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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国学本是北方文化的产物，也是以北方与中原为中心的中国传统社会、文化与学术的独特反映与表现形态。但早在春秋时代就传播到江南地区，并历史地形成了具有独特学理内涵与精神性格的江南话语谱系。在以后漫长的中国思想与文化史上，日益成熟的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产生了重要影响，有力地促使了中国传统学术的知识增殖与价值多元化，同时，以经济与文教发达的古代江南社会为中心与根据地，江南国学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从江南文化角度关注国学，既显示出国学存在方式的多样性，进一步开拓了研究的学术空间，同时也可以使我们的理解在内容上更加丰富，在细节上更加真实与生动。有鉴于此，我们邀请相关专家就此进行对话，并希望能有更多关心国学及其现代化问题的同仁予以关注、参与和批评指正。 刘士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十几年前，在哲学上以不同于康德、黑格尔的尼采、海德格尔为代表，在文学上以不同于雪莱、拜伦的荷尔德林等人的诗歌为代表，“诗哲”一词开始流行，当时的很多人把他们看作“诗与思的对话”的典范。其实这是有很大问题的，西方人的理性过于成熟，和诗对话起来总是隔着几层，特别是这种对话有明显的宗教旨向，因而我更倾向于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思”与另一种“思”的对话。在研究中国诗性文化时，我开始有意推崇“诗与思的中国对话”，它的中介是自然，没有宗教与神的压迫感。如孔子向往的“齐鲁春风”，庄子展示的“南华秋水”，与海德格尔讲的“死”、“操心”，与荷尔德林在黑夜中的流浪很不相同。再后来，我还发现更好的对话在江南诗性文化中，与北方相比，江南的诗性少了一些伦理束缚，多了几分感性的温存与亲切。江南国学是在江南诗性文化土壤中自然开放的花朵。它是学问，但更是诗。 姜晓云(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维柯有一个基本的思想，一种东西的本性就是它的起源。从文化起源上看，江南文化就有刘先生指出的这种“自然生发”的诗性特点。史初的江南经济地理环境比较特别，一方面自然条件比较优越，从个体生存的小生态环境来看，这个地区“地势饶食”，易于为生，以至使人产生了一种对自然环境的自然顺应感和深度倚赖感，“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自然诗性思想的悄然滋生，应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从群体生存的大生态环境来看，诚如童恩正先生所言，江南地区由于山、河、林、沼等自然的分割与障碍，人们只能在河谷或湖泊周围的平原上发展自己的文化，从而形成了一个一个自然独立的“文化龛”。在这种自足、闲暇、松散、少争的自然生发状态之中，伦理的教诲让位于审美的观照。江南文化所呈现出与北方文化中“百川东到海”式的大一统场面明显不同。可以这么说，史初江南文化具有的这种自然诗性，是江南文化的思想内核，也是其今后与北方文化进行“诗与思”对话的“本钱”。在南、北文化的不断对话与融合中，江南国学形成并日渐繁盛。 查清华(上海师范大学教授)：从源头上看，江南国学的独立成型当始于先秦时期。梁启超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将先秦学派分为南北，南派以老子、庄子(包括列子)、杨朱及其门徒为正宗，以许行、屈原为支流。地理环境的差异决定南北民族的生活方式和人生态度，由此形成南北学派的不同特色：“北地苦寒硗瘠，谋生不易，其民族消磨精神日力以奔走衣食、维持社会，犹恐不给，无余裕以驰骛于玄妙之哲理，故其学术思想，常务实际，切人事，贵力行，重经验，而修身齐家治国利群之道术，最发达焉。……则古昔，称先王；内其国，外夷狄；重礼文，系亲爱；守法律，畏天命：此北学之精神也。南地则反是。其气候和，其土地饶，其谋生易，其民族不必惟一身一家之饱暖是忧，故常达官于世界以外。初而轻世，既而玩世，既而厌世。不屑屑于实际，故不重礼法；不拘拘于经验，故不崇先王。……探玄理，出世界；齐物我，平阶级；轻私爱，厌繁文；明自然，顺本性：此南学之精神也。”这些概括相当精辟，不但在古代中国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即在今天仍然可见南北文化精神的种种差异。 刘士林：自然环境对精神生产的影响一直受到关注。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谈到意大利时，就特别强调南北意大利人在性格与审美上有很大的区别。国学是北方与中原文化的产物，但自春秋时代传播到江南以后，受江南特殊的自然条件、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影响，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形成了独特的性格与谱系。以后，江南国学不仅对北方儒学系统有重要影响，也影响了中国传统社会的生活方式与精神文化生态。但以往的正面研究很少，从属于江南区域经济、宗教、社会史、文学艺术研究，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 查清华：就文学而言，自然环境对文学生产的影响就特别值得关注。丹纳的自然环境理论对我们很有启发，刘师培在《南北文学不同论》中亦论及自然环境对我国南北文学生产的影响：“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著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指出江南抒情文学发达的一大关键。地理因素又会影响区域社会政治和经济文化，从而作用于精神生产。这一层丹纳在实证分析欧洲文艺时未能推及，不免有自然环境决定论之嫌。而梁启超《中国地理大势论》就关注到“四围社会之影响”：“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吴楚多放诞纤丽之文，自古然矣。自唐以前，于诗于文于赋，皆南北各为家数：长城饮马，河梁携手，北人之气概也；江南草长，洞庭始波，南人之情怀也。散文之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者，北人为优；骈文之镂云刻月善移我情者，南人为优。盖文章根于性灵，其受四围社会之影响特甚焉。” 姜晓云：我在搜集相关研究资料时，也发现在江南国学历史发展进程中，很少见到高高在上的、一本正经的圣人圣师，也很少看到被奉为圭臬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思想和经典，却可以经常看到许多自然通达、博学清言的学者。记得冯友兰先生在讲述两晋时期不同思想流派的学者相聚时，往往从事所谓的“清谈”；而当谈到精妙处，即“非非”处时，往往相视无言而会心微笑。我想，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美妙的学术交流方式，充满着诗意，与北方伦理化了的教诲方式显著不同。可能正是 (责任编辑：admin) |