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但这个问题太困难了，不太好做。 不同文化可以共存 在“真、善、美”这个问题后，由于亨廷顿提出“文明冲突论”，我就暂时放下哲学问题的研究，转而考虑文化问题。从中国传统文化这个角度考虑，我认为可以提出与他相对应的命题来，因此我提出了“文明共存”的观点。不同的文化为什么能“共存”？我们与印度有个非常好的例子，佛教是1世纪传入中国的，并没有因为思想文化的原因，与中国文化发生严重的冲突。中印两种文化在接触时没有打过仗，而且往往是形成互补的格局，所以中国传统哲学讲文明是可以共存的。从唐朝开始，儒释道三家都提倡三教归一，三教是可以形成一个统一的局面，所以我提出一个与亨廷顿相对立的“文明共存论”。因此，1993年以后，我研究文化问题，特别是针对西方“文明冲突论”来做这个问题。 另外关于中国哲学本身我还提出了中国现代哲学的三个接着讲的问题，这是在1998、1999年。因为中国哲学要发展，不能照着讲，要接着讲。这个接着讲的问题是冯友兰先生首先提出的。他认为他的新理学不是照着宋明理学讲，而是接着宋明理学讲，那么我们现在面临的局势是，中国哲学要发展的不仅是接着宋明理学讲，而且至少有三个向度。一个是接着中国传统哲学讲，包括宋明理学；二是要接着马克思主义讲，因为马克思主义毕竟是来自西方的，我们要接着讲，把他中国化，就像我们把印度佛教中国化一样；第三个就是接着西方哲学讲，这一点也不是不可能的。 中国有悠久、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 从20世纪末以来，我主要讨论了三个问题。一是创建中国解释学的问题，这是在北京大学成立100周年时提出来的，为什么提出这个问题？因为西方解释学已经成为一种颇有影响的思潮，不仅用来解释哲学，文学、社会学甚至艺术学都可以用解释学来解释。那么中国有没有自己的解释学？我认为虽然还没有真正的解释学，但却有长久而丰富的经典解释传统。西方解释学成为真正解释学，也是在19世纪末由施莱尔马赫、狄尔泰他们完成的，当然解释经典的传统在西方也是很早的，主要是解释《圣经》。中国虽然没有系统的解释学，在历史上还没有成为独立、系统的学科，但解释经典的历史是很长的。比如《左传》解释《春秋》，那是在公元前300多年前甚至在前400年，这比西方解释《圣经》要早；《易传》解释《易经》，那是在公元前300年，也很早；对老子《道德经》的解释也是在公元前200多年开始的。所以我们有解释经典的历史传统，但没有形成独立的学科，没有把它形成解释哲学体系。那我们能不能根据中国材料，参照西方解释学，来形成独特的中国解释学？如今，山东大学的《中国诠释学》已经出了6集，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为此写了5篇文章讨论这个问题。 中国文化必须在坚持自身文化的主体性中“复兴” 我大概是1999年在费孝通主持的一次会上提出“新轴心时代”这一想法的，西方学者稍早一点已提出了这一问题。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认为公元前2500年前后，在古希腊、印度、中国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