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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还是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孰优孰劣的纠结。余英时先生说，他在担任新亚校长和中文大学副校长的时候，正处于风暴的中心，如果没有那两年的经历，他自己对于“历史”可能没有像今天那么了解。 至于儒家，余英时认为其核心思想在当代只可能在个人的修身养性方面发挥作用，而不可能开出现代社会的各种制度。他说自己是一个历史学家，对儒家思想有同情的了解，但不是儒家——连钱穆先生那样的儒家也不是。和我们同行的卢风教授非常认同余英时先生的说法，梁涛则对牟宗三等设想的“内圣开出外王”的思路深具信心，而王先生则关注于经典当中的重复、自相矛盾、不近人情之处如何处理，他认为中国的出路还是在于施行“礼治”。我们在往返的途中也对这些问题热烈讨论。我自己认为，分家分派是研究者的权宜之计，不必拘泥，自我标榜为“新某家”，于事无补。况且，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学派，都曾经是“新”的，如今也都“旧”了，不能回答时代提出的新课题，而只是打出什么“新旗帜”，或者发表什么“新宣言”，其实都是非常陈旧的伎俩。 关于学术研究 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克鲁格奖，正在引起新一轮的“余学热”。余英时说，获奖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学术研究是为了得奖，那会非常糟糕，但是，克鲁格奖可以看作是对中国文化和历史研究的一个肯定。他告诫我们说，学术研究不是讨巧的事，不要好高骛远。余英时先生的态度，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只问耕耘，不问收获”的心态。我突然想起钱穆先生有一个很“不合时宜”的看法，他认为农业社会是人类最好的社会形态。我现在非常认同，而且觉得从事人文学科的研究，最类似农民的工作——最重要的要有自己的一亩三分地，春种秋收，首先安顿自家的性命，自给自足，谈何容易！（中国和美国的差距，在工业的方面大概可以比较快地弥补，但是在农业方面，我比较悲观，在美国到处是“田园风光”，中国到处是建筑工地） 聊天中，自然不免谈起知识分子关心的国家和民族的现状和未来。余英时先生说他很反感“知识分子”这种称呼，和“分子”有关的，都是贬义词。他更愿意使用“知识人”的说法。他说知识人不要觉得高人一等，目前的知识人的待遇，其实是其他社会人士奋力抗争的结果，所以要对他们保持尊敬。但是，知识人也不要小看自己，只要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将来会有很大的作用。也不一定要和外部环境水火不容。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走好自己的独木桥，给家人安定的生活，就是很了不起的事情。 余英时先生和夫人开车来接我们，他们夫妇精神矍铄，和我们聊天，兴致很高。可以领略到他们学身互润，中西汇通的高明和热爱生活、善待后辈的平实。但是，当初余英时先生投师钱穆先生门下时，新亚书院在香港几无立锥之地。再后来到哈佛读研究生，也是花了大的力气克服语言的障碍。现在看来，余英时先生走出了令人称羡的阳关道，但是，在起步的阶段，也是面对无人问津的独木桥。更加可贵的是，他此后的每一项研究都是独辟蹊径，不依不傍。我们今日的处境，其实改善很多，但是，功名利禄的诱惑无处不在，“半途而废”的危险实可警惕。清儒凌廷堪有言，学术之变迁，“当其将盛也，一二豪杰振而兴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