以来的任何书籍都更受欢迎。儒家建筑工程也在增加,到了二〇〇七年中期,中国已经在三十六个国家开办了一百四十所作为中国语言和文化中心的孔子学院。 贝淡宁的书是从发表在《异议者》杂志上的系列文章扩充而成,文笔轻松,亲切随意,不时插入孔子的格言警句。(“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贝淡宁集中讨论了一些例子,比如对待卡拉OK歌厅妓女的人道主义态度、努力驯服民族主义、奥运会前改善体育道德,平衡雇主和一亿两千万民工的关系等,证明公元前六世纪的哲学家是帮助现代中国对付复杂难题的更有用的导师。共产党官员的考核是以他们是否孝顺父母、履行家庭责任等儒家道德为评价标准。(许多人把头发染成黑色也是因为孟子教导人们白发老者是不应该工作的。) 贝淡宁戳穿了把这些看作专制主义思想控制的俗套说法,鼓励读者避免使用西方价值观也就是不要用民主和人权等概念来评价中国。他写到“没有理由期待中国在和其他国家打交道的时候可能或者应该采用同样的道德和政治优先顺序。”孔子教导说政府的首要责任是确保人民基本的生存需要,只有在解决了基本生存条件后才能谈论个人权利问题。贝淡宁认为“为了让人们富裕起来不惜牺牲某些权利的观点在中国并非引起非常大争议的问题。如果这和自由民主理论发生冲突,问题或许在自由民主理论本身。” 贝淡宁的这本书的核心是他对儒学复兴长期影响的预测。毛时代的中国采取了法家的政策(“富国强兵”和“赏罚分明”)来帮助恢复其全球大国地位。毛派的马克思主义成功的一个理由是它融合了儒家自我批评的因素,强调“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但是随着贫富差距拉大,诸如西藏风波之类社会正义问题威胁共产党的思想体系,“新左派”知识分子设想用儒家社会主义共和国之类内容替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贝淡宁注意到中国追求经济发展的动力或许刺激政治上的控制,但是“几乎没有任何人真正相信马克思主义应该是思考中国政治未来的指导原则。”下来是什么呢?“在未来几十年中国共产党被贴上“中国儒教党”的标签并不完全是天方夜谭。” 本书不是没有任何错误。作者倾向于天马行空地讨论问题,也没有能提供儒家教导产生的历史影响的基本背景知识,但是贝淡宁用生动活泼、思想新颖的章节,比如现代孔子和“留学美国的中国自由派思想家”之间苏格拉底式的对话辩论精英统治的优劣。在题目为“战争、和平和中国的软实力”具有深远洞察力的一章中,贝淡宁探讨了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之一孟子的教导。孟子认为只有道德上正义的战争才能得到宽恕的思想至今仍然影响着中国温和的外交政策。他写到“儒家关于正义和非正义战争的思想仍然有潜力限制中国海外帝国冒险的冲动。”作者在书中不断提到美国在伊拉克的溃败让人很清楚地意识到他的目标读者是哪些人。 迈克尔·莱文森 著 吴万伟 译 译自:“China's New Confucianism' by Daniel A. Bell” By Michael Levitin 作者简介: 迈克尔·莱文森(Michael Levitin)是驻柏林的自由记者。 本文讨论的书: China's New Confucianism:Politics and Everyday Life in a Changing Society by Daniel A. Bell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58 pp., $26.95 贝淡宁著《中国新儒家:变化的社会中的政治和日常生活》(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译者注:中文版即将由上海三联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