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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华民族的意义问题提出了两个概念，值得我们深而思之。第一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第二个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 所谓“根基”，是就民族当下的存身根据而言；所谓“命脉”，是就其对于中华民族生命续延的意义而言的。中华传统文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包括了一切具有文化属性的传统，而优秀传统文化，则是经过学术净化处理的传统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学术的“国学”，便是优秀传统文化的载体，故一度又称“国学”为“国粹”。今民间“国学热”的兴起，所倡导的正是中华优秀文化传统。这优秀文化传统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没有这个经典文化体系，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民族，其“精神命脉”及“根基”的意义便在于此。 不妨我们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何以今日唯我中华独存？其原因便在于我们有孔子，有孔子建立的这个经典文化体系。要知道孔子时代的书写工具，主要是竹简。参照郭店楚简，编辑一部38000余字的《诗经》，如依简本《老子》的书写格式，最少需要1600多支竹简。若要编辑、整理《五经》，最少也需要十几万支竹简。这是一项多么浩大的工程！这工程，既没有稿酬，又没有政府支持，还要付出巨大的财力物力。一生受尽颠簸之苦的老人，垂暮之年何以要做此没有任何经济效益的工作呢？原因就在于孔子有一个巨大的信念，这就是“保护命脉，承传文明”。 经过千百年历史积累的华夏文明，到周朝发展为一种高度的文明形态，这就是被孔子称作“郁郁乎文哉”的礼乐文明制度。但这种高度发达的文明形态，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遇到了中断的危机。这危机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华夏集团内部的礼崩乐坏，二是四夷野蛮文化的冲击。 春秋时代的中原诸国，本当是千百年积累而成的华夏文明成果的继承者，然而随着周天子的失统，原先维系社会秩序的礼乐制度开始崩溃，文王、周公所倡导的以道义为核心的价值体系，失去了其权威性。居于社会主导地位的贵族们更看重的是实际利益，所追求的是更高一级的享受。因此僭越行为无处不在。卫州吁弑其君完，宋人弑其君杵臼，赵穿弑其君夷皋，楚世子商臣弑其父頵，蔡太子般弑其父固……臣弑君、子弑父的非人道行为频频发生。即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鲁季氏本为大夫，却以天子的派头，八佾舞于庭；《雍》本是天子彻祭用的乐，而鲁仲孙、叔孙、季孙三家都在抢着用；屏风本是国君府上才有的建置，现在大夫家如管仲也有了……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成为当时最普遍的现象。这一切的越规行为，都是对传统礼乐文明的破坏性冲击。 其次，四夷交侵，更使华夏出现中断之危。孔子在其大著《春秋》一书中，曾以惊惧之笔记录了“春秋四夷交侵史”。《公羊传·僖公四年》曰：“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晋江统《徙戎论》亦曰：“春秋时，义渠、大荔居秦晋之域，陆浑、阴戎处伊洛之间，鄋瞒之属害及济东，侵入齐宋，陵虐邢卫。南夷与北狄交侵，中国不绝若线。”（《晋书》卷五十六，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530页） 面对这一现实，以承传文明为己任的孔子，为挽救千古文明成果于不坠，罄其力以整理尧舜以来代表文化正脉的文化典籍，建立了五经经典文化体系，并在儒家学派内世代相传。正是这个经典文化体系，成了中华民族赖以存在的命脉与根基。在汉代，这一文化体系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为全民族所接受。由此以降，无论哪个民族，要想在中原建立政权，被中国人所接受，就必须首先接受这个经典文化体系。匈奴人、鲜卑人、金人、蒙古人、满族人，无一不是如此。元儒郝经曾言：“能行中国之道，则中国之主也。”（《陵川集》卷三十七《与宋国两淮制置使书》）“中国之道”就是指五经所承载的中国文化之道。这些民族接受了“中国之道”，自己的文化却作为某些元素融入了中国文化系统中。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华民族不是一个血统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这文化的核心便是孔子所建立的经典文化体系。 作为民族精神命脉与根基的这个文化体系，有种绝大的胸襟和远识，保证了其永不枯竭的生命活力，和创造人类和平生活的功能。第一，它的立足点，不在一个集团、民族或国家的利益，而在超越于具体利益之上的天下道义，因而有一种绝大的包容精神，能够将各种不同民族的文化容于其中。在《尚书》中所记载的汤武革命，就非常能说明问题。夏和商是两个不同民族的国家政权，当成汤领导的军队打到夏都之郊时，夏人不是拿起武器保护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政权，而是帮助成汤推翻了夏政权，以“徯我后”（《尚书·太甲中》）的热情欢迎成汤。周与商也是两个不同的民族政权，当武王伐纣时，商人“前徒倒戈”（《尚书·武成》），历史演出了与夏商易代时相同的剧情。这反映了在这种文化中，道义高于民族及国家利益。不同血缘的民族，只要接受以道义为核心价值观的文化体系，血统的差异则可被忽视。韩愈《原道》说：“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显然夷、夏之分主要在文化上，而不在血统上。像中古时期来华的五胡，隋唐时期从中亚来到中原的十多个小国，唐之后留在中土的突厥人、契丹人等，大多改汉姓而融入了汉族大家庭。正是这种文化的包容精神与道义原则，成就了汉族之大。 这种文化永远关注的是长远利益，而不是一时一地的得失，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为万世开太平”。这里体现的是一种大智慧，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大智慧，因而无论是在科学技术上，还是在民族矛盾的处理上（如汉族政权的数次灭亡），都表现出了不为眼下利益所遮蔽的远见卓识。如在汉元帝时，中国人发明了温室培养蔬菜的技术，冬天可以吃到新鲜蔬菜。但不久便禁止了。理由是：“不时之物，有伤于人。”（《汉书·循吏传》）现在科学研究也证明，反季节蔬菜，会导致癌症发病率的上升。西汉后期，人们为了发横财，乱行开采矿产。贡禹给皇帝上书，要求力禁，理由是：“地臧空虚，不能含气出云，斩伐林木，亡有时禁。水旱之灾，未必不由此也。”（《汉书·贡禹传》）这里所强调的则是生态保护问题。明朝晚期，有人制造出了一次可发射28个弹丸的火枪，这可以说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武器了。但是发明者却“夜梦神诃曰：上帝好生，如使此器流布人间，子孙无噍类矣。乃惧而止”（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这里无不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远识和智慧。这种智慧在告诉人们：人类的幸福在道义坚持中，在和谐、有序中，而不是在眼下利益的占有和武备竞争中。目前西方文化所指引的人类以利益最大化为目标的竞争发展之路，乃是一条以牺牲长远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为代价的不归之路。 因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中华民族的命脉与根基，也是人类继续生存的希望。（作者单位：山西大学文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